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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构成现实的一种连接方式，而影像则是现实的一种直接表达。事实上制片和写作是有差异的，电影为了达到清楚有力地表达主题和明白易懂，必须远离由影像始终“在那儿”而形成的电影固有的“存在”；而写作，在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本身固有的“不存在”，试图减小它本身和“被观察者”之间存在的距离，由此表达“在那儿”而给人以感觉和联想上的理解。电影中的距离通常通过使用形象注解，常见的有语言（如叙述）来达到；写作中，存在的感觉通过对现实交流的模拟要素来表达，这通常含有使用影像的意思，其中也包括在文本中使用插图，或者采用一种通过大量使用隐喻、形象化描述性文字和诗化文体的写作格式，来放松学术专门术语和数字式精确的约束，民族学写作的这种形象化描述是拉近与被拍摄者距离的一种有效方式。换句话说，民族学电影和民族学写作为了对他文化作更好的叙述和分析，都试图尽量克服由主体和客体间的距离而引起的问题。民族志书面写作的过程，大多是以很大的篇幅来对观察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形象进行形象描述的过程，而这种大量的形象描述过程在人类学电影中是不必要的。 笔者以为，人类学寻求认识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现象的相互作用和联系而不是尽力阐述科学的规律，换句话说民族志的“转述”甚于解释，这与民族学电影相一致。然而，民族志电影还在于对拍摄事件进行纯粹的视听描述，而无需解释业已存在的画面现实，也无需对现实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概念阐述。每个把影片作为一种解释手段的企图只能构成一种重复和高成本的浪费行为。这样，影视纪录才有了自己的叙述逻辑和在人类学大学科体系中的生存空间。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学电影能够提供甚至许多意料不到的人类学知识信息（而这种信息在书面人类学中的表达或许是困难和麻烦的）。 １、为研究者提供一种被“放大了的”可视信息 ２、提供再现现场的全息和再度识别信息 田野工作现场的几乎所有信息源，包括声音和形象都可以通过画面全部传递给观众。由于人眼观察及人脑记忆的局限，田野工作中笔记本记录的或许并不是事件的全部，存在着从未记录或被遗忘的事实，而摄影机既可以捕捉视野内的全部视听信息，也随时归还你的记忆，以便在任何时候重复观看任意情节，这是摄影机的重要功能之一。 人类学学科本身就是对抽象文化的一种联系体，而人类学电影则使文化的抽象和差异具体化、形象化和可再现化。通过影像画面，人们可以接受完整的一套现场具像信息。也就是说，影像纪录尽管是一个“延迟的”观察，但能够重现观察经历，尤其对某些具有宗教性质的活动，观察者可能很难观察发现并领会到它的全部，而这些复杂的活动通过影像延迟观察的方式可以得到准确的再度识别。 ３、提供文化氛围信息 人类学电影所能提供的信息及变化非常微妙而丰富，其中之一就是对人类学对象进行“广博的描述”和“模糊的文化洞察”，通过画面、字幕（文字）、语言（客体描述和主体描述）、音乐效果等多种手段，可以真实地还原或强化被研究对象特有而在其它文化中无法感受到的文化氛围信息，包括环境、生态及有关背景信息。这样，人类学电影的视觉描写使人们“看见”了词语不能看见的东西。影像具有把人从现实观察中所体验到的知觉整体提供给人们的能力，所以，它能把文字“按事物逻辑表达不了的内容”统一地表现出来⑦。比如，电影可以通过影像和声音的交织来表现、思索生生死死，循而复始的青春和衰老，相互依存的肉体的寿命和精神的永生；可通过空无一人的庭院、烟雾弥漫、寂静无声的空间等等影像来表达死亡、空寂、空白和死后的灵魂；钟声、划船声、铁锤声等声音则可表示时间的流逝，生命和死亡……，而茫然、变化、过程、时间的流逝、净身、亵渎等等特有的文化氛围等“感觉”也都适于用影像来表达，而难以用概念来直接陈述。 ４、行为信息 人类学电影可以提供不同种族不同的外在行为方式的直接比较，而这种比较在书面人类学描写中是较为麻烦的。比如，对不同种族的不同外在行为方式的比较，如：意大利人类学家和纪录电影导演安东尼奥·马拉兹的影片《儿童移民》正是通过片中儿童的大量行为比较来提供人类学信息的。又如，一部描写布希曼人一个个人经历的人类学电影《奈，一个空族女人的故事》（Nla, story of a Lkung Woman）以及该片的子妹片《玩笑关系》（Jaking Relationship），则通过对大量难以用语言描述的行为动作和非语言交流的视听画面，描述了布希曼人“性玩笑”的整个过程，其中的人类学内函一目了然。 电影可使我们重复观看田野工作中的任意细节，电影作为一种纪录、考察和研究方式，以及有时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它同时也使田野工作变得容易和深入化。此种类型的人类学电影里包含有文字、语调、停顿、面部表情、手势，甚至人类学家和资料提供者之间相互的不理解（或理解）等暗示关系，以及其他非语言的交流……，这一切人类学家独自写作是有困难的。所以，对社会活动的影像纪录无疑是对笔记的一项重要补充，它可能捕捉到否则将保持未知的某些行为特征和非语言交流。又如，一些纪录仪式的人类学电影，对集体性的行为动作的强调及明晰，也为文字描述所不及。 ５、空间关系信息 在空间的表现方面，文字能够任意地把位置转化为空间或把空间转化为位置，而电影的空间是在二维平面上，通过摄影机运动、光影和被拍摄对象的运动造成三维空间中的运动幻觉。电影的画面空间，不仅能够真实地再现人类学对象在客观三维空间中的静态与动态，并且可以在动态中展现客观自然空间的状貌，形成静态的自然空间景物在银幕上的流动。