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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柜曰】首富在中国总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历朝历代的首富善终者寥寥。首富们富可敌国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呢？胡雪岩，中国第一个在紫禁城骑马的商人，他游走在两大汉族武装集团之中，他的影响力直达权力中枢，他到底是怎么样周旋于权贵的呢？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陌生吗？那一场慈禧一怒撸掉上百位官员的大案，正是胡雪岩布下的惊天棋局。
1877年1月4日，紫禁城寒风萧萧。
朝阳门外神路街远远地来了一队清朝士兵，押着三辆巨大的囚车缓缓走来。囚车后面跟着一辆骡马车，车上停放着一口薄皮棺材，棺材里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突然，一骑宫中来使宣布，要将棺材押送至海会寺。军队押着囚车跟棺材径直来到海会寺。
囚车上一位是杭州府余杭知县刘锡彤，一位是余杭县衙仵作沈祥，一位是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棺材里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是葛品连，生前曾经是余杭县一个开豆腐坊的小生意人。1873年10月的一天，葛品连突然暴病而亡，死时全身青黑，于是市井传言，葛品连之妻毕秀姑（即小白菜）因与举人杨乃武有奸情，故而二人下毒害死了葛品连。葛品连老母向县衙报了案。刘锡彤素与杨乃武有隙，闻告后，亲率仵作沈祥前往验尸。
沈祥勘验葛品连尸体后，将验尸报告跟《洗冤录》进行对比，发现葛品连可能是中烟毒而死。门丁沈彩泉摸准了刘锡彤的心病，一旦将葛品连谋杀案坐实，皇帝一定会下诏褫夺杨乃武举人之名。于是，全程参与了勘验的沈彩泉一口咬定，葛品连死于谋杀。
刘锡彤将毕秀姑带回县衙审问，供不知情。次日动刑逼供，毕秀姑受刑不过，诬称与杨乃武私通，杨乃武给了她一包治流火的药，葛品连吃后就死了。刘锡彤下令逮捕杨乃武。新中举人的杨乃武刚从杭州归来，“方从行省赴鹿鸣宴归，衣冠而往”。刘锡彤一看杨乃武衣冠楚楚，顿时火冒三丈，“喝令被去衣冠”，杨乃武遭遇“长跪刑拷”，“加以大杖决臀者千数百下”。“死而复苏”的杨乃武最终屈打成招。
刘锡彤拿到供词后，立即向杭州知府陈鲁汇报，说举人杨乃武卷入谋杀案，当事人已经招供，希望向皇帝报告革掉杨乃武的举人之功名。陈鲁遂向浙江巡抚杨昌浚汇报，杨昌浚的报告很快又到了北京。当时的同治皇帝朱批：“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
皇帝诏令一下，葛品连之死成了钦命大案。
杨乃武的家人提出异议，反控毕秀姑捏造证据作伪证，因为葛品连生病期间杨乃武不在余杭，怎么可能给毕秀姑治流火之药？刘锡彤再度对毕秀姑严刑拷打。取得毕秀姑的口供后，余杭县将卷宗、人犯上呈杭州知府。杭州知府陈鲁本就是行伍出身，加之杨乃武没了举人功名，上来就是一顿暴打，杨乃武再次招供。
陈鲁将葛品连谋杀案上报到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处。主管刑名的蒯贺荪为道光年间举人，左宗棠围剿捻军期间，蒯贺荪为左宗棠的军队提供后勤支持，深受左宗棠欣赏，赏布政司衔。左宗棠督军西征期间，蒯贺荪荣升浙江按察使。蒯贺荪两次提审杨乃武，毕秀姑跟杨乃武口供一致，认定原审无误。蒯贺荪将案件审理结果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定谳。杨昌浚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密查，郑锡滜到了余杭就被刘锡彤灌得烂醉，他给杨昌浚的调查结论是“无冤无滥”。
