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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美國羅省「我們」月刊一九八六年二月第二期 )
今天下午下班回來，家門口的泊車位被人佔用了，一看便知家裡有客人到訪。然而事情使我萬萬想不到的，却是當我踏進客廳我的朋友把他帶來的新客人給我介紹時，我發現來者竟然是十年前的一位敵人──意識不同、政見分歧的他！當我的手和他的手握着時，我們同時愣了一愣！
世事真是令人難以逆料，十年人事幾番新，我們彼此都不嘵得對方的真實姓名，他仍然是那個舊樣子，但比以前消瘦和憔悴多了，而我來加後却日見肥胖，唇上留了
一撮小鬍子，但是我們彼此的眼光都沒有看錯，我們是認識的。當我的朋友發現原來我們是相識時，為了打破令人窒息的沉寂僵局，我們不約而同的仰天長聲哈笑！
我的朋友被蒙在鼓裡，他根本就不知道在我們的哈笑聲中隱藏着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
往事如煙，一幕幕的呈現在眼前???
一九七五年四月卅日，美國最後的一名遠征軍撤離越南，南越淪為解放區，受北越共黨政權統治。解放後第二天，無數解放前南越的地下工作者開始露面，大攪群衆 運動。那時我還是大學二年級學生，解放後所有知識分子 ( 尤其是教師、大學生、報館從業人員等 ?? ) 都獲令集中起來共同改造學習和討論。當時我就在一個所謂「華人大學生解放支會」裏見到他的。這個支會後來獲令解散，所有會員分散和歸納到其他支會。
原來他是解放前的一名地下工作者，美國放棄南越後共黨取得政權，他就出來協助攪宣傳，他是群衆運動的積極工作者。當時的支會最高層是總書記，以下是正副大 隊長、正副中隊長和正副小隊長，最下層是三人一組的正副組長。三人同行，其中就有兩人是正、副組長。我還記得當時我是解放支會的副中隊長，而他就是我的上 級副大隊長 。我本來是班裡的副班長而獲得委任，而不是他們的疏忽。如今想來我還覺得好笑，當時我竟還得到上級的密令，指示我負責監視中隊裡每個人的行動和會員對新政 府的反應。記得有一次，支會在大攪街道清潔行動，有幾個同學在偷懶，我告訴他們：謹慎工作小心有人報告。其實那個負責報告的人就是我，我為了方便自己從旁 提醒他們。至於我自己是否又受到另外一個人的監視，那就可以推想而知了。
我們大學生被組織起來，如果不參加支會的活動，就會影嚮下一學年的入學資格。「華人大學生解放支會」成立後不到兩個月，他們就開始進行一項嚴密調查會員履 歷的活動，為的是挑選一些優秀會員擢升為團員，再在積極的團員中提選成為共產黨員。當時我就聽到一個謠傳，因為他們得到情報有國民黨人士潛伏在支會活動， 所以要從新檢閱每個會員的過去歷史。
我不是國民黨，但却和台灣做過事，也曾在華校當過初中的國文教師。共產黨憎恨所有曾替國民黨做過事的人，他們認為所有國文教師都是國民黨的宣傳工具。當越 共推動群衆掀起要拘捕所有國民黨員和華校國文教師的風潮時，我唯恐遭池魚之殃，决定深居簡出準備逃亡。當我要對「解放支會」逐漸疏遠時，適逢該會得到上級 指示解散。「華人大學生解放支會」成為了解放區越共為了穩定政治的利用品，把我們華人知識分子集中起來統治，當政治情勢穩定後，這個「華人解放支會」再没 有利用的價值時，越共只有把它毀滅、分散和歸納到其他越南支會去。於是華人的勢力無法集中而起團結的作用，越共不愧深謀遠慮。
這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前，我的朋友在「解放支會」的討論會上高唱「胡志明伯伯」的抗戰勝利歌，宣揚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我解放後留在南越的四年中，做 了歷史的見証人。我曾兩度逃亡，第一次偷渡失敗受「勞改」，出獄後第二次以「黃金買自由」，歷盡無數的艱辛與苦難，我終於踏上這塊和平自由的領土。他解放 後一直參加群衆的活動，替越共做事忠職盡責，結果共產主義使他完全失望，越共的苛政使他「自身難保」，他自己無法忍受終於也要出走了，十個月前抵歩多倫 多。十年前，他奉命調查我的履歷，監視我的行動，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不期而遇，誰會想到我們會在第三國家裡碰頭在一起？事過境遷，我們不但沒有「份外眼 紅」，而且竟成為「一見如故」。人生如戲，昔日的敵人竞變成今天的朋友，誰知道今日的朋友會不會變成明天的敵人？
我們都不是國共黨員，只是為國家民族盡棉力做點事而已，結果成為了兩個政治制度的難民和利用品。「祖國」何時重視過我們？歷史已經証明，兩個中國都無力保 護海外僑胞；兩個政黨一直在排除異己，而感到徬徨無助的却是我們。當我的朋友告訴我他偷渡的小木船出到公海時揮旗求救而遭半途相遇的船隻不理睬時，我却聯 想到當我在難民營時有那麼多國家派代表團來接收難民，為甚麼就是沒有中國和台灣呢？龍的傳人有難時，龍的家鄉何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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