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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辉煌，只能是历史的骄傲，丰德（票号）辉煌的一页已经揭过去，今天我们不能再躺在老祖宗的账本上吃老本了……”这是话剧《立秋》中的一句台词。 晋商的辉煌已犹如一颗流星从中国近代商业史的苍空划过，随即被历史的灰尘湮没了近半个世纪。我们轻轻揭去这层蒙了许久的薄纱，再次凝视他们，思索着：他们究竟给我们留下了…… 一、晋商留下了什么？ 晋商留给后人的也许是一首民歌，也许是一座座民宅，也许是一座座关帝庙，或者是一段段鲜为人知的事实，亦或者是一个个动人的传奇故事，太多太多，似乎又太少太少！ 一首民歌——《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话儿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 从歌词看来，这似乎仅仅是一首情歌，妹妹盼将要远行的情郎早点回家，但了解这首歌的背景后，才发现这种油然而生的思念和牵挂不是一个个体行为，是当年众多山西女子的集体情思。一首名歌唱尽了山西商人走西口的一路艰辛，唱出了山西女人对丈夫远行的无限牵挂，也唱响了山西商人“不发达，誓不归家”的决心。当年的漠北，如今的大西北，只要是晋商走过的地方，就会有人传唱。 晋商当年走西口，到底要多久才会踏上归途？ 一座座民宅 那一座座高墙深宅大院，也许是晋商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和荣耀而建，也许是为了保家护院而建，也许是为了抚慰在他们临行前含泪送别的女人而建。不管其真实的动机如何，那一座座藏于山西民间的大院，那大院里精美的石雕木雕砖雕，那昂首向苍天的兽头，那悬挂于门梁之上的一块块匾额，都在默默地诉说着晋商当年的富足。尽管，这些建筑经历了百年冲涮，依然不减对后人的冲击与震撼。 晋商当年到底有多富？ 遍布全国的关帝庙 晋商“以义制利”做为他们的经商准则，讲究“义”字当头。于是，山西藉名将关羽便由一个真人，变成了晋商心中的神，进而转化成保佑他们财源广进的财神。只要山西商人经商走过的地方，就会有关帝庙。在他们的经商生涯中，“诚信”不仅仅是悬与口头的一句话，而是他们用毕生精力去实践的一种精神。他们创造的票号，能在没有一部商业法的保护没有任何抵押做保障的情况下，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驰骋近百年，依靠的就是这个“义”字，就是他们一诺千金的诚信。 晋商当年一句承诺到底有多重？ 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清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可以推断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晋商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到底经营着什么样的生意？ 有谁想过晋商“走西口”，一走就是500年；有谁想过有很多人在他们踏上“走西口”的路时，已经注定事一条不归路，只能把尸骨留在异乡的荒野；有谁想过他们走西口真正能荣归故里，并且在家乡建起豪宅大院的毕竟是少数。但就是这少数，给中国金融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票号。 二、从票号透视晋商辉煌500年 发迹于15世纪末的晋商，到16世纪70年代进入他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诞生，晋商从贸易领域挺进金融领域，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晋商稳固的占据中国金融市场，名震中外，汇通天下，显赫异常。从19世纪80年代全国性金融风潮起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随着票号的消亡，晋商也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1、 票号原始资本的积累（晋商的崛起） 晋商崛起之“地利”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位于万里长城的内侧。背靠近蒙古大草原，北上出大同，经绥远，归化（今呼和浩特）可达恰克图；南连中州河南，南下经开封可通岭南广东；西与一河之隔的陕西相连，经西安，沿河西走廊可达新疆、中亚。 用现代的眼光看，山西处于中国中部，不靠海不邻边，是没有区位优势可言的。但明清时期，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沿海贸易发展缓慢，国内贸易多集中于南北贩运业，国际贸易也多集中于对俄贸易。如此看来，地处中部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晋商崛起的“地利”基础。 山西处于北方牧游经济文化和中原农耕经济文化的交错地带，既是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也是交换贸易最发达的地区。