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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跃骏: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理论框架(1988)二

 ganggang0611 2015-04-30

二、影视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

 

 

    严格说,我国至今尚末出现科学意义上的影规人类学。但以电影技术手段参与民族学工作,搜集少数民族的形象资料,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就已开始,至1977年这一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共摄制民族志影片二十一部。

    这些影片按其内容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综合性影片。这类影片占全部所摄影片的71%,共十四部。二是专题片,占全部影片的29%,主要有两种 1.家庭和婚姻形态专题,如《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 2,文化艺术方面的专题片,如《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等。①这些影片,特别是社会形态的综合性影片对于配合当时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鉴定、社会形态的划分,以及不同地区民主改革的不同政策的制定和社会主义改造,无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当时社会的变革实践,使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原生形态发生了急剧变化,大量层次不同内容极端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民族学资料正在演化、剥离和消失。为抢救这一时期的活资料、民族志影片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民族学研究、民族学教学、后代民族学工作者以及考古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同时也为未来我国的影视人类学的诞生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然而,中国民族志影片及摄制工作,是在历史的变革时期产生的,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民族影片的拍摄和其它学科的发展一起,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走着异常艰难曲折的道路。由于这些影片大多以一部片子纪录反映一个民族,虽然影片采撷了民族生产生活、风习人情、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婚丧嫁娶等等素材,但是,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社会形态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是由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所组成的,而且,每一方面都有着自己深远悠长的历史过程和极为丰富的内容,并与其他方面广泛而紧密地联系着。资料的价值在于它的完整性。仅以一部短短的一小时左右的影片来对一个民族作完整系统的纪录,显然是不可能的,难免一漏万。综合片力图反映一个民族社会的全貌,于是将本来就不完整的片断性材料加以组合。不完整的材料必然构成不完整的“整体”,其结果是力图面面俱到,反而损害了资料的系统和完整性。当然,造成这种状况与我国尚未形成自己的民族学研究体系,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分不开。

    由于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影视事业还未产生独立的学科意识,也没有条件形成一个学料,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专门的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拍摄队伍。摄制工作必须依靠制片厂家,由科学工作者与电影工作者合作来完成。由于合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以及各自从本专业出发提出的要求不同,给摄制工作带来许多影响,加之拍摄资金匮缺等实际问题也直接影响了我国民族志电影的发展。

    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为我国民族影视事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电视事业兴起,电视以其快速、灵活、成本低等特点获得了广泛采用和迅速发展。从中央到地方数百家电视台先后建立,并以相当的规模大量拍摄民族电视片。另外,不少科研部、文教部门也纷纷进行电视片的摄制。与此同时,民族电影片也空前活跃迅速发展起来。国内一些省、市、自治区电影厂和科研单位纷纷崐开拍民族片,出现了《阿尔泰之行》、《沪估湖--一个电视记者的日记》、《白裤瑶》等影视片。云南往这一时期专门建立了民族电影制片厂,在1983年一1987年崐短短的四年间,就拍摄了《博南古道话白族》、《古老而奇异的基诺》、《傣乡行》、《哈尼之歌》、《阿昌风情》、《独龙掠影》、《我们的德昂兄弟》、《景颇人的追求》、《纳西族和东巴文化》、《迪庆》、《沪沽湖畔的母系亲族》、《阿佤山纪行》、《傈僳族风情》、《远方的主人》、《布依人家》、《古老的拉祜族》、《拉祜山乡情趣》、《彩云深处的布朗族》等十七个云南少数民族的十八部影片。

  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民族影视片不是走在朝科学研究领域延伸的道路上,而是走在以艺术或新闻手法表现民族题材以满足大众审美要求的民族风情片的道路上,也就是说整体上已与前述民族影片阶段分道扬镳。从上述所列片名就可窥见这一阶段民族影视片内容和特色之一,另外,这一时期民族影视片的摄制是由电影工作者和电视记者各自独立完成的,他们的专业职能、个人的专业知识及追求决定了他们的选择和民族影视片的性质。从这一时期大量的民族影视片中,我们看到民族电视片和民族电影片共同崐特征是它们都属于民族风情片,虽然它们都是以民族或民族的某一风俗习惯、某一节日,某一生活、某一生产活动等为题材进行拍摄,但是拍摄它们的人往往是以新崐闻和艺术手法进行拍摄的,注重的是表层的生动的内容。他们不必具备专门的人类学知识和较为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必要对人类学家看来是至关重要的细节、意味深长的仪式、以及表面现象后面用潜藏的本质加以注意。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大众,需要的是艺术和宣传的效果。由于民族风俗、节日等本身以其独特的形式而且有极大的趣味性,拍摄者进行艺术处理后使民族生活的审美价值大大提高,更使影视片具有了相当的娱乐性。虽然在科学人类学面前这些民族影视片常常经不起推敲,但它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符合并满足了大众欣赏的需要。

    当然,我们也觉察到第二阶段的影视片中,也有为数不多的几部片子与第一阶崐段民族有影片有联系,并在表现手法上对过去的模式有所突破。如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白裤瑶》,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拍的《古老奇异的基诺》,云南社会科学院拍的《生的狂欢》等就属于这样的片子。

    总而言之,中国的民族影视业从它的诞生之日起一直走在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上,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索、实践,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然而它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诞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将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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