陶寺是尧的都城临汾是最早“中国”
——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专家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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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中华文明起源，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从依据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开始算起；国内学者认为从“禹传子家天下”开始，距今约四千年前……众说纷纭。中华文明5000年有何佐证？“诸夏，中国也”。古代文献记载的最早“中国”在哪里？纷争之中，“尧都何在”的千年悬案，锁定在哪里？4月15日—16日，在省委宣传部、临汾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北京联合大学等全国知名科研院校22位专家学者，聚焦临汾，亲临陶寺，畅所欲言，形成共识：陶寺是尧的都城，临汾是最早的“中国”。“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现将部分权威专家学者研讨会上的论述进行整理，摘要刊发，以飨读者。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负责人）观点提示：“尧都平阳”正在为不断获得的考古资料所逐渐证实，陶寺就是尧的都城；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是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历程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的重中之重
研讨会主题立意高远。
本次研讨会主题不仅是探讨尧文化，而且与德廉思想紧密结合，充分体现了研究尧文化的时代性，与当代倡导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赋予了尧文化新的内涵，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尧都探索薪火相传。我们通过几位老先生和亲历者的发言，至少从1978年开始发掘算起，陶寺遗址的发掘已将近40个年头了，经过考古学家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尤其是考古界老前辈苏秉琦先生的深入研究，对陶寺遗址的发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此，我们对这些考古先贤先辈们表示深切的缅怀和崇高的敬仰。
尧都平阳既成定论。尧都平阳或者说是陶寺遗址的性质为不断获得的新考古资料所逐渐证实，现在我认为尧都平阳陶寺作为尧的都城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应该说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共识。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当然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更好的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让它的说服力更加地增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一系列证据链正在证明尧都平阳，时代、时间、空间，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当然还辅以其他的一些民俗的证据、当地的地名、后代的历史文献记载等。至少从宣传的角度讲，陶寺作为尧的都城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我们知道二里头遗址，实际上也没有发现文字的证明，如果说从内涵的角度，陶寺遗址至今发现的一系列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是更有力的。
陶寺都邑文明实证。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早期文明阶段，应该说通过了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取得了关键性的证据。都城城墙、宫城、宫殿、大型的王的墓葬、天文设施等，尤其是反映的礼仪制度，已经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王权，而且不断强化。所以说这些方面让我们有信心、有把握地宣称陶寺遗址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它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距今4300年左右，比夏代后期的二里头遗址早了500-600年左右，是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的重要支点，这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把陶寺遗址作为项目的重中之重的原因，并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多学科的结合，使我们对陶寺遗址的文化内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尧都不仅是临汾的、也是山西的，更应该是全国的。陶寺遗址是中国、最起码是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定进入早期文明的一个最早的都邑性遗址。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陶寺文化内涵的全面揭示，让我们从中国的实际资料当中归纳出进入早期文明的一系列实证。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专业化、社会的分化、王权的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礼仪制度的形成等。包括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所反映的王对相当区域内劳动力的调配，当然也包括传统的三要素：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地拥有所有的文明要素和标志。
