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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初夏，《当代》杂志分管西北五省稿件的编辑周昌义，趴在招待所的床上第一次阅读到作家路遥刚创作完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读着读着，他没兴致了，觉得故事没有悬念、节奏慢、语言啰嗦。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文学肩负着思想启蒙、文化复兴的任务，读小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最终这部小说以《当代》积稿太多为由被退稿。2007年，周昌义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记得当年毁路遥》一文，21年前的这一幕才为人所知。 《平凡的世界》 在文学界遭到的冷遇从这里开始，周昌义之后，作家出版社一位编辑到陕西看稿，看了三分之一，就直接把稿子退给路遥，说这部作品不适应时代潮流，属于老一套“恋土派”。所幸，1986年11月 《花城》 杂志第6期全文刊发 《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当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将其出版。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批评界的冷淡。除了几个老一辈批评家关注这部作品外，少有批评家愿意对其作出认真的解读分析。于是在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中， 《平凡的世界》 或不被提及，或因其获茅盾文学奖而被在附注中简单提及。 然而与其在评论界遭到冷遇不同的是，在广大读者群中，《平凡的世界》一直受到好评，长期畅销。几代阅读者的追捧使得它成为近三十年来发行量最大的小说之一。评论界与读者群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让《平凡的世界》成为一种“现象”。 电视剧版热播的今天，《平凡的世界》再一次引起评论界的关注。那么，文学界做好重新审视这部路遥“生命之书”的准备了么？今后的文学史将如何评价这部作品？ “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是1985到1988年前后，那正是中国文坛上借鉴和实验现代派文艺，先锋派创作、前卫艺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当时的氛围下，理论批评界没能给《平凡的世界》太多的赞扬和肯定，甚至是很冷淡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却也暴露了我们总是习惯于'一边倒’的思维。”批评家雷达分析了《平凡的世界》遭冷遇的原因，在他看来如果仔细阅读小说，就会发现它为什么会如此具有生命力。“我认为路遥作品中强烈的审美冲击力来自三个方向：一个是传统道德之美；一个是苦难、冶炼之美；一个是自我实现的未来之美； 它们像三股强大的激流，激荡着无数青年读者的心。”他认为，《平凡的世界》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将来的文学史对它的评价是会修正的”，而由他主编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中就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评论这篇文章，“这部文学史里对它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另一位编者赵学勇曾经撰文分析路遥在文学界和读者中获得的矛盾反应。在他看来，路遥是一位真正思考“中国问题”、密切深情地关注“中国现实”的作家，他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现代化进程中艰难行进的“中国历程”，“在这一点上，他表现除了令人敬佩的真诚和难以置信的生命能量，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竖立起了只有属于路遥的'这一个’”。他呼吁重新发掘路遥的价值：“文学作品的价值是以什么来体现的？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以什么来衡量的？文学史的'入史’有时以什么眼光来取舍的？”赵学勇认为，尽管史学家们的判断有自身知识结构和情感的投射、有着自己“立史”的不同角度和作品选取的价值标准，但有时更要超越一时的背景来更长远地看待作品，《平凡的世界》 作为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不能以新潮与传统、先锋与保守、新与旧来判别高下。 正如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所说：“文学史是一个活的历史，它不应该是凝固的，它随着时代、社会、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他看来，《平凡的世界》 在评论界冷遇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关于小说 《人生》 的讨论已经很多，而《平凡的世界》和《人生》的主题有一定的相关性，这可能也影响了当时对这部作品的看法，评论者可能认为有些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审美的兴奋点已经转移了。而且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时，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中国，人们对现代主义的小说写法更有兴趣。他认为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一定的盲目性。“历史条件、时代社会在变化，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淘洗，还有如此多的读者喜欢它，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孙少安、孙少平两个主人公内在的困境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仍然没有被解决，所以人们还是会被这样的作品感动。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在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力。” 我们曾经有这样一种观念：当现代主义小说手法流行开来后，现实主义就已经过时了。王鸿生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确实给那时候的中国文学扩容了，而且增加了很多新的元素， “但那时候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贬低是不明智的，缺乏前瞻性，也缺乏对读者的了解”。“评论家作为个体，他的兴奋点在哪里很难说，但既然形成了一种舆论和一种评价尺度，那就是一种文学价值的建构了。那时候这种文学价值的建构是有问题，在今天值得我们反思。 《平凡的世界》 在今天仍然能赢得读者，原因是很多的，我们发现，一个作家即便他的语言、写作存在粗糙的地方，但小说文本中的生命力、生命的元气、那种不甘不服的力量仍然是会打动读者的，这种价值不能漠视。现实主义文学本来应该有它的位置，但1980年代中期以后建构的文学史标准给现实主义文学打的分比较低，这是个问题，文学史应该给 《平凡的世界》 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应有的位置。” 但在当下过度的“路遥热”之下，雷达提醒，“我们切不可又走向另一种 '一边倒’，即用过分的赞扬和拔高来否定其它方法。我们只能说，用什么方法和手法都不是决定性的，各种方法都有并存的权利，而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艺术的高度和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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