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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飞 原文载自《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建立在人类学和影视学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中，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发展很快，取得了大量成果，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凸现出一些认识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近年来，这些成果和问题正在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但从宏观角度对此进行理论阐述的论著却显得有些匮乏。本文拟以时间为纵轴，以研究方向或成果为横轴，从两个视阈对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做一综述。
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总体发展
中国的影视人类学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1957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急剧变化。国家组织全国各民族研究机构、大专院校进行“民族大调查”，同时决定拍摄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记录片。拍摄任务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共摄制了21部影片。以电影手段记录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状况，制作具有人类学或民族学性质的影片资料，这是我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的肇始。
1978年，中国影视人类学在沉寂多年后得以复苏，以电影胶片的形式，生产出一批民族志电影，并开始相关的理论研究。随着上世纪80年代电视在我国的逐渐普及，电视手段以更便捷实用的操作性和更低的成本投入促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大量电视形式的人类学影视片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民族研究部门、高等院校、影视单位、音像公司等机构纷纷进入到影视人类学片的生产行列中。进入90年代，影视人类学在学科理论建设和田野实践两个方面均取得长足的发展，我国拍摄的影视人类学片在国外大量展演并获奖。
(一)影视人类学的快速发展(1978年一80年代末期)
1978年，曾参加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拍摄工作的杨光海先生，呼吁在新形势下“组织和集中必要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摄制处在过去不同社会阶段上的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诸形态，有系统、有重点地反映和记录各民族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文化遗产”。这是在我国学术刊物上首次讨论人类学影片的文章，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界碑。随后，杨光海先生与其他合作者在1978年7月至1980年8月，同时拍摄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等五部影片。杨光海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结束了委托电影制片厂拍片的历史，开始独立拍摄人类学影视片。
同时，人类学影视片的拍摄开始出现多方参与的格局。这里，首先要提到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这是我国唯一一个以民族命名的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58年7月。从1983到1987年，该厂先后拍摄了《博南古道话白族》、《纳西族和东巴文化》、《泸沽湖畔的母系亲族》等涉及云南17个少数民族的18部影片。
云南省社科院自1987年起开始筹建影视人类学研究摄制中心，致力于抢救拍摄云南及周边正在逐步消失的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资料，拍摄制作了《生的狂欢》、《哈尼族》、《西盟佤族边寨日录》等纪录片。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更名为影视民族学研究组，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摄录设备，先后摄制了《施洞苗族的龙舟节》、《黎族妇女的纹身习俗》、《哈萨克族的葬礼习俗》等人类学影视片40余部(集)。
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中央民族大学)1983年派出摄制组到新疆柯尔克孜族自治州拍摄了《柯尔克孜族》10集系列片。1985年，又在广西百色地区摄制了《白裤瑶》，该片在法国1986年真实电影节上获提名奖，这是我国人类学片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亮相。1985年后至今，中央民族大学已完成涉及17个民族的40多部(集)人类学影视片。
中央电视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拍摄涉及少数民族生活的纪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唐蕃古道》等，并于1983年10月2日开办以反映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为主要任务的栏目《兄弟民族》。以陈汉元、刘效礼、孙增田等人为代表的电视编导在这一时期创作出大批影视人类学作品。云南、四川、贵州、甘肃等省的电视制作机构也纷纷加入到人类学纪录片的制作行列中，创作出一批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电视纪录片，如1986年甘肃电视台摄制的《啊，青青的阿万仓》，就属于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电视纪录片。同时，还有一些社会力量、民间力量也参与到有关人类学题材的影视创作中。
改革开放后，中国影视人类学开始生产出大量有关民族文化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民族影视片。但真正称得上影视人类学片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余则可以称为“包含有人类学信息的民族影视作品”或“表现、宣传民族历史与现状的影视专题片”。这些影视片的制作者大多是影视工作者或电视台记者，而非人类学学者。他们的创作更多地是遵从影视片、宣传片的创作规律，用新闻的或艺术的手法来表现被拍摄民族，关注的是可视的、生动的和观众会感到新鲜好奇的内容。所以，这类影视片往往忽略了人类学所重视的现象之后的原因、有意味的仪式、民族活动细节、民族社会结构本质等内容。不过，正是社会多方力量的介入，才使影视人类学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为影视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影视人类学趋于成熟(80年代末一90年代中期)