从农耕民族和牧游民族的需要来看：中原的农耕民族需要牛羊，官僚贵族需要毛皮，以及用于交通、作战的良马，这些都有赖于和牧游民族的交换；而牧游民族“衣毛皮，食肉酪”，以畜牧业为主，无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的生产特点，使很多需要都无法自足，包括日常的生活需求，如缎布，茶叶，盐米，中药，铁器以及针线等，完全依赖和农耕民族的交换。迫切需要有人来充当中间的贩运角色，满足双方的需求。 宋代经济中心已经南移，江南一带的商人比北方的晋商更加富足，更加靠近中原农耕民族的物流中心，但南方的商人依靠本地的生意已经足以富甲一方，因此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事长途跋涉的南北贩运贸易。而地处山西的晋商，靠近物流交换场所，南下北上都比较容易，山西商人抓住契机，成为活跃于牧游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贩运商人，由此揭开了晋商“走西口”的历史。 只要政府的政策允许，晋商便不远万里从全国各地组织货源，深入大草原和牧游民族进行交易。如今在包头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复字号，后又包头城”。“复字号”是乔家大院的先人乔贵发创立的一家字号，最初也不过是一个相当于现在的杂货铺，但就是这个杂货铺带动了一个城市的诞生。可见，中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易的频繁和重要性，也可见当年此地贸易的繁华和昌盛。 晋商崛起之“天时”
（1） 山西不仅是牧游民族和农耕民族和平时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民族矛盾激化时的军事重地。秦汉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不断发生民族冲突、动兵用武的主要战场。在宋代，山西即为边防，明初为防御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曾设九边，山西为九边之一。 明王朝建立统治后，并没有完全统一元朝的统治范围，只是管理万里长城和辽东柳条边以南的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北方牧游民族频频南下，为抵御外族侵入，明政府大修长城，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此驻军多达百万，形成一个巨大的军需消费市场，大量的粮草、布匹、草料需要提供。而这些边镇地处高寒地带，产粮无多，难以直接供给百万兵马的需求，只能远道运输。最初，由朝廷组织农民输纳，但这对农民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不仅妨碍正常的农耕生产，而且转运费昂贵，往往超过正粮的一倍以上，贫苦农民因此倾家当产。于是明政府转而招商运粮到边关，并以利润丰厚的专卖品——食盐的销售权作为回报，这就是有名的“中开制”。 洪武三年（１３０７）六月，第一任山西行省参政提出了一个办法，他建议：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陵县）长芦运到太和岭（今山西马邑），路远费重。如令商人于大同仓教米一石，太原仓交米一石三斗，发给淮盐一引，每引１００公斤，商人纳米完毕，就可以拿发给他的盐引去指定的盐场领取食盐售买，如此，既可以节省转运费用，又能减免百姓负担，解决边储。朱元璋见此法利国便民，又可以使商人赚钱，当即下旨准奏，“帝从之，请招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招商中盐，以备边储。” “中开法”的推行，使已在边镇经商多年的山西商人，更放开了手脚，他们利用靠近边防、运输便利的优势，捷足先登。最初，山西商人从山东、陕西等产粮区，收购粮食运到军区，换取盐引，然后到盐区买盐再进行贩卖。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经验的增加，晋商开始在军区买地种田，直接生产粮食，减少了长途贩运的车马劳顿，增加了和军队交换的利润。许多山西商人通过贩盐贩粮，逐渐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而且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向南方扩张，进而垄断了全国各地的盐业。晋商由此借助政府的边疆军需供应政策，逐渐成长为明清商界的一个强大的商业集团。 在长期与边防驻军交易的过程中，晋商和政府官员结下了很深的渊源：政府依赖于晋商提供军需物资；而晋商贸易本身外，更看重政府官员给他们提供的各种贸易的便利条件、商业信息以及一种无形的“保护伞”。