影像能够使经历过的人产生空间记忆，可以实现对运动和不稳定空间关系的完整记载。而对于空间关系的表现，文字的表现能力远不如电影。 ６、情感信息 人类学电影的信息部分来源于直觉和模糊的认知，这种直觉包括情感、象征、隐喻等等“感觉结构”，它包含了一个社会群体的“感觉”——“冲动、抑制以及精神、意识和亲属关系等特有的感情要素。当然，这种感觉结构难以表达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形态或等级关系，而属于被描述社会整体精神气质的层次，它表明一个群体“存在”的“特有”，以及普遍认同的常规和看法。人类学电影的目的之一是试图向一个社会说明另一个社会文化的不同和冲突，不能不涉及此领域。 对某个民族的社会行为及其情感经历的描述，仅通过论文按某种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往往难以简单捕捉到它们的真正意义。因此，把事物的内在逻辑和情感，通过胶片或录相带体现出来，要比单纯的形式逻辑要更有益和准确。人类学电影较之人类学文章更擅于对被拍摄对象的情感表达。某些电影语言本身就具有联系被拍摄对象行为方式暗含的信息，例如，可以通过对一些人面部特写的表达，从视觉上表现他们的民族性格和愿望，从而传递其内心世界的情感信息；一个民族，一个家庭或一个人因某事引起的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情感经历等信息，都可以在画面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并激起观众的认同和情感反应。如，一部描写卢望达种族大屠杀的民族学电影所提供的情感信息要比书面描述强烈得多。 影像的表达在感情范围及情感意识层次的交流往往强过书籍，甚于文字。影片所创造的一种“现实幻觉”和“现场的直接感觉”作用，在 70年代就已得到影视人类学界的认可⑧，但对此作用的认识和估价是人类学电影发展到今天才真正开始的。如，关于不同文化对待死亡方式的文化意义，书面人类学和深受文字表达影响的传统民族学电影大多都通过葬礼仪式来表达，强调的仅是仪式本身的形象描述和外在行为动作，使这些仪式大多成了一种如机器人一样精确地旅行宗教义务和拘泥于形式的集体活动，淡化了悲痛、失落等个人感情的纪录。过去的电影描述方式甚至没有主要人物，因而缺少感染力和情感信息的纪录；现代民族学电影则通过对个人经历的描述，更准确地表达文化差异中的情感因素，表达宗教仪式中的主观性情感信息，从而更多地了解文化本身，并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材料。 人类学电影视觉形成对田野工作的摹拟，以及其特有的表达修辞能力不仅再创造了“现实”的“幻象”，而且还强化构成了我们关于对“现实”和主观同一性的认同。现代人类学电影所关注的是通过对影像“现实”信息的传递，而不是对“科学”概念的阐述来传递人类学信息；本世纪初的人类学曾以“科学的客观性”排斥对任何审美因素的关注，而当现人类学早已放弃了这种“客观人类学”的观点，认为人类学关注的对象是人，是人就不能不关注包括情感在内的人的思想和行为等信息的传递问题。所以，“与其把人类学电影看成是科学成果，不如看成是一个文本；就象一首诗、一部小说；有如问某人的电影是否科学，不如问它是否传递了人类学信息？是否传递了人类学家想要表达的东西？所谓‘客观的科学’在西方是不存在的”0。 国际人类学电影最新发展趋势和成果表明∶人类学电影至少在多媒体广泛运用和普及以前，其表达重点已开始转向对人类学对象“广博的描述和模糊的文化洞察”以及“特有的文化氛围感受”的描述等方面，以避免整个学科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关注热点转移和“逃避”的结果是意味生长的。人类学电影发展的过程，就是逐渐摆脱书面描写影响，以及在学术规范下对人类学主题内容的电影化独立表达的过程。影视人类学获得成功的沉重代价，一方面是拉大了民族学电影表达与书面表达在方法上的距离，另一方面也使人类学电影的信息传递方式彻底摆脱了书面印刷媒体的鞠绊，而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 从人类学电影基本学说的发展脉络、电影表达类型及主要特征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学电影信息是多元化、多路径纪录和传递的，而不是单一的。电影不仅仅是一种纪录媒体，它也是一种在五种官能中，同时有两种在起作用的综合性表达媒体。因此，电影有电影自己综合表达的一整套语言，有自己的一套叙述语汇、修辞和方法，而不能简单地把书面人类学的写作方法移置到人类学电影表达中去。对于电影这个复杂而有效的表现媒体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运用，换言之，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一批受过电影和人类学双重教育，经过系统、严格训练的“文化的视听翻译者”。不断强调电影化的影像表达应当成为未来人类学电影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第三，应当说，对电影样式和类型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不同的人类学原理、方法和被拍摄记录的事件本身支配的结果，是人类学电影作者的不同表达风格、习惯的结果。从来没有固定的一层不变的“方法”。不同人类学电影类型的划分有时并不是固定的，任何一部电影都很有可能属于或跨越不同的电影类型，或连续使用几种人类学电影信息传递方式。应当说，摄影机的使用方法和摄影者的文化见解具有直接的联系，形式只是抽象概念的联系体。当然，无论人类学的影视表达还是书面表达，只要是用人类学的方法记录和表现人类学知识，就都始终处于人类学的理论、原则和一系列学术“规矩”以及一定规范的叙述体之中。一但超出了这种关系，就变成了其它东西。 