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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到宋明，基层控制力的差异 苏粗腿 汉唐时代的中国，和宋明两朝有本质的不同。这事要从春秋战国来说起。教科书上说中国的所谓“封建制度”起源于秦代。但稍微懂得点西方历史的人就会发现，实际上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封建制度完全不同。实际上春秋以前的商周更接近西方封建制，教科书上两者差别的奴隶制问题实际上是扯淡：东方的奴隶和西方的领民（农奴）实际上没什么不同。要知道中世纪的领主对逃跑领民的处罚只有一种：吊死。这显然不是我们对中国古代农民的理解。 说远了，回到正题。 春秋发展到战国乱世，各国统治集团为了兼并和反兼并，各自去试图发展一套新的社会体系，加强中央集权以增强国力。第一个变法的魏国就创造了五万魏武卒战胜秦国五十万大军的战绩。 当然，各国变法程度不同，这和各国地理经济气候以及生产方式有关，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最后是变法最彻底的秦国赢得了统一战争，并把其制度推广到了后来的秦朝。秦末乱世楚汉争霸，旧贵族势力被彻底推翻，草根的刘邦坐了天下。再加上焚书坑儒和后来独尊儒生的影响，中国在文化上彻底的抛弃了春秋时的治国理念。 中国从此也就进入了后世所谓的“封建社会”。 到了宋代，一帮子不学无术的小地主上台，则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从根本上打破了汉唐模式。 汉唐和宋明的差别不在高层，而在社会基层。 中国宋明两朝封建社会的大家都知道：基层在县一级。往下则靠胥吏（基本上是世袭的）和乡绅大户统治。一个县里，真正吃国家饭的官吏最多十多个。换句话说，一个县里的财政和税收，只有一个主管副县长（主簿）是公务员，其他的都是当地的社会人士。这种在现代看来不可想象的事，在宋明却是事实。当然，基层的具体权利分配北宋，南宋，甚至明代不同时期都有差别，但大致格局都一样。 秦汉社会则完全不同。 秦汉时社会基层政权是什么样子？这里拿东汉来说。和现代一样，东汉最基层的团体是村子。汉代村子比现代小得多，人口也少的多。汉代在村和上一级的乡之间还有一个单位——亭。比如关羽的爵位就是汉寿亭侯。就是汉寿这个地方的亭侯。汉代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东汉设县侯、乡侯、亭侯爵位。从规模来看，实际上亭和现代的村差不多。 汉代最基层的比较完善的政权是乡。这一点与现代一样。村子太小，不可能设立政权，所以有不完全政府职能的最基层的是亭，设亭长。刘邦最早做的就是泗水亭长。亭长负责治安和军事。治安好说，主要是捕盗和维持治安。也就是现代派出所的干活。现在基层派出所干警往往与社会闲散人员关系密切，这一点大概是向刘邦同志学习的。 军事上则主要体现在组织百姓，同时也负责邮局和招待所。平常时期，亭长要负责对百姓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在汉代这不但是出于防盗，也是对周礼的继承。周礼的“田猎”干的就是这个。 国家征发徭役时，亭长负责管理。刘邦斩白蛇造反（实际上是亡命逃亡）就是因为他这方面工作没做好。亭长也有下属，比如相当于刑警的捕盗。这些也是吃公粮的。 东汉按照其制度，除了战乱年代和裙带关系，从基层做起做到高层，最低的就是亭长了。这种例子极少，大概不超过个位数。到了乡一级，汉代政府就比较完善了。比如说三老。这属于类似民主的范畴，地方上有身份地位和德望的人担任。西汉初期权利很大，后期则逐渐沦为精神领袖。放现在大约是人大，政协的干活。乡关首脑是啬夫。这个啬夫还分为有秩啬夫和啬夫两类，有秩啬夫为郡所设，啬夫为县所设。啬夫主管民政。有秩啬夫升级还是比较靠谱的，是县长吏的重要后备人选。此外还有相当于副乡长的乡佐和管治安的游徼。游徼是郡里任命的，乡间的巡查者，对县级主管负责，没有固定任所，在数乡范围内巡逻，职责是巡行乡里，禁捕盗贼。其他就不多说了。 由此可见，汉代乡官就像一张巨大的网，对基层的组织非常严密，从组织上甚至能和近现代国家媲美。所以说，汉代能把国家的所有潜力都动员起来，加上中国广大的地盘和海量人口，这才造成了强大到无敌的汉朝。 汉武帝能把国家搞到“户减半，人相食”的程度，要知道如此的动员力只有近现代国际的总体战才能实现。这一点宋明绝对做不到，没这个能力。 北宋建立后，科举大兴官吏分家为官和吏两个不同的阶层。而且逐步的放弃了地方基层的权力。比如说，您很难想象北宋一个负责税收县吏，实际上是北宋县里征发的连工资都没有的民伕。不少地方行政事实居然靠的是“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没有工资的协警统治下的乡村）。这就导致吏这一奇怪阶层的出现。但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说，与汉唐相比，北宋的政权网络实际上在基层是脱节的。也就是说在特殊情况下（比如王朝首都被攻克），北宋基层没有任何有效的社会组织能行使政府权力。 辽国灭后晋时，中国的情况远比北宋被金灭亡时更险恶。后晋本来就缺乏底蕴，辽国也远比新兴的金国更强大。 但辽国灭亡后晋后只能退出中原，金国则可以占据整个北方，两者的差别就是辽国遭到了北方民间势力的顽强抵抗。这一点和汉唐时代基层政权有很大关系。 