杨昌浚，字石泉，1860年入楚军幕，成为左宗棠的左膀右臂。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杨昌浚巡抚浙江，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左宗棠筹募军饷。葛品连谋杀案上报巡抚衙门时，杨昌浚正忙着为左宗棠筹钱，听完郑锡滜的汇报后，便以蒯贺荪的审理结果为准上报朝廷。其间，杨乃武却在狱中写了一份辩护词交给姐姐杨菊贞，杨菊贞拿着辩护词到北京都察院投状。
都察院一看，杨乃武控告刘锡彤刑讯逼供，下令杨昌浚重审。都察院令一到，杨昌浚责成陈鲁再审葛品连谋杀案。陈鲁再审后维持原判。杨菊贞不服，见向浙江府衙上控无果，再次进京向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投状。刑部给事中王书瑞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杨昌浚回护同官、含糊结案。都察院御史广寿也向皇帝提交了一份专题报告，建议北京方面派出专案组调查葛品连谋杀案。
光绪皇帝一道圣旨，一个庞大的专案组成立。
浙江学政胡瑞澜任主审钦差大臣，宁波知府边保庆、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担任陪审团成员。不谙刑律的胡瑞澜采信了浙江官场的审案证据，给皇帝上报了维持原判的证据。胡瑞澜的审判令杨昌浚长舒了一口气，可是户部给事中边宝泉又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本，提议将葛品连谋杀案提交刑部重审。光绪皇帝下诏：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边宝泉的奏本也被上谕驳回。
边宝泉是户部的年轻干部，这位镶红旗汉军籍小官的祖上跟八旗入关，他本人于同治二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出任过乡试会试考官，作为后备干部调入户部。谁都没想到，边宝泉会在这个时候突然跳出来干预皇上和地方督抚。杨昌浚立即向皇帝提交了辞职报告，他意识到自己卷入了一个强大的旋涡之中，在边宝泉的行动背后，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正在扑向浙江官场。
胡瑞澜奉命重审葛品连谋杀案期间，也正是户部左侍郎袁保恒跟左宗棠关系紧张的时期。袁保恒来到西征军营后，发现胡雪岩负责的国际贷款利息奇高，于是一直拖着西征军的贷款不批。左宗棠一道奏本送到了光绪皇帝案前，将袁保恒调回北京。左宗棠之所以敢跟袁保恒叫板，底气就来自于杨昌浚。江浙富庶甲天下，身为浙江巡抚，杨昌浚一直是西征军的后勤保障。
在胡瑞澜重审葛品连谋杀案期间，西征军资金紧张，左宗棠曾写信给杨昌浚，希望浙江能够划拨三十万两银子救急，因而对此案也有所了解。令左宗棠头大的是，《申报》一面抹黑西征军，一面呼吁朝廷引入西方审判制度，重新审判葛品连谋杀案。左宗棠在给杨昌浚的信中嘲笑《申报》：“处士横议，托海上奇谈辩言乱政。”
杨昌浚的辞职报告令左宗棠情绪低落，他在给杨昌浚的信中感慨：“陇实处其难，不于浙求饷，滔滔天下谁复应之？”没有浙江的支援，东南沿海督抚中更没有人会向西征军提供粮饷支持，左宗棠在信中认可了杨昌浚对西征军的巨大贡献：“浙之济陇厚矣。”他安慰杨昌浚，胡瑞澜是一位守正不阿之人，断不能抹却浙江官场的公论。
《申报》在不断地关注和报道葛品连谋杀案的最新进展，抨击浙江官场的官官相护。清政府执政集团决定给浙江官场敲个警钟，在拒绝了边宝泉将案件提交刑部的同时，光绪皇帝在诏令中批准刑部可以将卷宗调进北京研究。与此同时，浙江籍的官员对胡瑞澜的调查也是相当不满，十八名浙江籍官员联名向皇帝上书，要求重审葛品连谋杀案。
更为糟糕的是，袁保恒回京后被调任刑部，出任常务副部长级别的左侍郎。他向光绪皇帝建议，将此案提京研讯。同时，杨菊贞还在各衙门递状喊冤。面对各方压力，慈禧太后下令刑部重审葛品连谋杀案，由浙江巡抚杨昌浚押解此案所有卷宗、人犯、证人，连同葛品连尸棺进京公审。
