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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格林那达影视人类学中心 设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内的格林那达影视人类学中心，是1987年在一家私营电视台格林那达电视台的财政支持下建立的，旨在推动电影、电视和其它影视媒体在教学、研究中的作用；并用影视媒体宣传、传播社会人类学的现实思想；同时，与世界上有着同一目标的机构和个人保持并发展联系。 该中心由中心本部和一些联合机构组成。中心主任现为保罗·亨利博士，另有两个专职，三个兼职研究人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以人类学家、导演和摄影师的身份与 BBC 或格林那达等电视公司合作，用影视手段研究纪录遍布世界各地的土著部落社会，并从事影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联合机构包括社会人类学系、成员发展中心（ SDC ）和格林那达电视台。 建于是1949年的社会人类学系由一个专家组组成，现任主任为梯姆·因格尔教授，这个由八个人类学家组成专家组，分别从不同领域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并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开设人类学基础和专业选修课程；成员发展中心的“传媒中心”是整个格林那达影视人类学中心的专业技术部门，负责向学生提供最现代化的电影、电视摄影、录音设备、后期制作、复制设备和指导教师；总部设在曼彻斯特的格林那达电视台是目前英国最大的一家独立电视公司（私营），以职业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为基础的大型人类学系列电影《正在消失的世界》是这家电视台闻名于世的拳头产品。这套著名的每集50分钟长的人类学电影系列节目，创办于1970年，现已有60多集，每一集突出纪录、描述一种社会或一种文化。学术、教学机构与商业机构的融合是格林那达影视人类学中心的一大特色，也是这家学术机构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格林那达影视人类学中心也是目前欧洲大陆唯一具有影视人类学硕士和博士授与权的专业机构，每年都有八到十个具有社会人类学学位的学生在这里获得影视人类学硕士学位。这家中心分别在1990年、1992年和1994年代表英国皇家人类学学院成功地举办了国际人类学电影节和电影会议，并设立了英国“皇家人类学电影奖”，授予当年的最佳人类学电影；同时出版了一批代表当今影视人类学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专著。中心自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影视人类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的建立。目前已建立了一个有七百五十部影片及目录的影视图书馆，并经常邀请资助一些国际著名的影视人类学家前去讲学。 德国格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ＩＷＦ） 始建于1956年, 是一家由德国政府研究技术部和州地方政府联合资助的官办学术机构，也是欧洲最大的人类学电影制作和科学影视文献（档案）最大的制作、储存基地。现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类人类学电影6000多部，并已完成了对这些影片目录的计算机检索和管理系统。格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现有各类专业人员13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包括导演、制片人、摄影、微型摄影、电脑剪辑、特技、录音、灯光、美工等在内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他各学科的专业人才则主要来自各个大学。现任所长为嘎勒博士。 ＩＷＦ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影视服务中心（非商业性），除了人类学电影的制作外，格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也为大学、博物馆等教学、研究机构提供地理、生物、动物、植物、医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科学影视资料。 ＩＷＦ在人类学电影制作方面的贡献为国际影视人类学界所公认。如前所述，早在1959年 ＩＷＦ就在总结、阐述科学民族学电影制作规则方面作出过卓越的成绩。而今，由ＩＷＦ制作的人类学电影以画面的严谨、规范而保持其鲜明的特色。ＩＷＦ的人类学电影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生产生活和对传统工艺的影视纪录方面。 美国南加州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 美国是目前影视人类学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除了经济原因外，影视人类学教学活动和人才培养计划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培养方式，代表着美国影视人类学教育机构的主要方式。该中心设有影视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对具有人类学或影视学背景的学生，采取跨院系的多向授课方式，即人类学专业方面的课程由人类学系开设；电影理论、电影摄影技术和制作等方面的课程和培训，由全美公认的最佳电影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影学院”负责；电视制作则又由该大学的“新闻广播学院”教授。