（2） 清军入关后，中国改朝换代，明朝时期的边防重镇已经不复存在，晋商失去了由“开中制”衍生而来的军需贸易。但清朝的民族政策比明朝要开明，对晋商与少数民族的贸易限制比较少。换言之，晋商在失去边防九镇的市场后，继而获得了广阔的草原贸易市场。加之明朝时，和牧游民族的贸易经验，清朝晋商在和草原民族的交易过程中也是如鱼得水。 清康熙、乾隆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军事相对强大的时期，可以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贸易环境和强大的沿边贸易后盾，这里的沿边贸易主要指对俄贸易。 清康熙年间，中俄几次交火，最终上方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雍正年间，又签订了《布连斯基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由此奠定了中俄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贸易往来的政治基础，同时也带来了恰克图的繁荣。 据记载，“恰克图为四部卡伦，适中通衢，山势雄峻，林木森然。”原本是边疆一个小村，由于中俄贸易的发展，几经修建，成为漠北百货云集的商业重镇，“商业茂盛，道路平坦，人口三千，难走库仑八百里，贸易品以茶为大宗。”18世纪末，该城有商店100余家，其中较大商店37家。 当时，俄国“饮茶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曾这样描述：不论大人小孩，不论贫富贵贱，一天从早餐开始就要喝茶，甚至有不喝茶就不干活的说法。而中国是重要的产茶大国，俄国成为重要的茶业需求市场。清初，对外政策依然“闭关锁国”，俄国的茶业需求，不可能通过海上运输来实现，只能选择陆路。山西晋商很自然的成为产茶区和茶业消费市场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把产于福建武夷山，两湖羊楼洞等地的茶业源源不断的运往俄国。 由此，晋商同游牧民族的“杂货业”，南北“盐业”，对俄“茶业”，成为支撑晋商贩运贸易的三大支柱，为晋商的第四大支柱产业——“票号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 晋商崛起之“人和” （1）人多地少 明清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加，明大学士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清康熙颁布的“摊丁入亩”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以至于山西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而晋商长期以来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当时的交通和运输条件有限，从南方武夷山等地贩茶、从苏杭贩丝北上，水路靠船，陆路主要是靠人力和畜力，人力资源是经营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山西本身的人地矛盾也相对迎刃而解，使更多的山西人加入了经商的行列。 （2）“学而优则商” 据记载，清朝三百多年连偏远的云南地区都出过状元，唯独山西连一个状元斗没有出。难道到了清代山西人变的愚钝木讷、朽木不可雕了吗？当然不是！而是晋商把商人做纯粹了，经商便一心从商，心无旁骛。 中国历来的阶层排列为“士农工商”，崇尚“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但明清之际，在山西人的眼里为“商农工士”，“学而优则商”。山西人一等人经商，二等人务农，三等人当兵，四等人读书，这里说提的等级只针对个人智力而言，即智商优者则经商，一般者才会选择科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山西人从商就放弃读书，只是他们和封建统治者理解的读书不同罢了。山西人所理解的读书是为了经商，审时度势，帮助其在今后的从商路上，整合分析来自多方的信息，把握商机，争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而统治者理解的读书则是经邦治国中进士，受科举之限，为功名而读的书又多为“八股文”，其弊端在我国科举制度史上可略见一斑，在此不多赘述。 为了将员工培养成为能写会算、懂管理会经营的从商奇才，驰名中外的蒙旅大商——大盛魁，在外蒙古科布多曾设立了培训机构，对从晋商中招来的１５～１６岁的青年男子进行专业基础知识训练。培训的科目种类繁多，在业务技术上，有打算盘、习字、学蒙语、学俄语、背诵平码、抄录信稿、写信、记帐等；在职业道德上则重信义、除虚伪 、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培训结束后，还要进行工作能力及道德修养的考核，考试合格后，才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分排各号任职。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山西人不是不读书，而是为了更好的经商更认真地读书，把科举功名完全被抛之脑后。 有人说明清时期是“天佑山西”，是时代选择了山西商人，成就了山西商人。在晋商崛起之初，的确如此。便利的地理条件，谓之“地利”；恰逢明“开中制”，清开明的民族政策和边疆政策，以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谓之“天时”，山西人自身“学而优则商”的从商思想，谓之“人和”。