加大宣传力度。希望能通过这次研讨会，掀起尧文化宣传的高潮。可以以陶寺宫城的发现为契机，大张旗鼓地宣传。最起码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而且进入了早期文明的阶段。此外，陶寺遗址所反映的尧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在我们国家很多区域也有区域性的文明，甚至也有比陶寺遗址更早的，五千年甚至比五千年更早一点。但是那些区域的文明由于各种各样原因衰落了，唯独以陶寺为代表的中原华夏文明延续至今。如果用河流来形容的话，它是一个主流，在它奔腾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支流汇入，百川归海。中华文明走的是多元一体的过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一体是关键，这个一体是以什么为基础？就是以华夏集团的文化为基础，具体来说尧文化是重要的源头。
在加强宣传力度方面，我觉得也可以有些具体措施，比如说文化产品，以尧都尧文化为内容的动画片、歌舞剧等等。再就是通俗读物、系列电视纪录片包括乡土教材，首先从山西的乡土教材做起，完全可以推向全国。另一方面，建议建立一个尧文化博物馆，另外还应建立陶寺遗址博物馆，或者是国家遗址公园，遗址的发现成果可以通过声、光、电多种手段再现，包括观象台完全可以再现成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甚至可以再现当时的一些人物形象等，这方面大有可为。
陶寺就是尧都值得我们骄傲
李伯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参与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工作观点提示：陶寺遗址代表的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第一个王国。是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模式的代表。陶寺就是尧都，就是文献记载的尧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的三个阶段和两种模式所谓三个阶段，这是苏秉琦先生最早提出来的：中国古代文明经过了古国、邦国、帝国三个阶段。后来很多学者研究把它归纳为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名称叫得可能有些不太一样，但是基本的内涵是一样的。距今六千年前后，中国由原始平等的部落社会，开始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文明因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社会复杂化到了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古国。所以，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讲法，就是立足于氏族之上的高于氏族的一个政治实体。古国阶段，首先，社会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层，就是有了贫富的分化。其中的个人，比如说氏族长，他的阶级地位提高了，所以他个人的权力也开始凸显出来了。这个时期，农业、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然后，又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开始进入到王国阶段，王国阶段显然是比古国阶段又进了一步。军权与王权的结合更加突出。经过王国阶段漫长的发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进入帝国阶段。帝国阶段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制度，还有一系列的官僚体系，管理国家治理国家的系统。中国这么大，我们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新石器时代就可以看得出，它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当进入古国阶段，下一步向王国迈进的时候，不同的地区是有差别的，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区文明起源以后向前发展的时候出现两种不同的模式。这就是以东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杭州的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崇尚神权的这样一种模式。与它们基本同时的是河南、陕西以及山西南部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这种模式是崇尚军权和王权的。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两种模式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崇尚神权的垮掉了，崇尚军权和王权的，延续了下来。所以我说中国文化没有断，是以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到“夏商周”一直延续下来。这是没有断的，而有些地区就断了。断了并不是说就不存在了，而是逐步纳入到中原文化的这个系统当中来了，这才是它的真实面貌。有关陶寺的几个问题第一，陶寺是处在哪个阶段？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这些遗存，它呈现出来的面貌已经超越了古国阶段的特征，进入了王国阶段。所以我说，陶寺遗址代表的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第一个王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新密举行的第一次聚落形态研讨会上，我曾经有一个发言，讲到怎样判断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的标准，我提了十条标准。