这个硕士专业最后的论文形式为人类学电影。该中心的现任主任加里·西门（汉名：沈雅礼）教授向笔者介绍了这种培训方式，“其最大好处是各有关学科都可以尽自己最优势的力量来培养专业民族志电影制作所需全面的综合能力”。目前，该中心正在进行“多媒体和影视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新的目标是为学科培养一批“人类学多媒体设计者”。 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 这是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科学委员会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也是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国际性学术组织。现任新当选主席为意大利的玛拉兹·安东尼奥教授，秘书长为丹麦的披特·克奥佛特博士。该组织在每四年召开一届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上定期举行国际影视人类学专门会议，讨论并制定影视人类学的全球性发展战略和一些重大的学科理论问题。同时不定期地举办国际影视人类学会议。 《影视人类学通讯》（ＣＶＡ）是这个组织的机关刊物，也是全球性唯一一家影视人类学权威性的新闻出版物。内容包括研究报告、评论文章和近期有关学科发展、重大事件的全面报道和信息。特别对有关学科发展和调查的研究报告，以及发生在第三世界和土著民族地区的活动给予的关注。通讯的现任主编为披特·克奥佛特，每年两次不定期在丹麦出版。 目前，国际影视人类学的专业刊物和专著日渐增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主要以通过举办 国际或区域性的人类学电影节向国际学术界展示影视人类学成果。几乎每个月在不同的国家都有影视人类学会议或国际性的民族学电影节（奖）。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美国每年一次的“玛格丽特·米德国际人类学电影节”；英国每两年一次的“皇家人类学协会人类学电影奖”（包括皇家人类学协会电影奖，BASIL WRIGHT 电影奖和ＪＶＣ学生影视奖）；德国每两年轮流一届的“格廷根国际民族学电影节”和“福莱堡国际民族志电影节”；法国的“真实电影节”、“国际民族志和纪录片电影节”；意大利的“意大利国际电影、电视节”、“迪波波里电影节”；瑞典的“ＮＡＦＡ国际民族学电影节”；前苏联的“爱沙尼亚国际影视人类学电影节”；西班牙“巴塞罗纳国际民族志电影展”；罗马尼亚“纪录片电影节”等等。 此外，还有大量不定期举办的各类专题性人类学电影会议和电影节，如以“人与江河”、“人与森林”、“延续与变迁”、“传统社会中的妇女及其劳动”、“变化中的传统工艺”、“传统社会的家庭”等为主题的电影节；有专为独立制片人或妇女制作人举办的人类学电影节等等．在第三世界国家则有印度的“新得里国际民族志电影节”。还有大量关于国际影视人类学发展战略及影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学术研讨会议在此不一一介绍。 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的影视人类学活动，不仅使各国学科专业人员建立了合作关系、交流了经验，促进了学科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勾通了影视人类学与大众的关系，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人类学电影制片机制的一些变化 当科学知识是演绎推理的结果时，电影仅能作为科学理论的一种说明或证明。然而，众所周知人类学对于人类行为方式的研究，主要依赖于田野工作的观察和分析。这就使电影不仅能够成为科学结论的依据和证据，也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和交流方式而受到人类学界的认同，成为有别于一般纪录片和“书面”人类学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因而，影视人类学的学科运作方式和人类学电影在制片、发行、交流、播放等一系列运行机制上既有学术界的方式，也有影视界的特征。两者的兼收并蓄的运行机制成为学科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向。 首先，人类学电影制作由大规模的群体化、集团化大制作向小规模、小群体方向发展，乃至大量个人电影、学者电影和作家电影的出现。同书面人类学的研究一样，影视人类学家也使用笔记本，但他们是用摄影机作为笔记本，用以纪录、描述“活动”的文化。其成果的形成过程与人类学著作的产生都是田野工作直接观察的结果，这种观察主要是通过个人行为来完成，而无需大规模的电影生产式的大群体作业。从而避免了外来人的大量出现对被拍对象的干扰，保证了被记录行为的真实。另外，人类学电影拍摄对象的深入和微型化发展，人们更关注小题材、小切口的微型剖析纪录；再加上摄影器材的不断小型化和一体化，使得“学者电影”制片方式的出现成为人类学电影一种趋势。 第二、人类学电影制作者的职业分工、角色的日趋融合。除了一些技术分工外，导演、人类学家、摄影师、剪辑师和制片人均由一人担任。在欧洲观看纪录电影，你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电影或纪录片制作者只有一个署名∶“A FILM BY ……”，意为“这是某人的电影”。前面介绍过的几位国际著名影视人类学家，如法国的简·鲁什，澳大利亚的戴维·麦克都格尔等等，以及一大批年轻的影视人类学家如格廷根国际民族学电影节学生电影奖的获得者年仅二十岁的卡塔里娜都是这样全方位的人类学电影制作人。这种人类学家与“电影工作者”的完全融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职业电影工作者对人类学不理解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保证了所拍影片的科学属性及学科目的完成。