当“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时，晋商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恪守诚信，勤勉执著地奔波于全国各地，开辟了四通八达的商路，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从而积累了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厚实的道德资本，为其进入票号业埋下伏笔。 2、票号的百年历程 如果说在19世纪以前，中国是关起门来自产自销，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贸易仅仅限于国内市场的话，19世纪以后，中国的“闭关政策”被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推开，世界经济强迫中国纳入世界市场。 在西方产业革命先后开始和发展的1700-1820年的120年中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3.1% 上升到32.4%，GDP年增长率是欧洲的4倍。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而且在增长幅度，仍雄居各大经济之首。 如此巨大的一块肥肉，吸引着到东方寻找资本的列强们不顾一切的闯了来，鸦片战争推开了中国锁了几百年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清帝国在嘉庆之后渐显衰象，道光年间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更是江河日下，气数殆尽。然而，晋商并没有因为清政府的衰微而一蹶不振，反而在道光之初创立了票号，奇迹般的创造了晋商史上又一个辉煌鼎盛时期。 票号的诞生 山西商人因势得便，把闽、粤和江、淮流域的各种物资，经水路分别聚集到汉口、周口，之后经开封、淮沁府（沁阳）、泽州、潞安、子洪运抵太谷、祁县，经分工包装，再继续北运，沿着旧日的雁北山区，经忻州、平原，出雁门关，至山阴县黄华梁分道，一路去东口（张家口），一路去西口（归化城）。从西口进入蒙古的物资，可由归化——包头——宁夏——兰州——敦煌到叶尔羌，或由归化——库仑——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到塔尔巴哈台；往东则经张家口——多伦——齐齐哈尔到呼伦贝尔，在经北是库仑——恰克图——伊尔库忙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到彼得堡，进入欧洲市场。这条商路在山西的长城线上与明代已经形成的北京——张家口——大同——杀虎口——榆林——凉州——甘州——嘉峪关的东西商路相交叉，同时又位于形成与汉朝、成熟与隋唐德丝绸之路的东端延长线西安——潼关——太原——北京。 山西商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要做全国各地的生意，就要携带大量的现银长途奔波。如此一来就要依赖于镖局保银车，长途劳顿，费时费力，而且无法避免被劫的危险。要想更好更快的完成商品的流通，首先要解决得是货币的流通。只有货币及时到达交易地点，才能保证交易顺利进行，于是票号孕育而生，为商人解决了银钱携带不便之苦。 1823年，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将颜料庄西峪成改成票号日升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被外国学者形象的称谓“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的主要业务主要是银子的异地汇兑，存款和放款。存款和放款在票号没有出现之前，钱庄、帐局之类的金融机构已经具备，但异地汇兑在中国尚属首创。商人在此处存了银子，凭汇票到彼地即可取到现银。至此全国的商人再不用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银了，只要拿一张小小的汇票，就可以到处做生意。票号则通过给商人汇兑银子收汇水（费），存放银子收利息，以及通过各地银子的成色互相汇兑来牟利，做起了银子生银子的生意。 票号首先产生于山西，原因有四：一、做票号生意首先由拥有雄厚的资金，以保证各分店有足够的资金周转。晋商经过多年的经营，资本自然雄厚。二、要想实现“汇通天下“，就要在全国各地拥有大量的分支机构。晋商在全国商号广布，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三、乾、嘉以来，西北、西南地区地处偏僻，民间起义此起彼伏，而这些地区是晋商主要的活动范围，原有的保镖运现方式无法保证资金的安全，这就促使晋商寻求新的方式来调拨资金，以使其经营得以继续。四、晋商经过多年的打拼，在客户的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形象，吸引其他商家在没有任何法律的保护的情况下，都乐意在此存款，借款、异地汇兑。 