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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文章中提及的哈尔精神变态诊断表，是依照精神病学家鲍勃·哈尔的分析调查，社会大众中的精神变态者的比例难有确切的数据，一般认为是低于1%。鲍勃·哈尔对203名“企业专业人士”的测试显示，其比例是3.9%（可以参看一部克里斯蒂安·贝尔主演的影片《美国精神病人》）。 鲍勃·哈尔在对监狱中犯人进行电击实验时发现，那些因感情、贫穷等原因犯罪的犯人，在准备受到电击时会非常紧张。而那些具有冷血特征的犯人，却一点不紧张。而且，在以后再准备受到电击时仍然不紧张。他们大脑中预测不良后果的功能不能正常工作，他们没有记忆痛苦经历的能力。你没法给他们“教训”，所以即使受到惩罚，也很容易再犯。他们无法理解“同情”这样的感情。 缺乏同情心，对于竭力追求成功的人，很可能是一种优势。在社会政治、经济顶端，很可能有高比例的精神变态，而他们的疯狂行为，可以影响世界。 文/Barbara Bradley Hagerty 肯特·基尔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教授肯特·基尔研究了数百名精神病患者的大脑，是世界领先的犯罪精神病学的研究者之一。 他说，经常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是：他们目光炯炯，好像随时准备扑捉如何应对的信号。但眼神不是一个犯罪精神病的基本要素，而只是一个线索。 正式地讲，基尔根据哈尔精神变态诊断表（详见维基：en.wikipedia.org/wiki/Psychopathy_Checklist）为他们的病状打分，以测量他们的无法感到同情或后悔，以及病态撒谎或冲动的特性。 在他那个可以俯瞰一个高尔夫球场的阳光明媚的办公室里，基尔解释说“得分范围从0到40。社会上一个普通男子的得分大约是4或5。犯人们平均会得22分。通常犯罪精神病人的得分为30或更高。布莱恩基本上得38.5分，排在第99百分位。' 布莱恩·杜根 在基尔采访杜根的录像里，杜根说他一开始只不过是要打劫尼卡里科的家。但他看到里面还有一个小女孩。
在录像里，杜根身着橙色连身囚衣，看上去似乎平静而正常，直到他抬起手来喝了一口水，我才看到了他戴着的手铐。 在录像里，杜根身着橙色连身囚衣，看上去似乎平静而正常 杜根是聪明的, 智商超过140，但他承认，他一直情绪浮浅。他告诉基尔，他在监狱里蹲了20多年，相信他自己现在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悔恨的感觉。 “我也有同情心，但它就像是停止了，”他说，“我的意思是，我开始有点儿感觉，但好像有东西堵着它。我不知道是啥玩艺儿。” 基尔说，他以前也听到过这些说法：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声称他们觉得自己的罪行可怕，但他们不过是为了得到假释而已。 “可是当你问他们，‘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真的觉得很不好吗？’布莱恩会看着你说，‘你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盯着你好像在说，‘你能给我一些帮助吗？给我一点暗示吗？我可以给朋友打电话吗？’他们并没有真的明白‘同情’是什么意思，”基尔说。 基尔说，像杜根这样的人们， 冷酷无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大脑的结构与众不同。他认为他的大脑扫描技术可以证明这一点。 可移动式的核磁共振脑扫描成像
在一个晴朗的六月早晨，在阿尔布开克的青年诊断和发展中心，那些已被定罪的青少年暴力犯罪分子们，伸长了脖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辆庞大的拖车隆隆地驶进院子里来。这是基尔的宝贝疙瘩——一台由新墨西哥大学的心理研究网络提供的价值200万美元的移动式核磁共振成像仪。 在过去的几年里，基尔拖着他的移动式核磁共振成像仪，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最戒备森严的监狱，他扫描了1100多名犯人的大脑，其中约20%是犯罪精神病患者。 出于医生的职业伦理原因，基尔不能让我亲眼看他是如何对犯人的大脑做扫描的，所以他让手下的研究人员给我演示一番。 经过几分钟的准备，研究员凯文·贝奇被放进大脑扫描仪，在那里他可以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屏幕画面。在屏幕上轮番放着三种类型的图片。一类描述一种道德冲突：他看到几个蒙面三K党徒点燃一个十字架。另一种类型是情绪性但在道德上模棱两可的：一个着火的汽车，但你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着的火。另一类型的照片是中性的：例如，学生们站在一盏煤气灯的周围。 