1988年，于晓刚、王清华、郝跃骏等学者首次提出“影视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并提出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定义。自此，影视人类学理论研究逐渐开展起来。例如，张江华对影视人类学片的性质、拍摄原则、拍摄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此外，满都尔图的文章《民族科学纪录片<鄂伦春族>的民族学特色》对人类学片的专业特色进行了研究，刘达成的《影视人类学在云南》和陈国安的《对影视人类学的认识和在贵州的发展前景》等文探讨了影视人类学与区域文化的结合，庄孔韶的《影视影像摄制的人类学定位》一文讨论了影视人类学的定位问题，范志平的《寻找文化人类学与影视艺术的结合点》一文研究了人类学与影视学的学科结合。
从1991年至1995年，《昆明社科》杂志开办“民族影视文化研究”专栏，陆续发表了20多篇有影响的文章，对影视人类学片的拍摄目的、原则、内容、方法、意义，以及田野调查与拍摄关系、记实与复原、现代化手段与高科技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另外，《影视人类学论文、译文和资料选编》、《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参见前注)等也相继面世。理论研究涉及到了学科的定义、对象、方法、范围、目的和功能等所有方面，提出了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在理论层面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一些高等院校相继开始进行影视人类学的教学。1991年，云南大学历史系人类学专业率先开设影视人类学选修课，介绍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云南民族影视文化等，并配合课程放映了一些人类学影视片。1995年，中央民族学院为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影视人类学课程，1997年在民族学系博物馆专业本科生中开设了影视人类学必修课，讲授影视人类学原理、中外影视人类学发展等内容，放映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外影视人类学片，同时对学生进行拍摄技能的基础训练。1996年，广西民族学院也开设了影视人类学专题讲座。1994年，云南大学与德国哥廷根科教片研究所和大众基金会合作，成立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培养出两届研究生(共20人)，并在暑期连续举办全国影视人类学培训班、进修班，在硕士点设立了影视人类学研究方向，开设影视人类学沙龙等，使影视人类学教学活动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到2000年后，设有人类学专业的各大学大多都开设了影视人类学课程。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由西方传人我国的影视人类学，逐渐完成了学科本土化的嬗变。我国影视人类学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生产实践，都显得更加理性和思辨。经过前一阶段社会多方力量积极参与制作大量包含有人类学信息的民族影视片，以及通过影视人类学界的田野实践和理论研究及教学，学科发展进入到全面整合的阶段。学者们认识到外来影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不足以解决这一学科在中国发展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他们在消化西方学说、完成学科规范的基础上，结合田野实践后的思考，结合我国民族社会的具体情况，初步建立了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影视人类学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一批更具学术规范的影视人类学作品在国内外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强烈反响，其中一些作品在国际上获得大奖。例如，1991年，影视片《沙与海》获得第28届亚洲广播电视联盟大奖，成为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同年，《藏北人家》获得了四川国际电视节纪录片大奖，并入围法国戛纳电影电视节；1993年，《最后的山神》获年度亚广联大奖；1994年，《普吉和他的情人们》、《走进独龙江——独龙族的生存状态》入围德国、瑞典、英国举行的国际电影节；1996年，《山洞里的村庄》入围德国哥廷根第三届民族电影节，《八廓南街16号》获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其他获奖影视片还有《深山船家》、《中国瑶族》、《两个孤儿》等等。
(三)学术交流的增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自1985年起，中国影视人类学界就一直与国际学界有一定的学术交流与往来，但刚开始时，范围仅限于个人及部分学术机构。1995年4月24日至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和广州东亚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在北京共同组织“首届中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召开影视人类学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包括国内外的人类学家、学者和影视工作者，共54人，提交论文46篇，影视片64部，讨论涉及影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等六个方面的议题。这次会议之后，“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正式成立，开始编印不定期内部刊物《影视人类学通讯》。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办的《民族研究》杂志集中刊发了提交此次会议的部分论文。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及影视人类学分会的成立，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影视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平等地参与国际影视人类学学界对话。本次会议后，2002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分别在兰州、昆明、呼和浩特、广州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届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应该说，一系列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对我国影视人类学立足本土实践，借鉴国际经验，成熟、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95年以后，在举办系列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基础上，我国影视人类学界与国际学界开始有了更多的合作与交流。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影视部等学术机构合作，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拍摄记录藏族传统宗教文化的纪录片《神圣的鼓手(安多)》，1998年获得第17届法国国际人类学电影节特别提名奖。在同一届电影节中获奖的还有《西藏湖盐》、《回到学校》、《福建客家游记》等影视片，这些影视片均是与中国合作或在中国拍摄的。