票号的发展： 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南宋经济重心完全南移，形成了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格局。北方有大量的地主和王公贵族，手中又大量的银钱；而南方经济发展迅速，急需大量的资金。因此，在票号成立（1823年）到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之前，票号主要经营的是民间南来北往的的银钱汇兑，方便商人做生意，同时也实现了南北资金的流通和利用，此外还有当地一些商家和王公贵族的银线存放，并无太大的起色。 票号出现后，经过30年的发展，到1850年已在山西省外的23个城镇设立分支机构，在太平军活动期间，1853年左右，汉口、屯溪、芜湖、扬州、清江浦、南京、京师、天津等地纷纷撤庄；1860年左右，苏州、河口、卞梁、成都等地又撤庄，票号先后收撤过机构的城镇，最少也在12个以上，占省外设庄城镇的52% ，占长江流域设庄城镇的80% ，而且像屯溪那样的城镇，自1853年撤庄以后，票号一去不复返了。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很快占领了长江一线，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在南方诸省设立商号的山西商人纷纷撤庄。同时，太平军阻断了南北商路，晋商无法从武夷山贩茶到俄罗斯，也无法从苏杭贩丝贩绸到北方蒙古草原，很多商家只好在家歇业，太平军所到之处经济一片凋敝。太平天国运动给商业的正常运转带来很多灾难，但正是这场意想不到的农民战争，给票号的发展提供了迅速崛起的契机。 清政府对各省的财政收支，历来用解、协款制度进行宏观调控。各省在朝廷的命令下征收各项赋税，统统存入国库；同时，又在朝廷的批准下支出各项经费，由公库动支；动支之外，各库剩余银两，则运解领省和朝廷。其中，上解朝廷的称“京饷”，由互户部指定款额拨交给一些入不敷出的省份的叫“协饷”。无论是京饷还是协饷，历来都奉行得都是各地解饷委员装鞘运解，官解官交，不许商人插手，稍有变通，就会受到惩处。从票号成立，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有些官员看到票号的便利之处，曾经借票号汇兑银两，但遭到了朝廷的极力反对。到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这种运现制度仍然被严格的执行。 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与60年代进入决战阶段。两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战；长江以北，又有捻军活跃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这些地区交通阻塞，道路不通，截断了京饷上解的通道，各省关无法按照运现规例上解京饷，造成清政府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连年镇压农民战争又需要大量的经费。严峻的现实面前，清政府不得不放弃装鞘运现制度，允许票号汇兑京饷、协饷。 此后，票号虽然获得了汇兑官银的合法权，但清政府几次三番的改动其命令，官银汇兑时许时止。不过，最终并没有完全禁止，最重要的因素是汇兑较运现有诸多优势：一是从安全出发，当时农民起义不断，道路不宁，南方各省若循海上阈运现，又常有海盗出没期间，汇兑较运现安全；二是从运费考虑，装鞘运现要雇用马匹，以及交通工具，押送人员，装鞘也有一定的费用，如从海运经天津上解入京又需要支付昂贵的保险费，在加上各地所收税银，成色大多不好，不能直接上解，就地熔铸加工，平白又增加了一层开支，于款项必有亏空，汇兑的汇费相比之下还是低廉；三是各省关税大多入不敷出，款项上交不能不向票号挪借，票号只同意借垫汇兑，并不借给现银，为保证款项按时上交，只能让票号汇兑了。 票号汇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为清政府对全国进行宏观调控助了一臂之力，而且票号的汇兑在调节地区金融方面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无论清政府是权宜之计，还是顺应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票号合法的汇兑京饷、协饷总是在合法的进行了，从此票号在清政府财政金融中的位置渐渐的重要起来。清政府的官僚、官商和票号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票号的依赖也越来越深。 同时，在没有任何一部商法的情况下，和政府搞好关系无疑是一道无形的“护身符”。票号通过汇兑官银，向朝廷积极捐输、捐纳，拉近了和朝廷的关系，通过代办官职捐纳（买官卖官）事宜，以及给官员个人提供私人贷款拉近了和官僚的关系。至此，票号和封建官僚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持的关系。