在过去的几年里，基尔拖着他的移动式核磁共振成像仪，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最戒备森严的监狱，他扫描了1100多名犯人的大脑，其中约20%是犯罪精神病患者。 受试者从1至5对照片是否违反道德的尺度打分。基尔说，大多数犯罪精神病患者的打分不异于正常人的打分：两者对三K党烧十字架的照片打的分都是“违反道德”。但一个关键的区别是：精神病患者的大脑与正常人的大脑有不同的反应。当一个正常人看到了道德上令人反感的照片时，他的脑边缘系统会被激活。 这是基尔所说的“情绪电路”，涉及到眼睛后方的眶皮层和大脑深处的杏仁形结构。但基尔说，像杜根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当看到三K党照片时，他们的情绪电路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此类信息。“我们有不少数据，显示很多精神病患者的大脑往往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信息，”基尔说。“看起来杜根的大脑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就像我们已经研究过的其他精神病人一样。” 基尔说，情绪电路可以阻止人干坏事，比如破门入室打劫或杀死那个女孩。但是像杜根这样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大脑里的刹车不灵。基尔说，精神病患者有点像智商非常低的人，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法院对待智商低的人不同于正常人。例如，不能判他们死刑。 “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情绪智商，像一个五岁的孩子，你怎么说？”基尔问道。“好吧，如果是这样，我们会作出与对待情绪智商低的人同样的争论——这样一来，也许这些个人就不应该被判有罪责，不应该受到惩罚，等等。” 而这正是2009年11月杜根的律师在审讯中辩称的。律师史蒂芬·格林伯格说，杜根不是一个疯狂的刑事犯。他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但是，他只是无法作出正确的选择。 “人们不应该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身体状态被处以死刑，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过错，”格林伯格说。“这一罪行是他的错，他没有说这不是他的错，他没有说把我无罪释放。他只是说，别杀我，因为这不是我的错，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论点让威得恩大学法学院的法医心理学家和法律学者史蒂芬·埃里克森闹心。他指出，酗酒者也有大脑异常，如果他们醉酒后驾车撞死人 ，我们是否放了他们？ “那些患抑郁症的人呢？他们的大脑也异常。他们犯了事以后，应该有借口逃过法律惩罚吗？“他问道。”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概念是法律对脑异常不感兴趣。法律感兴趣的是在犯罪时，当事人是否理解正确和错误的区别。” 布罗迪说：“很多很多的人可能有心理变态倾向以及类似的脑扫描，为啥他们没有做出反社会的行为，没有去强奸和杀人呢？” 此外，布罗迪还告诉陪审团，2009年杜根的大脑扫描，说明不了当年他杀死吉奈恩·尼卡里科时，他的大脑是个什么样子。 布罗迪说，“我不知道在他犯下罪行时，布莱恩杜根的大脑里都发生了什么事”。“从24年以后的大脑扫描图片里，我们当然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陪审团似乎对神经科学有兴趣，他们要求重新读取在长达10小时的商议里的所有与神经科学有关的证词。但到了最后，他们还是判处杜根死刑。杜根正在请求上诉。 与此同时，这一案例发出了一场法庭上的革命即将开始的信号，基尔说。 “神经科学和神经影像学将改变我们全部的关于如何惩罚，如何决定谁有行为负责能力，以及如何决定用何种方式处理被告人的哲学。“他说。 这一看法，代表了全国各地的，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越来越多的顶尖学者们的意见。 基尔认为，像DNA一样，脑部扫描影像将最终成为法庭判案量刑的标准方法。而且，他和其他人都说，这场革命能够颠覆传统的罪责，犯罪和惩罚的概念。 这是广告——我的诗集《双行星与小卷兽》 目前当当、京东和亚马逊均已上架 “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也就是我本人吴淼（写诗的时候叫“二十月”）的订阅号，纯粹个人兴趣——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诗歌、小说、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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