这十条中，很多都是从陶寺总结出来的，比如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大型礼仪建筑观象台等等，文字的出现、铜器的出现，大型的仓储设施、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高规格的墓葬等等，都是从陶寺遗址总结出来的。所以，陶寺是进入“王国阶段”中原地区第一个出现的王国。第二，陶寺采取了哪一种模式？陶寺是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最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的模式。ⅡM22的贵族大墓中，（棺椁）两边竖立六把玉鉞，玉鉞就是砍头的兵器，把儿朝上，头朝下，这是军权的象征。军权一转就是王权。甲骨文中的“玉”字就是从“玉鉞”象形慢慢变化成“王”字的，玉鉞是王权的象征。所以，陶寺是最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的代表。第三，陶寺的主人是谁？我同意很多先生的观点，陶寺就是尧都。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传说史学当中的“尧舜禹”的“尧”，他的根据地、他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在平阳一带，指今天临汾一带。陶寺考古研究与尧都的关系，最初可能信的人不多，慢慢信的人就多了。陶寺发现的“观象台”，证明了《尧典》中讲到的尧让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立法，来推进和指导农业的发展，与陶寺观象台能够对应上去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研究必须要走出野外，也要走出书本，走向人民群众。我们大家有责任把研讨会成果宣传到家家户户，要让男女老少知道尧的都城就在这儿。我们作为他的后人，有责任宣扬尧文化。这对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非常有用。总结一句，陶寺就是尧都，值得我们骄傲。
陶寺都邑遗址属于帝尧的都城
王震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观点提示：陶寺遗址时间、空间上与帝尧时代一致，出土龙盘反映了文献中唐尧文化传统中的龙图腾崇拜，考古成果强有力说明，陶寺都邑是阶级社会的都城，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都邑邦国文明发展水平，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遗址属于帝尧的都城?首先，在空间上，即在地望上，唐尧最后定都于平阳，而这与陶寺遗址所在的地域是一致的。其次，在时代上，尧舜所处的时代是夏代之前、紧接夏代的一个时代。从文献推算，夏代开始的年代约是在公元前2040年或公元前2024年左右。尧舜禹时代就应在公元前2040年之前的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的范围内。陶寺遗址被分为早、中、晚三期，作为都邑的时间是在其早期和中期。陶寺遗址早期至中期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或公元前2400—前2100年，这一数据大体与尧舜时的年代范围是一致的。文献中有关唐尧文化传统中的龙图腾崇拜。在陶寺的考古发现中，陶寺几座顶级大墓出土有彩绘龙盘，就是最突出的龙崇拜现象。陶寺修筑有城墙，都城的规模庞大，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在陶寺城内建有宫殿、观象台，还有阶级分化非常明显的墓葬。在城区的区划上，有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住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天文建筑和祭祀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区分，反映出社会复杂化程度已经很高。大规模筑城和大型宫殿的修建，同时伴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说明陶寺城邑内的社会权力，既具有公众性，也具有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强制性。陶寺城邑还展现出制陶、制玉、铜器冶炼等手工业技术水平和分工，也可以看到文字的使用。这些以及墓地墓葬所反映的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和观象授时的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都强有力地说明陶寺城邑是阶级社会的都城，它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都邑邦国的文明发展水平。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推定为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遗址属于帝尧的都城。这样，我们对陶寺遗址都邑性质的分析，也就适用于帝尧陶唐氏；陶寺与文献中的尧文化可以相互补充、阐发。目前，有条件将考古与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遗址，陶寺是不可多得的一例，通过这种结合，可以在考古学上对尧、舜、禹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作一个很好的说明。
陶寺是最初的“中国”陶寺是尧都平阳