这种和封建官僚之间没有任何抵押的信用贷款，为票号了解朝廷动向提供了便利，但也为票号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票号的陨落 票号诞生、成长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里，注定其存在、发展不仅要受到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影响，而且要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制约，票号只能在内外夹击的几夹缝中艰难的生存着。李洪龄在其《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将这一时期票号在内外交困中惨淡经营中的状况分析的极为透彻：“我晋局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百年来，隔夜凋零，而晋人生计为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期间。乃至甲午、庚子以后，不畏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日渐萧疏，推其缘故，固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争夺我权。而各地银行接踵而至，出全力以与我竞争。默记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到之处，官款即全归其汇兑，我行之局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我行存款至多项不过四厘行息，而银行之可行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别处。且彼夹国、蕃库之力，资产雄厚，有余则缩减利息，散布市面，我欲不减不得也；不足则以口吸进，利息顿涨，我欲不增又不得也。彼实司操纵之权，我时时从人之后，其吃亏容有数乎？至于外国银行渐将及于内陆，所有商家贸易，官绅存款，必将尽为所夺。外人之素习商战，则非我所能敌。试问我行尚有何事可做乎？” （1）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十九世纪正值中国多事之秋。国内农民战争此起彼伏，外国势力也不断侵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致使国内时局动荡，人心慌慌，百业俱废。而晋商经营的票号业，犹如“昙花一现”成为大清帝国金融史上最后的一抹光辉。战争不断，致使南北商路不畅，给票号提供了商机，帮助朝廷运送官银，助其平定国内外战争；外国势力屡屡侵华，清政府屡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清政府从全国各地搜刮的税银，通过票号源源不断的赔给了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等侵华势力。清朝国力日渐衰落，生存与其下的票号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一股几百万两银子的红利，正是在帮助清政府把自己的财富拱手送给外国侵略者之所得；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大清国的衰落成就了它短暂的辉煌，它似乎成为侵略者侵华的帮凶。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清国风雨飘摇，已经破败不堪，辛亥革命彻底摧垮了东方帝国的神话，票号也随之退出了中国金融界。 （2）内外夹击 随着国外势力的不断入侵，外国银行也逐渐进入中国。最初外国商人与中国各行省之间贸易款项往来，资金周转，均赖票号代为划汇，外国银行主要从事国外汇兑。初期票号还足以和外国银抗衡，但外国势力不断增强，清政府不断妥协，通商口岸不断增多，侵华势力在和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中，不断获得优厚的条件，票号的生意也逐渐被外国银行夺取。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掌握财政权也成立了户部银行，夺取了山西票号历年来汇兑京饷、协饷的生意。此外，还有一些钱庄从经营当地小额银钱的借贷插足官银的汇兑，对票号的生存构成一定的威胁。在中外势力夹击之下，票号走进了死胡同。 （3）墨守陈规，固步自封 面对国内外势力的重重压迫，票号顽强地挣扎着。一些经营票号的有识之士，纷纷提议东家效仿外国银行进行改制。然而，经历了太多风雨化险为夷之后，成功的经验蒙蔽了曾经锐意进取的山西商人，使之失去了最后改组银行的机会。票号的掌门人在这个关键时期，深居祁太平深宅大院，已经很难了解外面的时事变化，以至于失去了先机。等到已然觉醒，想起而博之，已为时已晚。也许，即便山西票号实行银行改制，也改变不了票号衰落的命运，而事实也如此。 在中国金融界辉煌了一个多世纪，曾一度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山西票号，由盛而衰，终于没落了，晋商也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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