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跃骏：人类学纪录片学说及其流派分析（二）

（三）"引发"思考的电影学说　

　　"引发（Evocation）电影"是一种具有"后现代人类学特征"的电影学说，所以，又称"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电影"，旨在通过对传统民族学电影的批判来克服人类学电影描述的局限。此类电影常常采用嘲弄和讽刺手法来进行人类学电影表达；它既不探求民族学表现固有的可靠性、真实性和客观性，试图从根本上怀疑并分解电影自身的叙述，并通过批判性地思考我们文化表达规则的不足来解释、描述被拍摄者∶" 其他"（other）。
    这种电影学说的推崇者对电影影像拍摄之前或之后的事件过程并不看重，或完全被后现代主义潇洒而随意的"自我反思"原则所忽略，认为事件的片断和形象比历史和经历更重要；甚至也有意违反民族学电影的所有"规则"。在此类电影中既有如诗一样的叙述方式，也有画面如一副副抽象派作品的拼贴和组接；在方法上对所有纪录片制作常规不屑一顾，用摄影机来评论并"否定"西方人眼中的"我"，以及对异文化的描述传统，把对电影的"反省"功能夸大到非虚构和虚构不再存在界限的程度。在手法上，常用"蒙太奇"组接创造出来的新视象，表现对现存人类行为方式的一种印象、思考和批判。此种批判式的电影表达方式所产生的观众更为复杂的阅读方式，明确地向已经形成固定描述形式的传统民族学电影进行挑战。
    例如，《吃人族》、《重聚》、《电影如梦》等人类学影片便被认为是此种类型的代表之作。而对传统民族学电影制片学说提出异议的第一个人类学电影制作人，便是前面已经提到的美国人类学者加德纳，他的人类学电影《极乐园》对人类学电影制作传统以予彻底的否定。此外，对这种以引发电影方式出现的"后现代人类学电影"实践做作出贡献的还有T·鸣－哈（Minh-ha），她在 1982 年曾拍摄了她的第一部影片《重聚》（Reassemblage），立即引起了影视人类学界的关注。这是一部批判性的人类学影片，它不仅用摄影机批判西方人表现异文化的传统，也对西方人类学纪录片传统的制作方法进行了否定，比如，她并不认为"镜头越长越真实"，对一些基本原则如"手提或肩扛摄影机的使用、避免特写镜头、使用同步录音、让被拍摄者表达自己的看法"等等均不预理睬，以一种"对象在我心中"的方式进行"引发性"的电影表达。
　　94年德国格廷根国际民族学电影节曾展映了一部由瑞士民族志电影制片人索玛斯·拉巴什（Thomas Lmbach）制作的纪录片《好好干》（Well Done），影片表现了作者对瑞士一家由电脑等现代化设备管理的大银行的印象。1200 多个职员在错综交挫的建筑群里，无休止地从事着瑞士法郎的日常交易核对工作，并被四周的闲言碎语弄得疲惫不堪。影片使用快速蒙太奇手法，纪录了这些直接掌管世界巨款流动的人--从信用卡专家、电脑专家、财务专家、银行经理、部门主任、董事长怎样从一进入这些大楼就进入一种"战争"状态的情形；画面和音响通过人物的含糊手势、说话方式、面部表情、眼神、重复的电话等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蒙太奇剪辑，展示出一个独特的世界，影片描述了在这个世界里电子技术奇妙的能量怎样使人类互递信息、相互勾通并影响到私人生活和所有行为方式，然后无声无息地留下其痕迹。
    全片没有一句解说词，有的只是快速闪过的画面、强烈主观色彩的同期音响设计。作者用这种方法探索充斥于现实空间的混乱的影视现象，并以此种方式感知、捕捉作者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观印象。表面上看它很难相信这是一部人类学影片，但电影节主办者认为这不仅是一部人类学电影，而且是一种具有新意的用电影表达人类学主题的一种大胆尝试，是一部表达了很多人类学内函的引发性的人类学影片。至少，《好好干》作为一个较有影响的国际性民族学电影节的正式入选影片，我们还不能简单看作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权威评委们对影片性质判断和类型归纳的一个"失误"。