人类学电影信息传递方式的发展趋势不是偶然的。八十年代以来欧美人类学界开始出现所谓的“人类学表现危机”，即对人类学描述真实性的讨论，是人类学表现危机的一个主要概念，其出发点是对已经形成的民族志写作中纯写实主义的批判。而对“传统”民族志写作的批判是依据这些写作对感觉的缺乏，过分热衷于对概念数字式精确和偏见，在“科学”旗号下抹杀了对需要通过感觉对其它有关信息的传递。“感觉”在过去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迫使许多学者通过笔记、随笔、诗文等形式，对田野工作中的发现作既科学又不“科学”的描写。而当代人类学电影多元化的发展和新的表达方式适应并补充了这种缺憾，影视形象不再仅仅是文化的一种简单的工具和科学证明，应当说这是影视人类学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主流人类学的接纳并开始不断升温的一个主要原因。今天，欧美民族学界从文学理论和实践中获得鼓舞，民族志写作方法正在得到更新，同样，人类学电影制作也不断发生着一系列方法上的革命性变化，这一方面是纪录电影制作自身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是与上述变化有关的“人类学新电影策略”及民族学电影结构、制作革命化变革推动的结果。 第四，不同流派的人类学电影学说，在视听语言和描述方法等方面所作的大量探索，为影视人类学学科理论方法的发展，为丰富、完善纪录电影语言和手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电影制作规则、方法和特有符号早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化的通用语言，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型，选择不同的人类学电影表达方法和信息传递方式，对文化的影视描述和表达具有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因而，对电影制片方法的选择，也就是说，“电影风格”与“文化风格”的适应与统一，不仅成为一部人类学电影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今天人类学电影类型多元化、个性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成为为什么有的影视人类学学者只选择制作某一社会种类影片的原因，因为他所拍摄的内容适应了此类电影类型。拍摄主体内容和方法的杂乱含混与文化风格的不相适应，都将影响人类学信息的准确表达。 综上所述，影视人类学所要表达和传递的人类学信息，也就是说，人类学电影在人类学信息的纪录和传递等方面，有着与文字描写不同的侧重点，各自传递各自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又有所不同的人类学信息。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的影视人类学，不能忽视了这门学科的最终载体——电影，忽视了电影的形象化表达和这种表达、描述方式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不注意研究这一点，把人类学电影当成书面人类学的简单重复和翻版，那么，以影像为表达方式和最终成果载体的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存在将毫无意义。 在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交流开始得到发展的今天，认识电影和书面两种不同的表达语言，研究人类学电影特有的信息传递方式，对于方法概念老化、陈旧，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交流的中国民族志电影制作方法概念的突破与创新，实现与世界的全面接轨将具有现实意义。 -------------------
注释∶ （１）杜玉亭先生曾在《再论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一文中，以基诺族为例对原始社会的恋爱方式进行过细致而生动的描述（见《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5期）。但对于影视人类学来说，除非是采用虚构性方法拍摄，人类学电影无法完成这种描述。“虚构方法”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畴。 （２）参见：Film as Ethnography （edited by Peter Ian Crawford and David Turton），Film as discourse: the invention of anthropological realities，UMP，1993年。 （４）如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1991年开始跟踪拍摄的“Ju / wasi of the Kalahari”, 以及他在表现匹兹堡警察行为的人类学影片，即需要通过观看若干年后完成的系列影片才能被理解。 （６）参见郝跃骏∶《人类学电影学说及其流派分析》，《民族学》（待刊稿）。 （７）牛山纯一，1973年。 （８）卡尔·海德∶《民族学电影》中译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１０）同注释（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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