?何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观点提示：陶寺中期王墓出土圭尺，其地中刻度，从物证的角度说明最初“中国”的含义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陶寺是最初的“中国”。陶寺是“尧都平阳”。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中国历史上有两大至关重要的历史悬案，一个是何以“中国”？另一个是尧都何在？或者说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个传说时代，是不是信史？这两大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是挥之不去的，作为临汾人更不可回避。这两个话题的破解在陶寺遗址当中都可以进行考古阐发。首先谈的一个话题，什么是“中国”？“中国”这个概念最初它是怎么构成的？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中国”应该由两个概念构成，第一个“地中”概念的出现，第二个概念“国”。国，不是狭义的城池概念，而是一个国家，国家社会形态。这两个概念全回答了，才能构成什么是中国。而另一个问题尧都何在如何破题。文献没有确凿无疑地记载尧都在今天何地。《水经注》言“尧都平阳”，传说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尧都地点还有其他含糊的文献记载，众说纷纭。考古探索成为寻找尧都的唯一可行的方法。而尧都考古破题的方法是尧都的考古侦探。从考古发掘与研究确定遗址的都城性质。将相关考古资料与尧都相关文献记载系统地对比，多角度考古证据指证尧都，综合结果得出结论。恰恰在龙山时代晚期，临汾地区发现龙山时代晚期超大型遗址——陶寺遗址。我们对其进行都城考古研究，以探索其都城功能和早期国家社会性质。探索一个社会是否是早期国家，首先从其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中心——都城入手。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遗址标准有：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国库）、普通居民区。陶寺都城遗址考古探索陶寺早期城址大约20余万平方米，由宫城及其南部的、下层贵族居住的外城构成。其发展完备时，已经初步具备了双城制都城模式。陶寺中期城址280万平方米，此时成为典型的“回”字形双城制都城。都城功能区划齐备且明确，宫城居城中偏北，东南小城为中期王陵区和郊天祭日的祭祀区（观象台及其附属建筑），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泽中方丘”及其附属建设。工官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被设置在城内东南部。大约从事农业的普通居民区设置在城内西北部。大型仓储区位于宫城外侧东部。陶寺宫城有大小基址十余座，最大一座基址面积约8000平方米。陶寺观象祭祀台构成地平历观测系统，这套系统可以通过观测太阳塔儿山山脊线上日出，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陶寺中期王墓出土圭尺，其地中刻度，从物证的角度说明最初“中国”的含义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尧都的考古指证1.陶寺遗址出土文字自证。陶寺朱书扁壶“文尧”二字，是陶寺城址为尧都平阳的文字自证。2.《尚书·尧典》系统对比。以陶寺遗址地中所立中表为基点，测量寻找陶寺文化所处欧亚的东西南北“四表”，可用先秦文献所记载的四海之内地广数据验证这四表点的存在；《尧典》记载：“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在陶寺观象台地平历中得到验证。“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是典型的阴阳合历。陶寺同朔望月小轮，表明陶寺不仅存在太阴历，更有可能用于阴阳合历的配制；《尧典》记载：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籲！咈哉，方命圮族。”嶽曰：“異哉！試可乃已。”陶寺早期和中期的中型贵族墓葬，很有可能是官僚墓葬，其中职官包括农官、天文官等。陶寺早期墓地随葬的玉石圭，是官僚委任的凭信。3.允执其中。《论语》说，帝尧当时禅位给舜的时候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时期对圭尺的称谓，圭尺以测日晷影制定历法以及天文大地测量功能，被作为王权象征的权杖，因而掌握权柄称为“允执其中”。4.豮豕之牙：尧舜上政之楷模。《帛书·周易》《昭力》篇：“又问：‘豮豕之牙，何胃（谓）也？’子曰：‘……上正（政）陲（垂）衣常（裳）以来远人，次正（政）橐弓矢以伏天下。《易》曰：豮豕之牙，吉。其豕之牙，成而不用也。又（有）笑而后见，言国修兵不单（战）而威之胃（谓）也。’”陶寺中期元首墓头端墓壁上，以公猪（豮豕之牙）下颚骨为对称轴，左右各摆3柄带漆木把的玉石钺，正是豮豕之牙的图示，象征休兵不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德治国理念。侦查的结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陶寺是“尧都平阳”。“尧舜禹传说时代”不是传说，是真实存在的信史。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陶寺城址——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梁星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参与陶寺遗址发掘工作）观点提示：陶寺城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是尧舜禹时代进入文明的醒目标志?第一，陶寺城址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350——公元前2050年之间，大致与尧舜禹时期相当。第二，陶寺城址位于临汾市的南部，其地理位置与尧都平阳以及禹“又都平阳”的历史记载相符。第三，陶寺城址规模宏大，达280万平方米以上。它比王城岗、平粮台等城址大许多倍，比黄河下游地区最大的城址——山东茬平教场铺城址大100万平方米，也比长江流域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大数十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同时代城址中最大的一座。与尧舜禹时期都邑性城址的规模吻合。它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远为强大有力的管理机构，它能够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来兴建这么巨大的建筑工程，并且有能力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这座城。“筑城以卫君”。