     　　　　　　　　　（四）   结   语

　　一百年来人类学电影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人类学电影表达并不只有一种单一的模式。它永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可能仅仅建立几条固定的规范，甚至打着"维护科学"的旗号，约束、限制对人类学电影发展和多元化、个性化、风格化的表达。人类学电影应当有多种，甚至完全不同的表达类型和传递信息的方式。当然，对于人类学电影来说，影片的方法和理论较之影片的主题更为重要。人类学电影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交流综合媒体，用不同结构和不同的叙述方式向观众传达民族学知识所采用的不同的电影表达方法，形成了不同的人类学电影类型。犹如写作的不同文笔、风格和不同的表达方式一样，人类学电影的风格问题受到不同的理论、方法和流派的影响而显现出不同的影片表达方式和截然不同的人类学电影类型。
　六、七十年代以后，欧美人类学电影手法曾经总结出一些原则，对什么是人类学电影以及人类学电影特有的方法和特征作了一系列界定；设计、制订了一些具体的衡量尺度表，并用这些尺度表来评判一部纪录片是否属于人类学电影范畴，也就是说，用一些固定了的尺度来分析一部电影的人类学属性 。时至今日，这些属性分析标准和原则依然是人类学电影的一些参考原则。然而，纵观今日国际影视人类学发展趋向，人类学电影在电影手法和画面技巧的运用上，影视人类学从来没有把这些标准尺度作为唯一的依据，在格守学术主题、内容以及人类学电影的基本学术规范、原则的前提下，许多原有的条条框框正在面临着新的突破 。
    从下图所列人类学电影基本学说的发展脉络、表达类型及主要特征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学电影信息是多元化、多路径纪录和传递的，而不是单一的。电影不仅仅是一种纪录媒体，它也是一种在五种官能中，同时有两种在起作用的综合性表达媒体。因此，电影有电影自己综合表达的一整套语言，有自己的一套叙述语汇、修辞和方法，而不能简单地把书面人类学的写作方法移置到人类学电影表达中去。对于电影这个复杂而有效的表现媒体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运用，需要一批受过电影和人类学双重教育，经过系统、严格训练的"文化的视听翻译者"。不断强调电影化的影像表达是人类学电影发展的一个主要走向。

 

（图略）　　　　　　　　　　　　　　　　　　　　　　　　　　　　　　　　　　　　　　　　　　　
　　　　　　　　　　　　　　　　　　　　　　　　　 　　　　　　　　　

 

　　应当说，对电影样式和类型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不同的人类学原理、方法和被拍摄记录的事件本身支配的结果，是人类学电影作者的不同表达风格、习惯的结果。从来没有固定的一层不变的"方法"。不同电影类型的分界有时并不是固定的，任何一部电影都很有可能属于或跨越不同的电影类型，或连续使用几种形式。应当说，摄影机的使用方法和摄影者的文化见解具有直接的联系，形式只是抽象概念的联系体。当然，无论人类学的影视表达还是书面表达，只要是用人类学的方法记录和表现人类学知识，就都始终处于人类学的理论、原则和一系列学术"规矩"以及一定规范的叙述体之中。一但超出了这种关系，就变成了其它东西。　　　　　　　　　　　　　　　　　　　　　　　　　　　　　　　　　　　　　　　　　　　　　　　　　　　　　　　　　　　　　　　　　　　　　　　　　　　　　　　　　　　　　　　　　　　　　　　　　　
　　不同流派的人类学电影学说，在视听语言和描述方法等方面所作的大量探索，为影视人类学学科理论方法的发展，为丰富、完善纪录电影语言和手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电影制作规则、方法和特有符号早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化的通用语言，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型，选择不同的人类学电影表达方法和电影类型，对文化的影视描述和表达具有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因而，对电影制片方法的选择，也就是说，"电影风格"与"文化风格"的适应与统一，不仅成为一部人类学电影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今天人类学电影类型多元化、个性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成为为什么有的影视人类学学者只选择制作某一社会种类影片的原因，因为他所拍摄的内容仅适应了此类电影类型。拍摄主体内容和方法的杂乱含混与文化风格的不相适应，将影响人类学信息的准确表达。
　　人类学电影信息传递方式及人类学电影类型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偶然的。八十年代以来欧美人类学界开始出现所谓的"人类学表现危机"，即对人类学描述真实性的讨论，是人类学表现危机的一个主要概念，其出发点是对已经形成的民族志写作中纯写实主义的批判。而对"传统"民族志写作的批判是依据这些写作对感觉的缺乏，过分热衷于对概念数字式精确和偏见，在"科学"旗号下抹杀了对需要通过感觉对其它有关信息的传递。"感觉"在过去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迫使许多学者通过笔记、随笔、诗文等形式，对田野工作中的发现作既科学又不"科学"的描写。而人类学电影多元化的发展和新的表达方式适应并补充了这种缺憾，影视形象不再仅仅是文化的一种简单的工具和科学证明，应当说这是影视人类学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主流人类学的接纳并开始不断升温的一个主要原因。
　　今天，欧美民族学界从文学理论和实践中获得鼓舞，民族志写作方法正在得到更新，同样，人类学电影制作也不断发生着一系列方法上的革命性变化 ，这一方面是纪录电影制作自身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是与上述变化有关的"人类学新电影策略"及民族学电影结构、制作革命化变革推动的结果。在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活动开始得到加强的今天，研究人类学电影特有的信息传递方式、类型、制作理论及其方法，不仅对于方法老化、陈旧并已经形成固有模式，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交流的中国民族志电影制作方法的突破与创新，实现与世界的全面接轨将具有现实意义。　　
 