1877年1月22日，三法司在海会寺会审葛品连谋杀案。
光绪皇帝下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组成联合重案组，由刑部主审，都察院跟大理寺会审。刑部两个尚书桑春荣、皂保主审，各大部委的侍郎、御史陪审、观审。为了保证三司会审的公正，确保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刑部请出了八十多岁的帝国首席验尸官荀义开棺验尸。
海会寺人山人海。
持枪的士兵将全部人犯带到大雄宝殿前面的空地上，刑部验尸官打开棺材，由荀义亲自动手验尸。虽然葛品连的尸肉已经高度腐烂，但万幸的是骨骼完整。荀义对尸骨从头部的卤门骨、颔骨、牙齿，再到喉骨、胸骨、尾椎骨和指趾骨，一一详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刑部的司官、堂官轮番勘验，余杭县衙验尸官沈祥复验。
荀义在刑部验尸报告上给出的结论是：骨殖黄白，系属病死，并非青黑颜色，委非中毒。远在肃州军营的左宗棠听闻结果后，瞠目结舌，“遍查《洗冤录》，凡毒毙无以骨色辨验者。”在给杨昌浚的信中，左宗棠对刑部的验尸报告提出异议，认为以毫无科学依据的验尸报告问官定谳，只能给后世留下更多的谜团。两次提交辞职报告没有获批的杨昌浚，这一次被皇帝直接革了职。海会寺三司会审报告出来后，左宗棠给西征军副主帅刘典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杨昌浚因卷入葛品连谋杀案而遭遇革职相当惋惜。更令左宗棠难以置信的是，自己很久没有收到胡雪岩的书信，“以其平时办事之法言之，或不荒唐也”。
左宗棠的心在滴血。
“葛品连已死逾三年，毒消骨白，此不足定虚实也。”曾经出任长沙知府的湘军干臣、现四川总督丁宝桢闻得实状，大怒，痛斥杨乃武风流成性，亦非善类，若是翻案，“将来外吏不可为”？刘锡彤的乡榜同年、大学士宝鋆也提出，人死已逾三年，毒气早就消失，怎么能够凭着骨是黄白色，即断定不是毒死而是病死呢？
“狺狺者尚欲翻案，为奸夫奸妇劣属雪冤。”北京方面下令杨昌浚将人犯、案卷、棺材押运进京后，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愤愤然地说道，他把那些上书为杨乃武翻案的官员比喻为疯狗，并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左宗棠相当蔑视十八名浙江籍官员上书的行为，他觉得正因杨昌浚性气宽和，才会导致那些浙江人无所顾忌。杨昌浚被革职前，将自己的一万两养廉银捐给西征军，左宗棠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杨昌浚被革职的背后，左宗棠至死都不知胡雪岩的巨大阴谋。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二度进京告御状就是胡雪岩赞助的。杨菊贞第一次向都察院控告，都察院责令浙江巡抚衙门重审，杨昌浚转身让杭州知府陈鲁重审。结果杨、毕二人在重刑之下，再度屈招。这次御状算是白告了，杨乃武又叮嘱杨菊贞找三个人：汪树屏、夏缙川、吴以同。
汪树屏是杨乃武乡试中举的同年，现在是从七品的内阁中书，跟京中的达官贵人交往密切。汪树屏的哥哥汪树棠是在刑部担任掌管律法的副司长级别的员外郎。
夏缙川是一位武举，是杨乃武的至交，夏缙川的哥哥夏同善为咸丰年间进士，文采斐然，时人誉谓“在曾（曾国藩）、左（左宗棠）之上”，很受慈禧太后赏识，1871年出任兵部副部长级别的右侍郎，现在是光绪皇帝的老师。
吴以同，杨乃武的乡试同科至交，在首富胡雪岩家当西席。胡雪岩是小伙计出身，很重视子女教育，于是聘请吴以同在胡府当家庭教师。身为乡试举人的吴以同很有才华，胡雪岩爱其学问，遇大事均要听听吴以同的意见，吴以同也经常以幕僚身份为胡雪岩出谋划策。夏同善回杭州守孝期间，吴以同常和夏同善诗词唱和。杨乃武第二次写好御状时，夏同善守孝期满准备回京上班。