陶寺城址的兴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基于上述时代背景和考古发现考虑，可把陶寺城址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第四，城址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清理的1300多座墓葬中（这只占整个墓地很小的一部分），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几座大墓长3米余，宽2米余，每座出有一二百件随葬器物，其中有鼍鼓、石磬、土鼓、龙纹陶盘等礼乐重器、成组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和玉石器。几十座中型墓中也有较丰富的随葬器物，出有陶器、玉石器、木器等物。上千座小墓中随葬品十分贫乏，有的一无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社会确已存在阶级，贫富分化明显，符合古代脱离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从血缘部族蜕变为地域国家的特征。从大墓的规模以及随葬品的数量和精美程度来看，都是其他地区同时期墓葬所不能比拟的，这与尧舜禹时代最高层统治者身份相称。有学者甚至把这些大墓称为王墓。第五，陶寺城址周边的陶寺文化遗址具有分布密集、规模较大的特征。已发掘的曲沃东坪遗址在200万平方米以上，翼城的南石——曲沃方城遗址达300万平方米，侯马市的乔山底遗址达50万平方米，它们距陶寺城址都在三四十公里范围以内。这种情况与尧舜禹时期统治中心区域的繁盛情况相吻合。?载入史册丰富多彩的陶寺文化
李健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参与陶寺遗址发掘工作）观点提示：陶寺遗址的地理、年代以及文化内涵，为正当其时的“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在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形成的探索中具有重大学术意义陶寺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遗物和重要遗迹，生动再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的社会面貌。2014年出版的考古学恢弘巨著《中国考古学大词典》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条目中，有关陶寺文化的条目多达16条，除“陶寺文化”外，另有“陶寺遗址”“陶寺墓地”“陶寺M3015”“陶寺大墓ⅡM22”“陶寺半圆形特殊建筑”“陶寺齿轮形铜器”“陶寺朱书文字”“陶寺彩绘云雷纹陶壶”“陶寺蟠龙纹陶盘”“陶寺鼉鼓”“陶寺石磬”“陶寺彩绘木器”“陶寺彩绘陶器”“陶寺铜铃”。在“陶寺遗址”条目下介绍陶寺遗址有“早中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早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遗址”。可见，陶寺文化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上述五帝，史学界普遍认为属于古史传说时代，并非信史。近年来，为承传中华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各地政府竞相举办学术研讨会，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论证当地与相关五帝传说的密切联系，这是十分可喜的高端文化现象。但实际上相关文献记载准确，并得到考古资料佐证的，却多难以认证，乃至纷争不断。唯有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却独树一帜，以充足的实物资料，充分证实史书记载“尧都平阳”即今临汾之说很可能是信史。陶寺遗址的地理、年代以及文化内涵，为正当其时的“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因而在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形成的探索中具有重大学术意义。陶寺社会已进入初期国家阶段
?高江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寺遗址发掘领队）观点提示：陶寺遗址体现出的早期国家特征，多为夏、商、周三代王朝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的主源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所反映出来具有五级聚落、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都城下辖南北两个区中心（邑）——县底和南柴（方城）；区中心邑下辖二至三片区的中型聚落群（乡镇）；部分中型聚落下辖一至三个小型遗址（村）。多数微型聚落由大中型聚落直接分出，可能有些特殊的职能，所以很可能不构成一级功能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大遗址一般100万平方米—200万平方米；中型遗址一般10万平方米—99万平方米；小遗址一般1万平方米—9万平方米；微型遗址一般1万平方米以下。陶寺文化社会表现出来的特征：1.社会复杂化程度高，等级分化严重；2.王权出现，是国家统治的核心；3.礼制初步形成，是政治制度的特质；4.形态是初期国家阶段。国家形态具有原始性，控制范围较小，非广域国家；新生事物脆弱，迅速衰落。陶寺社会已进入初期国家阶段。陶寺遗址体现出的这些早期国家特征，多为夏、商、周三代王朝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的主源。陶寺遗址揭示了帝尧时代中国天文学的全貌