 

注释∶

　　（１）笔者曾有幸多次参加在欧洲举办的国际影视人类学电影节，并应邀访问过英国、德国影视人类学研究制作机构，因而有机会观摩大量不同类型、不同学说方法指导下拍摄的人类学电影。然而，对不同的人类学电影学说进行概定和严格的分类是及其困难的，即使在西方影视人类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也还远远不够。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远不是一篇文章即可解决的事。　　
　（２）参见 Peter Ian Crawfaord：Film As Ethnography， Film As Discourse∶The Invention of Anthropological Realities，1993　
　（３）这里的"明晰电影方法"与前些年前我们常见的那种"新影纪录电影模式"，如喜欢在电影里谍谍不休地加上作者的评论、形象化的叙述语言、表达个人意志的画外音等等方法还不尽一样。笔者将另文作比较研究。　　
  （４）这个系列节目开始于七十年代，由人类学家和民族志电影制作人一起合作研究拍摄，每年制作的人类学电影不超过三部。这是一套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类学电视专栏，在国际影视人类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它几乎成了国际人类学电影发展的一面旗帜。然而，由于经费原因，这套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的人类学电影系列节目，已于 1995 年停播，此事令国际影视人类学界大为叹息。参见郝跃骏∶《国际影视人类学运行机制及其思考》，《民族学》1995 年第1期。
  （５）见 Paul Hockings, Editor: 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 1995
　（６）参见 Peter Ian Crawfaord：Film As Ethnography， Film As Discourse∶The Invention of Anthropological Realities，1993　
　　（７）在人类学多媒体中，这种补充性的文本已与影像、声音完全融为一体，而无需再变为印刷符号，从而使人类学电影注脚成为可能。参见郝跃骏∶《多媒体的发展与影视人类学的未来目标》，《云南社科动态》1995 年 5 期。
　　（８）"讲述一个故事"是真实电影创始人让·鲁什的名言，而以故事方式传递人类学信息早已成为西方人类学电影（包括普通纪录片）的一个传统，并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参与电影"与"观察电影"相比更重视以故事的方式进行人类学信息的传递。笔者将另文专述。
　（９）卡尔·海德∶《民族学电影》中译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１０）参见郝跃骏：《影视人类学在欧洲的发展及其类型问题》，《昆明社科》1995年1-2 期连载。
　（１１）西方人类学电影最新发展现状表明，人类学电影几乎每隔几十年就有一次技术、方法和风格上的改变，与民族学电影制作方法的这种变化、发展速度相比，传统"书面人类学"方法显得要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