应当说，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年来影视人类学教学与专业人才培训的结果，也是影视人类学彻底摆脱学科的依赖性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人类学电影制作与大众媒体的结合，较好地解决了人类学电影的资金问题。人类学电影制作的资金和成果的传播利用问题一直是制约这门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过分强调、格守人类学电影“科学性”和特殊性所必需采用的“方法”和“原则”，使大多数人类学电影成为千篇一律的教科书式的翻版。其社会功能的发挥自然受到影响，人类学电影的放映被局限在学术界和大学人类学系的课堂上，或者被博物馆所收藏。这种社会功能的局限自身影响了大众对学科及成果的了解，没有观众，没有市场。因而，除了国家科研、文化机构和一些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从保存文化角度拨款拍片外，一般的电影制片商很少愿意投资。制作经费问题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洲也一直成为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的发展。 如今，通过影视人类学家的努力，除了人类学电影的科学和文献价值外，人们终于发现了它所潜藏着的巨大的商业价值。对异文化的好奇和探求永远是现代人的一种愿望，于是，影视人类学与某些电影制片人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结合点。继英国格林那达电视台的大型系列节目《正在消失的世界》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之后，英国另一家电视台又推出了以人类学电影为主要内容的系列节目《太阳之下…》；德国电视二台（ＺＤＦ）在黄金时间推出了一系列以讨论人类学和社会学问题的专栏节目；等等。一些影视公司相继投入巨资，制作、经营和发行以人类学方法制作的影视纪录片，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商业效益；同时，一些人类学家兼纪录片导演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影视公司或工作室，以人类学家和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开始影视人类学电影的制作。如前面曾经介绍过的瑞典纪录片导演威斯桌姆（ MIKAEL WISTROM ），既是斯德哥尔摩一家电影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一家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公司”的影视公司（ MANHAREN FILM AND TV ）的法人，他独立制作并经营、发行人类学电影。 第四，影视人类学活动的日趋社会化。在美国，影视人类学家除了通过影视人类学电影业已形成的交换、发行网络寻求人类学电影的出路，也通过一种被成为“公众权力电视”或“社会电视”的现代化通讯电视系统来发表人类学电影成果。这种公众电视为影视人类学提供了又一个充满活力的广阔空间。 由于“公众电视”的非商业性，以及不受“编辑”控制的结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经过公众电视的培训，自由、便宜地使用设备制作节目，而且节目的长度、内容、制作质量、目的均不受任何限制，使得采用影视人类学的方法记录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的人类学电影得以在这里大展身手。出现了一系列反响较大的人类学影片。难能可贵的是，许多被商业电视剥夺了权力的少数民族自己也加入了影视人类学的行列。他们可以到自己的社区、厨房、起居室、后院、教室去拍摄纪录他们多文化的经历。正是这种社会电视使他们有了与自己的文化现实直接交流的空间，成为影视人类学最直接的传播者。 “公众权力频道”现在已有近两千个团体，每周播出的节目达15000小时，超过ABC、NBC、CBS 和 PBS电视台一年播出节目的总和。公众电视的结构和目标，使之不仅成为普及影视人类学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成为美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一个可贵的窗口。 此外，在英国的一些机构也试图使影视人类学活动社会化。由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大学影视委员会曾建立了一个旨在为后代摄制记录今天的人们怎样生活的特别影视服务项目，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可以提出申请和计划，一旦获得通过就可免费得到或以很低的费用租到高档摄录设备，在经过英国广播公司的短期专业培训后，即可用提供的设备自己拍摄、纪录那些被认为行将消失的重要事件或对未来可能成为重要影视资料，包括今天的英国人怎样赛马、周末怎样消遣、传统农业耕作、男性秘书的切身经历等等。这些项目的建立不仅为影视人类学的普及，也丰富、增加了国家影视档案的贮量，深受公众的欢迎。 作为政府开办的一些非商业的专业性研究、摄制机构如格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则也在广开“学术”大门，扩展与全社会的勾通和交流，并通过举办国际电影节和非商业性人类学电影国际交换网络的建立，来扩大学科的影响、增加影视资料库的容量。学术机构与社会、大众媒体和商业机构的结合，不仅使影视人类学的发展走出了狭窄封闭的圈子，也使影视人类学电影制片方式及其自我运转、自我循环运行机制得以初见雏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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