回到主题，北魏的鲜卑人面临的就是汉唐时代的中国，不可能去按后世的蒙古人和女真人的做法靠武力建立殖民政府，这一点就是北魏政权试图改革以融入中国的主因。 说说北魏。 前面说了，汉唐时的中国和宋明时代不同，百姓彪悍，民间组织力强。所以哪怕是因内乱被削弱到极点的西晋，也不可能被某个外族直接灭亡。再说草原民族也缺乏治理农耕地区的手段，强行占据的结果，冉天王的《杀胡令》就是最好的体现。 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朝代，鲜卑人建立北魏时，其在草原上的势力面临不少强大的敌人。其中柔然人最终成为了北魏的最大敌人。也就是说，北魏鲜卑人在草原的根基已经很不牢靠，这使得鲜卑人断绝了后路，必须要把中原作为自己新的家。这一点非常重要，像满清政权那样，抱着“能赖一天不走就赚一天，不行就回东北老家去”这种态度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像样的政府的。既然把中原作为新家，那就要大力的去学习在这个新家里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原的世家大族就是北魏人学习和联姻的对象。 当然，自然气候决定了中国北方各地世家大族的政治倾向不同，对中央集权的认同也有差别。 中国从汉代甚至更早开始，就有一个潜藏在深处的矛盾：东西矛盾。关西和关东人对中央集权认同程度的差别，导致了持续了近千年的矛盾。从东汉到中唐，绝大多数重要历史都和这个矛盾有关。这个矛盾也是北魏分裂和其后继者北周再次统一的原因。 与较为松散的关东势力不同，关西的势力一直有一个强大到极点的名字：关陇贵族。这个名字在秦代就曾出现，秦国本土贵族大多都是属于这个范畴。比如汉唐名门里有“陇西李”，根脚就是秦国时期的大将李信的李家。 在一个统一王朝体制内，以人脉财富为斗争方式，西北陇西集团并不占优势。但一旦旧有体制被推翻，则更具有凝聚力的西北却必然是赢家。 北魏分裂出北周和北齐。北周无论是经济，人口还是文化都要比北齐落后，但凝聚力则强大的多。 讽刺的是，统治阶层都是胡人的北周，建立的是几乎纯汉族式的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层为汉人的北齐，建立的却是一个相对松散的胡人政权。 是否能调和，甚至哪怕是缓和这个矛盾，是是否成功的关键。 隋朝没有解决而且激化了矛盾，导致其二世而亡。 唐朝成功的缓和了矛盾，暂时坐稳了江山，但也为日后战乱埋下了祸根。 其实简单点说： 首先是北魏改革的必然性。北魏时期鲜卑人在草原的根基已经很不稳了，所以必须要把中原作为新家。中原的汉族不是宋明时代的汉族，不可能纯靠强力手段征服。所以，北魏统治者唯一的选择就是和中原大族融合。 其次是北魏的结局。 中原汉族本身也有不同的政治主张，所以与汉族融合的北魏也会出现较大的分歧。这个分歧在某些时刻几乎是不可调和，唯有铁血才能去缓和。所以北魏分裂也是必然。 唐朝之所以能统一原因有二： 第一是长时间的乱世削弱了世家门阀的力量。 第二是唐朝统治者找到了缓和矛盾的一些办法。 比如说，李世民的势力就是东西混合。秦琼、程咬金之类的瓦岗系实际上是代表关东新兴的小地主和商人。李世民的老婆则是鲜卑贵族，代表关陇集团的利益。以关陇为核心，联合关东小地主和商人，分化打压关东门阀，这种平衡就是李世民没有成为隋炀帝的原因。 杨坚面对比杨广还艰难的局面？中国上下五千年，开国皇帝里得天下最容易的就是杨坚，这一点历史界早有公论。 杨坚刚统一国家不久，强悍的武力足以威慑任何心怀鬼胎者。再说杨坚本人的皇后是独孤氏，自己则是北周贵族。杨坚的国策是以关陇贵族为基本的同时，拉拢关东门阀限制关陇贵族的权利。这是一种平衡，后来的李世民也是这种。不过李世民拉拢的是关东新型家族和商人势力。 杨广呢？通过灭南陈和南方贵族打得火热。皇后也是西梁皇帝之女。登基后政治明显南倾。而且历史证明，中国历代任何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指望南方士大夫去统治纯属扯淡。至于安禄山，我可没说过李世民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一直再说，李唐实际上是“成功的缓和了矛盾”。 实际上甚至可以说，导致安史之乱的原因也有李世民一份。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杀兄屠弟，囚禁老父的明君。他掌握政权的同时，也为他的后代树立了榜样。 任何一个皇子，杀掉兄弟、囚禁老父，都不是完全不能被世人接受的。 任何一个皇帝，都要有一个很蛋疼的选择： 如果你给太子足够的力量，太子就有可能学太宗让你去当太上皇。 如果你不给太子足够的力量，那日后太子又坐不稳皇位。 安史之乱是唐玄宗一系列政治失误导致的必然结果。 五胡乱华不是单纯的外族入侵，而属于叛乱。西晋时八王之乱时，汉末到西晋长时间的战乱使得人口不足。北方各个势力都大力吸引外族战士。西晋门阀严重，吸引外族势力的同时，统治集团去非常鄙视外族人。所以胡人的权利义务，势力和社会地位都严重的不对等，这就导致了最后的大规模叛乱。 其实罗马帝国崩溃也是这样子，不过罗马不是缺乏人口，而是统治阶层腐朽，不愿意当兵。罗马后期的战争主要靠的就是外族军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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