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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女 七律 中华新韵
――叹柳如是（九） 槛外秦淮春水寒，路人笑睹女屈原（1）。 一言水冷通儒辩，百世评奸俗士喧（2）。 若使当时身便死，何来后日贰臣观？（3） 空谈意气轻生死，恨煞金陵天地冤（4）。 注： 1《绛云楼俊遇》记载，“柳夺身欲沈池中，持之不得入。”以妓女之身报国，倒也成全了浪子杜牧们的心愿。中原宋、明朝面对外患最后的办法，就是让大量的无辜者伴随旧朝廷殉身，“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应该质问杜牧们：读了孔子书了吗？ 2、《绛云楼俊遇》记载，“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曰；“水太冷，不能下。”这一情节引起后世懦弱的儒生们的义愤，但是这些义愤又何益于人、于己？南明时事无非党同伐异，争权夺利，土崩瓦解，仓皇逃窜，更无一策。倒是钱谦益明于统战，重于团结，但是以斯时人情终究孤掌难鸣，只好面对现实，希冀以文化留待后人，以图复兴，此乃大义。 时人讽剌钱谦益： “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在乾隆大骂钱牧斋“丧心无耻”，查禁他的著作；江南文人鄙夷钱牧斋是“江浙五不肖”之首时，钱泳为荒废已久的钱牧斋墓“集刻苏文忠书曰‘东涧老人墓’，碣立于墓前，观者莫不笑之。钱泳评论：“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履园丛话》） 钱谦益是否无气节？ 钱谦益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忍不住失声痛哭，在故主面前一跪不起。 看到扬州大屠杀的可怕结局，钱谦益游说多铎，说吴地百姓驯顺不需诉诸武力，他利用个人的影响劝说江南士绅“天与人归”，希望能阻止清军屠刀。钱谦益受到了许多名士的批评，但他忍辱负重，使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文字狱”的核心人物吕留良后来表示：现在我知道了，以饥饿求死容易，以牺牲节义求生存难。 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认为： “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 陈寅恪先生评论： “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 3、1776年正月初七日，满猷乾隆命令编纂的《贰臣传》。当其时乾隆在位已经41年，前期，他企图瓦解汉民族意识、为满清部落政权正名的目的没有实现，于是反手打压钱谦益、沈德潛等坚持汉民族尊严的仕子，有了《贰臣传》、仆碑案以及名目繁多的文字案的发生。 钱谦益与《贰臣传》： 钱谦益身后百余年(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乾隆亲自点名查禁钱谦益的著作，说他“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仔细查明，概行毁弃”，并斥责他为居本朝而思前明的“乱民”，说：“朕从前序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曾明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立千古纲常名教之大闲。彼时未及见其全集，今阅其《有学集》、《投笔集》，荒诞背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还说：“我朝开创之初，创大一统之规模，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指钱谦益之流)，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靦颜降附，岂得谓之完人？”更特别指斥：“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足比于人类矣。” 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遭毁版，甚至凡有钱的序文或列名校勘之书，统在禁止之列。很显然，乾隆之所以严禁钱谦益著作，旨在彻底清除钱谦益一类降臣故作故国之思、忠贞之态的诗文在士林中的影响。 民国大儒钱穆认定满清只是一个部落政权，事实上，终满清264年，这个政权在文化上始终没有得到中国主体民族汉的承认。不能不钦佩钱谦益、沈德潛及于钱穆、梁启超等人的气节和他们对中华道统的坚持。 4、在国亡之后，颜李学派对晚明文化作了深刻的检讨，颜习斋说：“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而清末的梁启超仍然耿耿于怀，他评论明朝学术“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认为，明士大夫社会，无论清流浊流、东林复社，不过是八股先生们在争权夺利。 秦淮河所在的南京是这种空谈文化的集中地，从明末、太平天国到抗日战争，南京经历了三次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对于当代人，如果不能从文化上展开求诸于自己的大检讨，而只满足于对屠杀者的仇恨和谴责，后世再次出现惨案并非不可能，那些死去的人又何以伸冤？ 本文发表于 2013-01-03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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