2000年4月，在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志电影节上，4部由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高级进修班学员拍摄的影视片入选。2001年10月，德国莱比锡第44届国际电影节特设“中国影视人类学电影回顾展”，邀请13名中国代表参加，选映中国拍摄的影视人类学片20部，入围10部。2002年后，国内众多人类学研究机构和人类学研究者与国际影视人类学界开始更广泛深入的合作研究，庄孔韶教授在“中英政府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框架下主持拍摄的人类学纪录片《虎日》，获2003年中英政府艾滋病防治“中国最佳实践”奖、2005年第16届公共卫生国际会议暨电影节入围奖。
二、学科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学科名称与定义
“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名称进入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学科名称较为杂乱，有民俗学影视、民族志电影等名称。1985年，时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Asen Balikci)教授应邀来我国访问，第一次将“Visual Anthropology”这个术语介绍到国内。1988年于晓刚等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一文，将“Visual Anthropology”译为“影视人类学”，至此，这一学科名称首次公开出现在刊物上。
不过，张举文撰文认为，“影视人类学”的译名有待商榷，他认为更贴切的译名应为“视觉人类学”。邓启耀、杨俊蕾等人也提出，应使用“视觉人类学”的名称。其实，这两个名称没有本质之分。
也曾有人用过“影视民族学”的名称，如田广、王红在翻译卡尔·海德的著作《Ethnographic Film》时，就将书名译为《影视民族学》。
无论是“视觉人类学”、“影视人类学”，还是“影视民族学”，在学科研究领域内似乎都可以通行互换，而不至于引起歧义。为了便于国际交流，大多数学者接受并使用“影视人类学”这一名称。1995年成立的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将这一学科名称固定了下来。
中国学者较早接触到的影视人类学定义是：“影视人类学是一个广泛的学科，包括人类学的各个方面，但中心还是民族学电影摄制，它涉及到民族文化”。2000年，张江华、李德君等学者在其所著《影视人类学概论》一书中提出，此定义显得过于泛化，几乎要与人类学等同起来。他们认为，影视人类学这门学科发展还不够充分，目前很难对什么是影视人类学这个命题做出准确的表述，应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对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探讨，然后再做出明确的界定。现在只能做出这样一种简约的概括：“影视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研究中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影视手段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功能、性质、应用规律，以及人类学片的特征、分类和制作方法的人类学分支学科。”
5年后，周兴茂撰文认为，《影视人类学概论》中所做的简约概括值得商榷，并提出：“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或子学科，它以影视手段为其根本研究方法，以影视人类学片为载体，从影视角度研究人类文化，研究人类本身及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规律等，同时，也探讨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等。”
与此同时，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对影视人类学做了更为简洁的界定，认为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
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方面对影视人类学的定义做过描述，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以上这些定义，尽管其视角、表述不尽相同，但都有这样一些共同点：第一，是在人类学的框架下；第二，使用影像或影视手段；第三，对象是人类或某个族群的文化或记录这种文化的影像作品；第四，目的是记录、解释和应用。
(二)影视人类学的功能
影视人类学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功能，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较早时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影视人类学仅仅是一种方法，只能在田野调查中起到辅助的作用。如1999年，贡保草、坚赞道杰提出：“影视民族学只是一种手段，决不能用影视民族学来代替人类学的研究。”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凌纯声等学者开始用电影手段介入民族调查，到五六十年代拍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其指向均为“保存和抢救正在消失的文化”，影片性质以“资料片”为主，尽可能地记录并保存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原貌，影片本身不具备文化解释的功能。第二，1989年后，中国学者受到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一书的影响，过分强调“真实”、“客观”、“科学”等概念，认为“在影视民族学中，影片只是工具，民族研究才是目的”。
随着学科的实践与发展，有学者提出，对影视人类学功能的这种界定使“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和多视角沟通并没有显现在作品中”。2000年，美国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和“深度描写”研究法被介绍到国内，一些学者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对影视人类学的功能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2002年，雷亮中提出，“客观”、“真实”并非是一个绝对概念，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表现，影视民族学除去记录、保存的功能之外，也应是建构“事实”的一种展现。它与民族志书面作品一样，也具有展现、解释和表达的功能。