?徐凤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参与陶寺观象台、圭尺研究）观点提示：《尚书·尧典》记载的天文学只是当时的一个侧面，陶寺观象台和陶寺圭表展示出的是《尧典》所不曾记载的另一个侧面，这并非两种不同的天文学，而是恰恰相反，《尧典》中没有明确记载的观测方法正好由陶寺观象台和圭表展示出来了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帝尧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尚书·尧典》中有一大段记载帝尧从事的与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有关的活动。标志着中国文明独有的天文学体系已经诞生。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帝尧时代不仅进行了天文观测，而且还建造了大型的观象设施。陶寺圭表的确认进一步证明，帝尧时代同时进行了多种天文观测。陶寺观象台共有12条观测缝，柱缝系统把一年划分为20个季节，从如此细致的划分可以推断，当时对于日出从一条缝到下一条缝之间的时间间隔会有清楚的认识。经过如此长期反复的观测日出，就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回归年长度，并逐渐形成简单的推步历法，推定二分二至日。这应该是《尧典》中“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一个来源。陶寺还出土了另一种重要的天文仪器，就是圭表。陶寺的圭表是由一根漆杆和另一根红色的杆子组合而成，二者出土于不同的墓中。漆杆出土于陶寺中期的王级大墓IM22中，被漆成红、绿、黑三种颜色的多段色带，在测影时可作为圭尺使用。漆杆上与夏至影长相应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标记，应该是用来测量夏至影长的。该墓还出土了一块玉琮，可以在测影时作为游标使用，此外还出土一块带有一小穿孔的玉戚，推测在测影时作为景符使用。作为立表的杆子出土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一座中型墓M2200中，其长度与陶寺时期的尺寸和古文献中记载的八尺表长正相吻合。虽然漆杆与木表不是同一时期的器物，但这二者的存在暗示陶寺时期有了圭表测影。漆杆上夏至日位置的特殊标记表明当时对夏至的观测非常重视。通过这样多年反复的观测可以得到一个回归年的平均长度。圭表测影也是中国后世确定回归年长度的传统方法。因此，《尚书·尧典》中的“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归年长度是通过陶寺观象台观测日出方位和圭表测量正午日影两种方法共同得到的。《尚书·尧典》记载的天文学只是当时的一个侧面，陶寺观象台和陶寺圭表展示出的是《尧典》所不曾记载的另一个侧面。这并非两种不同的天文学，而是恰恰相反，《尧典》中没有明确记载的观测方法正好由陶寺观象台和圭表展示出来了。因此可以说，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互补，揭示了帝尧时代中国天文学的全貌。陶寺观象台遗迹发现是证实尧都的重要依据
?武家璧
（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副教授，参与陶寺观象台、圭尺研究）观点提示：观象台是陶寺古城最重要的建筑，它的存在决定了整个城址的结构和布局，也是这个城市的鲜明特色及其享有高度文明的象征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帝时代的天文学十分发达，而天文历法被认为是政权的某种象征，例如尧帝禅位于舜帝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而在举行禅让典礼时，尧帝要把天文仪器亲自授给舜帝：“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尧典》)。因此作为尧都的标志性建筑，陶寺观象台遗迹的发现是证实尧都的重要依据。观象台位于陶寺古城的中轴线上，具体位置在中轴线与东南城墙的交点上。中轴线与城墙的交点，就是城区中轴线的端点，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位置。陶寺文化重视对太阳的观测，是由来有自的。考古发现陶寺早期大墓中有很多罐、盆的肩腹部，用鲜红的颜色涂画几个圆巴，呈三圆或四圆对称分布，因为彩绘在灰黑陶上，十分显眼。这种现象在其他考古学文化中未之尝闻，我们认为这就是太阳纹。几个太阳图像的对称分布，意在显示不同时节太阳在天盖上的位置，这正是历法用以观象授时的依据。这种太阳纹陶罐的时代是陶寺文化早期，观象台及城址的时代是陶寺文化中期，二者在时代上虽然不同步，但后者显然继承了前者对太阳的观测，并且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陶寺古城的选址，应该是首先确定观象台地点，以此找到大地的东南—西北维，作为城址的中轴线；继而在中轴线上确定城市的中心，由中心“引绳希望”北极星，确定指极线；然后“体国经野”，框定城市的范围。于是，城墙的北角落在指极线上，观象台位于中轴线的南端。之所以如此操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城墙和观象台正面朝向东南隅，以保证冬至祭天迎接“日出”。因此，观象台是陶寺古城最重要的建筑，它的存在决定了整个城址的结构和布局，也是这个城市的鲜明特色及其享有高度文明的象征。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以及陶寺古城的方向，较早地透露出“日出东隅”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甚至可能追溯至更早的仰韶时代，使我们在精神文化的层面，对中国古老文明的起源有了更多的认识。相关链接：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7.5公里，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距今3900年—4300年。1978年—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联合地方文物部门共发掘了1000多座墓葬，出土彩绘龙盘、玉石礼器、铜铃、朱书文字等珍贵文物。1999年—2001年，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2002年，陶寺遗址列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先后确定了早期城址；发现了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发掘了中期王级大墓，出土了玉钺、玉兽面、圭尺等随葬品72件（套）；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观象祭祀台，印证了《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发掘了陶寺遗址手工业作坊区；钻探发掘了陶寺宫殿区疑似宫城城垣遗迹，现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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