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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小时候我们都得异口同声地说“制造和使用工具”，因为这是考试中的唯一正确选项。后来我们长大了，不再相信课本，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变得因人而异五花八门。比如要是你问我我就会说是煮饭，这是因为我虽然厨艺不佳屡遭嘲笑，却还骄傲地坚守着做人的底线，饭菜好歹得煮熟了才吃，而动物界似乎还尚未发现有专吃熟食的物种。
不过我一直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和讨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一样，都是闲着没事儿自娱自乐的把戏，趣味尽在胡搅蛮缠的过程之中，至于答案完全没有现实意义，反正人就算被骂作猪狗不如，也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动物，动物就算被打扮的人五人六，也不会真的以为自己穿了件马褂或者梳了个小辫就算变成了人。但我错了。
5月6日，纽约高等法院将审理一桩诉讼案，原告是动物保护组织“非人权项目”，被告是长岛的石溪大学，原告要求依照一条禁止非法拘禁的法律，把关在被告实验室里的两只大猩猩放归自然。因为这条法律适用范围仅限于人类，原告计划说服法官把大猩猩界定为人。
这将是美国第一单关于人与动物界定的判例，裁定结果关系到动物保护行业未来的方针策略和全美大猩猩们今后的生活福祉，因此备受关注。不过不管法庭如何裁决，把动物看作人在人类社会中已经成了越来越流行的价值判断标准。比如你要把宠物当儿女，别人就觉得你有钱又有闲，你要能从自家推及天下，时不时把动物权益的事挂在嘴边，别人就觉得你有钱有闲又有爱，而整个动物保护理念更是人按自己的思维定势打造出的一套把动物硬生生纳入人类社会的机制。
我们喜欢党同伐异，所以擅长主动投怀送抱摇尾乞怜的四腿朋友都领到了免死金牌。吃猫肉狗肉几乎成了反人类的重罪，一经张扬必会引起天下哗然受到千夫所指，猪牛之类不会跟人拉关系套近乎的榆木疙瘩就只能安下心来接受自己混吃等死的命运。
我们喜欢以貌取人，所以翠鸟被拔毛比乌鸦被拔毛更让我们心疼，松鼠比它的表亲老鼠更容易赢得我们的青睐。 前几年西雅图曾经就当地特产太平洋巨型章鱼的保护问题掀起论战，这种章鱼数量不算少，却因为长得耐看成为当地潜水爱好者的心头肉。《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一语道破当地决策者面临的困惑：“只有濒危的动物才值得被保护呢，还是只要赏心悦目就够上受保护的资格了？”
我们喜欢推己及人，所以纽约市长白思豪上任以来一直在琢磨着废掉中央公园附近那些服务游客的仿古马车。在他看来，要是你我都不愿意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或冬天的西北风里嘴上戴个嚼子拉着车上那些说古怪语言的外国胖子在中央公园里闲逛，那些马心里也一定是充满悲愤，只恨生不出手来夺过鞭子揍敌人。至于马没了工作该如何发挥余热证明此生的价值，以避免像它们退休的前辈那样被送去加拿大的屠宰场，就不在市长的考虑范围了。
最如果撇开宗教意义上“爱惜飞蛾纱罩灯”式的修行，动物保护理念应该算是起源于西方，17世纪的爱尔兰就已经立法禁止从活羊身上拔毛，19世纪英国就已经制定了全国性的反动物虐待法。但进入21世纪，这个理念已经踩着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留下的脚印，迅速蔓延到全球，连中国都有了第一部禁吃猫狗肉的法律初稿。
不过，如你所知，全球化映射出的从来都不是资源共享一家亲的祥和图景，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失衡和话语权分布的不均，从工业到商业到动物保护的全球化皆是如此。
比如去年夏天一只名叫Raju的大象在印度被囚禁了50年后终于获释，脚镣被打开那一刻，它留下了眼泪，这张照片红遍全球，直接促成了墨西哥将于今年7月生效的禁止马戏团使用动物打工的新法。这的确是个感人的故事，如果你不去想在这个毒枭横行罪案失控的国家，每年都有成百上千无辜的人在帮派火拼中丧命，而他们的故事因为发生得太过频繁都已经失去了新闻价值的话。
（大象Raju） 比如法国人在食物上的冒险精神跟广东人有一拼，从鹅肝、蜗牛到驴马兔没有不上桌的，却从没见过美国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剑拔弩张向法国饕客开火。倒是我冬天戴了一顶边上镶着一圈兔毛的帽子，被邻居大妈盯着看了半天。大妈是高净值白人单身大龄女，将这些要素集于一身的人十有八九是铁杆自由派和坚定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可是大妈一开口我还是有点措不及防。
“亲爱的，你知道吗？”她说。“你这帽子肯定是中国制造的，他们那边取动物皮毛都是活剥，非常残忍。你应该试试用人造毛的替代品。”我火气上头却不露声色，语气平和地说：“亲爱的，我敢肯定我这帽子用的是本地兔毛，纽约上州兔子泛滥成灾毁坏庄稼果木，我相信我戴这帽子是为本州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俩沉默着对视了十秒钟，然后各走各的路去了。
不过人类虽然在动物保护上充分暴露了自身的狭隘，我倒不是说动物的价值观就能高到哪儿去，它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奉行弱肉强食、以貌取“人”的法则，但至少它们不用把这些夹裹在冠冕堂皇的仁慈之心里。
或许这才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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