夏同善回京前，吴以同宴请自己的老同学，当天晚宴由胡雪岩做东。席间，吴以同跟夏同善谈论最多的就是杨乃武案。胡雪岩跟吴以同希望夏同善回京后能够多方走动，还杨乃武公道。胡雪岩看准了夏同善的帝师身份，更重要的是光绪皇帝的另一位老师翁同龢，跟夏同善是1856年的同年进士，翁同龢现在还有一个身份：代理刑部右侍郎。
两位帝师直通紫禁城权力中枢，夏同善进京的同时，杨菊贞跟家人随即北上。据杨乃武的女儿杨浚回忆，当胡雪岩了解到杨家经济拮据时，立马赞助杨家进京路费，并将其在京所有费用也全包下来。杨菊贞进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夏同善投状子，以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刑部为首的所有衙门，杨菊贞把状子都递个遍。夏同善拿着状子找到翁同龢，两人进行了长达十五天的商讨，期间联络在京的浙江籍官员，希望浙江籍官员联名向皇帝上书。
“东暖阁，垂帘。醇邸、劻贝勒、景额附、夏侍郎同召对。将前意一一陈说，皇太后挥涕不止，臣亦不禁感恸，语极多，不悉记，三刻许出。”夏同善的奔走很快得到了以醇亲王奕、贝勒奕劻、驸马景寿为首的皇亲贵胄的支持，身为最高决策者的慈禧太后听完杨乃武的遭遇后，下令翁同龢“尽心竭力，济此艰难”，“亦问刑部事”。
夏同善一干人在东暖阁为慈禧太后讲故事的同时，十八名浙江籍在京官员也向皇帝提交了联名信，请求将杨乃武案调京重审。第二天，光绪皇帝下令杨昌浚将人犯、卷宗、棺材押解进京。
海会寺开棺验尸到皇帝革掉杨昌浚巡抚一职，这段时期左宗棠一直没有收到胡雪岩的书信。
胡雪岩到底忙啥呢？
搞垮杨昌浚，这是胡雪岩下的一盘大棋。
左宗棠和胡雪岩心生间隙是因为袁保恒。西征军贷款利息太高，身为户部副部长的袁保恒没法跟皇帝交代，就拖着不批复，时间越长，国际银行家对胡雪岩的信任度就越低。左宗棠也很快发现，胡雪岩利用西征军贷款敛财，便谋划让两江总督沈葆桢代借洋款。
西征军数百万的贷款以及地方商人的战争借款一直是阜康钱庄的流动资金来源，沈葆桢一旦代借洋款，阜康钱庄将失去一大笔流动资金。左宗棠的行动意在警告胡雪岩，希望他收敛自己的贪婪。当然，左宗棠更担心沈葆桢跟李鸿章的政治结盟。
沈葆桢很快就拒绝了左宗棠让他代借洋款的建议，这令左宗棠相当尴尬。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沈葆桢有两个月没给自己写信，“与合肥（李鸿章）联合一气，能者固不可测也”。沈葆桢曾经因为军饷问题跟曾国藩闹僵，左宗棠现在只能认为，沈葆桢受李鸿章指使，李鸿章将沈葆桢推向南洋领导者的位置，就是故意为难自己。
“从前幼丹（沈葆桢，字幼丹）船政告匮时，举闽协饷二十六万畀之，宁忍饥分食，以船政无事权，而陕甘尚握兵符耳。”左宗棠想起当初剿灭捻军艰难之时，沈葆桢领导的福州船政出现资金问题，自己勒紧裤腰带将福建军饷交给沈葆桢，帮助他渡过危机。当时的沈葆桢感激涕零，感叹只要天下督抚都如左宗棠的胸襟，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如今的左宗棠相当失望，沈葆桢现在总督两江，“顿忘阙初也！”
沈葆桢的突变令左宗棠难过，所以在借款的问题上只能寄希望于胡雪岩，可是胡雪岩一直没有音讯，这令左宗棠很是不安。事实上，胡雪岩支持杨乃武翻案的真正目的是要砍掉左宗棠在浙江的政治后盾杨昌浚。杨昌浚一直在江南为西征军筹措军饷，左宗棠即便立刻跟沈葆桢闹翻，只要有杨昌浚巡抚浙江，西征军五年收复新疆的军令状也能实现。
海会寺三司会审的背后，胡雪岩功不可没，因为他抓住了读书人最敏感的神经，以此大做文章。
杨乃武的家人没有经济能力再次进京告御状，胡雪岩又全程赞助。夏同善离开杭州北上之前，胡雪岩宴请夏同善。从十八名联合上书的浙江籍官员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国家各大部委的中层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国家干部，“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一个举人蒙冤受辱，湘军集团挑起了浙江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胡雪岩全程赞助杨乃武家人翻案，他赌准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心理。