艾菊红认为，人类学影视片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作为研究资料的素材片，另一种是作为文化描述的影视片，再有一种是作为文化解释的影视片。人类学影视片完全可以在人类学家所关注的各个领域寻找到适合影视表达的话题，不仅可以向人们展现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与文化，同样也诠释着图像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寻求对人与文化更本质的了解，成为人类学家的另一支“笔”。
郝跃骏认为，人类学电影具有特殊的传递方式，有自己的一套表达语言、思维逻辑和表现技巧，有与文字表达不完全一样的信息表达和传递方式，而且两者之间不可以互相替代。如果把人类学电影当成书面人类学的简单重复和翻版，视觉人类学学科的存在就将毫无意义。
张辉撰文提出，影视能够成为人类学的语言工具，具象性很强的影视语言能够体现抽象的人类学分析，而不再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辅助手段，影视人类学和文本的人类学著作具有相等的学术地位。
对影视人类学功能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影视人类学最初是被定位于田野调查的辅助工具，后来逐渐摆脱书面民族志的影响，在人类学文本研究之外确立了一套影像研究语言，并使学界逐渐认可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诠释功能及不同于文本民族志而独立存在的人类学研究价值。这两个阶段也反映出影视人类学走向成熟的发展轨迹。
(三)学科的应用研究范围和发展方向
除去作为田野调查手段的功能外，有学者从更高的角度提出了影视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问题。邓卫荣、刘静在《影视人类学——思想与实验》一书中，提出影视人类学价值体现的三个方面，即保存和挽救即将消失的文化，拓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资源，以及开展教育(包括专业教育和大众教育)活动。这三个方面既是目前学科应用的范围，也可以理解为学科的发展方向。作者将庄孔韶教授《虎日》影片的人类学实践活动，归入第一个方面，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传统的力量，从而自觉地守卫文化传统。
其实，《虎日》的人类学意义在于提出并解决了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影视人类学片在学术研究领域之外能否具有社会应用价值?1999年，庄孔韶教授发现云南省宁蒗县跑马坪彝族嘉日家族利用家支民间仪式进行戒毒，由此开始介入公共卫生领域的人类学研究，这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首次成功参与到公共卫生实践领域的范例。在《虎日》的课题中，庄孔韶教授从学理性的仪式研究出发，通过人类学影视作品，展示了民间仪式在戒毒工作中的作用。这是影视人类学的一项应用性成果，证明在科学的方法论之外，人类有可能以文化的力量、精神层面的办法作用于原本用医疗科技解决问题的领域。
这一研究的“特殊之点莫过于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本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应用性切入点”，它将人类学知识“转化为为受益人的直接服务”，“从以往民族志电影单纯的对他文化的理解和诠释转向直接的推广与示范，从而亦使当今影视人类学片的摄制目的走向了一个直接应用意义的新的选择”。
在此之前，庄孔韶教授曾将影视人类学研究应用于长江三峡民族民俗文物保护及其实践的课题中，并获得成功。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影视人类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其效果已在学界内达成共识。
影视人类学对单一民族的研究，在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王红的文章《略论影视人类学与藏学研究》，回顾了影视人类学和藏学的发展，指出影视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把藏学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生产出《仲巴·昂仁》、《轮回与圆圈》等一些藏学研究影视片。文章还提出，要逐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影视藏学。
邓卫荣、刘静的《影视人类学——思想与实验》一书，还提到了影视人类学与都市人类学相融合的新走向。都市人类学的兴起使影视人类学的实践范围得到拓展，而影视人类学也成为都市人类学家开展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有力手段。影视人类学通过对个体生活的纪录，描绘了文化变迁的轨迹。关于妓女流动方式的影视人类学片《流莺》，即属于这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影视人类学近年来还在教育、旅游、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应用研究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总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类学家们越来越重视影视人类学在应用研究方面的作用。影视人类学不同于书面研究，它更加注重知识的社会应用，这使它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人类学应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四)影视人类学片的定义、拍摄方法、创作规律和评价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类学者接触较早的人类学片定义是“用影视手段来表现民族学原理的影视片”。在今天看来，这个定义显得过于笼统和模糊，只提出了学科基础和手段，没有涉及研究范围、目的等方面。
我国的影视人类学者经过自己的实践，逐步总结出新的影视人类学片的定义。《影视人类学概论》将其概括为：“人类学片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此定义表达了人类学理论原则的指导地位、形成人类学片的方法和手段以及成果的表述形式三个方面的含义，但就笔者来看，此定义在成果的表述形式上仍然显得不够明晰。
陈刚在《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一文中给影视人类学片作了一个更加简明易懂的定义：“人类学纪录片是人们运用影视手段，旨在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研究成果而拍摄的纪录片。”这一定义似乎更加明晰、全面和准确。他还举例分析了对人类学纪录片的三种分类，对定义作了进一步补充。陈刚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人类学纪录片因其目的、制作原则和对“真实性”的不同理解而区别于一般纪录片，从而获得科学研究意义之上的存在价值，人类学片最基本的立足点就在于其科学性。
通过三十年的理论切磋及实践的磨砺，我国大部分研究者已就人类学片的科学性基本达成共识。张江华在《漫谈影视人类学》一文中谈到：“人类学影片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载体，有不同于其他影片的性质，人类学影片是科学研究片……属社会科学范畴。这种影片对内容要求系统深入，解释科学严密，与文艺性质的影片截然不同。”