海会寺开棺验尸，杨乃武成功平反。翻案之后，左宗棠对杨昌浚留任浙江巡抚还信心满满，在给刘典的信中说道：“揣度当轴用心，方倚其协解海塞防剿饷需，则必不令其脱手，无论降革，总是留任处分耳”。在浙江势力跟湘军势力较量的背后，是文官集团跟军事集团的较量，左宗棠轻视了文官集团的力量。
杨乃武平反昭雪，浙江县、府、臬、藩、抚三百多名官员遭遇清算。其中，巡抚被免职，知府、知县入狱的入狱，削官的削官。在长达三年的审判过程中，甚至还有官员和当事人不堪忍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自杀寻求解脱。
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彻底埋葬了八旗劲旅的荣光。太平军席卷大江南北，清政府执政集团只能寄希望于汉族武装身上。1858年，湘军将领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成为第一位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湘军封疆大吏。随着湘军、淮军集团在战争中不断壮大，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直隶总督、四川总督等重要岗位都由汉族武装集团把持。来自汉族集团的巡抚、按察使、布政使、知府、知县更是遍天下。
汉族武装集团势力庞大，无论是左宗棠的塞防，还是李鸿章的海防，对清政府武装集团的执政地位都是最大的威胁。醇亲王奕譞尽管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可是他一直活在恭亲王奕的阴影之中。奕成立总理衙门，形成第二权力中心，在大清帝国的经济改革中更是跟汉族武装集团打得火热，再看奕譞，却毫无建树。奕譞决定抓住葛品连谋杀案敲打湘军集团，在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为自己立威。
胡雪岩的赞助资金将葛品连谋杀案推向了高潮，夏同善、翁同龢的游说感动了慈禧太后，也给了奕譞在权力中枢崛起的机会。奕譞引经据典，提出道光初年山西民女赵二姑叩阍一案，道光皇帝朱批翻案，最终将养尊处优的督抚进行惩戒。奕譞抓住维护国家司法公正这一点，煽动民众维护皇权正义，清算浙江的湘军势力，进而达到整肃吏治，为自己在清政府执政集团增加政治筹码的目的。
左宗棠很快收到了北京的邸报，杨昌浚被革职了。
西征军的资金链又变得紧张了，各地四个月的饷银仅有二十万两，只有向陕西甘肃的富商高息借款。为了西征军，为了实现五年收复新疆的军令，几个月后，左宗棠忍不住给胡雪岩写了一封信，他很想知道胡雪岩几个月没写信的原因，可在信中他只能绕弯子问是不是借款问题没有解决。左宗棠还在信中提到葛品连谋杀案换尸解验的事情，他还希望胡雪岩告知真假。
西征军已经攻克达坂、吐鲁番等新疆南部要隘，但因为军饷问题难以乘胜追击。此时的左宗棠更关心西征军借款问题，他非常谦卑地主动给胡雪岩写信，“许久未接良书，想因洋款未及定议之故。”现在西征军“本可乘胜进取，以取破竹之势”遗憾的是各省的“协款迟迟不到，四月以前，仅只收二十余万”。 曾经令左宗棠很不爽的利息问题现在只能是“息银听阁下随时酌定”。在收复新疆的军令状压力之下，左宗棠只能主动向胡雪岩式微求和。胡雪岩接到左宗棠的书信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左宗棠、西征军、兰州工业的资金运营命脉再次落到了胡雪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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