在影视人类学片的拍摄方法、创作规律方面，学者们通过自己的田野实践，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1994年，张江华发表文章《影视人类学及其影片性质述论》，论述了人类学影片的性质、拍摄原则和范围。1995年，首届中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收录了詹承绪的《深入调查研究是拍好人类学影视片的关键》以及张江华、庞涛的《略论人类学影片中专题片的价值——兼论几个藏族短片的拍摄实践》。这些文章都涉及人类学片的创作规律，是作者经过多年田野实践后的经验之谈。
在此后十几年中，国内学术界对影视人类学片拍摄办法和创作规律的探讨一直在继续。《影视人类学概论》、《人类学通论》等著作都专门辟出章节讨论人类学片的特征、拍摄原则和摄制技术。王庆玲根据国外的经验，介绍了“观察性电影”、“参与性电影”、现场拍摄选样等人类学影视片的摄制方法，详细阐述了画面、解说等影视元素的运用原则。庞涛论证了快速发展的现代视听技术、数字多媒体技术的技术优势及其在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应用的可行性，认为这些在应用研究框架下延伸出的多媒体技术可以更大程度地承担文本论文中论证与阐述的功能。
关于影视人类学片拍摄办法、创作规律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关人类学片“客观性”、“真实性”的讨论；一是拍摄者是否要介入被拍摄对象或人群的问题，以及介入程度的问题；一是拍摄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对于已完成的影视人类学片，也有一些专著和论文做了专门研究，但数量不是很多。审视整个影视人类学研究领域，对人类学片的评价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大多局限在技术层面、内容指向、艺术表达等方面。其实，所有带有记录性质的影视片，其评价标准也都包括这些方面。人类学片既然是区别于其他种类影视作品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影视片，那么就应该建立一套不同于其他影视片评价标准的评价体系，其指向应该包括这样一些方面，如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具有研究资料价值，是否具有深描解释功能，是否具有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功能等等。建立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应该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在未来的重要课题之一。
三、中国影视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和尚待解决的问题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影视人类学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现在，中国影视人类学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嬗变，实现了与西方影视人类学界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几代中国人类学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耗费毕生精力。同时，日新月异的影视手段也吸引着更多的人类学工作者去审视这一新学科表现出来的力量及其在未来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
目前的情况是：虽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学者表现出对影视人类学研究的理解和重视，但大部分人类学家仍旧认为，无需借助影视人类学这样一个分支学科或研究手段，也照样能够完成他们手头正在进行的人类学课题。究其原因，是因为影视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正在发展的年轻学科。虽然中国影视人类学已从方法论的层面进入到学科系统理论的完善过程，虽然影视人类学片的拍摄视角也已从遥远的部落社会扩展到了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要使中国影视人类学走上越来越宽广的发展道路，还需要对以下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影视人类学在坚持田野实践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理论体系已日趋完善。如何在更高的层面上运用这些理论来指导田野工作，以生产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精品，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第二，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大学陆续开设了影视人类学课程，但在教学内容方面还是以人类学理论居多，学生动手实践的机会很少，尤其是掌握影视摄录设备技术的机会更少。影视人类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需要培养贯通人类学和影视学的复合型人才，而目前这种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是与这门学科的实践性不相符合的。
第三，已完成的影视人类学片的利用与保存问题。据统计，我国从建国以来累计生产影视人类学片约有1000部之多，这是我国影视人类学界的一笔丰厚财富。我们应以新的理论视角对这批影视片加以研究，同时还应借用新的影像媒介技术，对这批影视片进行抢救性保护，即进行信号损失较少的数字化保存。
第四，尽快厘清影视人类学片与文本研究的关系。影视人类学研究成果中是否需要文字语言表述的人类学材料作为补充，影视语言学是否可以被架构，这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但目前尚未就此取得共识。我们应该在理论层面尽快对这个问题加以明确。这将涉及影视人类学片在拍摄制作的过程中遵从怎样的创作原则和方法。
第五，对数字新媒体的利用。数字新媒体的更新与升级换代是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我们需要这些新媒体、新技术作为影视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手段和力量，这也是这一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优势所在。大多人类学者因知识结构所限，没有对这些新媒体、新技术做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应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关注，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学科研究，凸现学科优势。
第六，记录的方向。以往的影视人类学片大多比较重视“抢救消失的文化”，但民族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生活的变迁也要求我们关注并且记录“正在变迁的文化”。中国很多传统的民族文化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中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配合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系统地用影视人类学研究方法解读这一过程，是影视人类学在应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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