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平经历编辑
聂豹登第初，任华亭知县。适遇该县百年大旱，农田干裂，颗粒无收，百姓饱受缺水之苦。而有的地方官吏却勾结黑恶势力，借机敛财、贪污舞弊，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让人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府中一财务总管仗其岳父是朝廷一品大官，伙同他人私吞应蠲免的税银1.8万余两，而几任知县却不敢得罪他。聂豹上任后，以初出牛犊不怕虎之气概，除弊立新，立法行政，首先将这位吏婿及同伙革职查办，没收税银1.8万两以抵民间积欠，百姓无不称快。期间，聂豹还大力兴修水利，疏通水渠3万余条，修复废塘1.2万余座。从此，百姓再无缺水之苦，逃荒的群众也回归故里，据县志记载：“逃亡归来者足有3223户。”[1]
嘉靖四年（1525年），聂豹任监察御吏，到任才几个月，就多次上疏指斥司礼太监张佐违诏招收内监工。后又弹劾兵部尚书金献民、侍郎郑岳接受边将贿赂，使金、郑二人终被罢官。嘉靖二十年， 聂豹升迁陕西按察使，因对达官显贵敢于抨击，奸党却诽谤他曾在平阳贪污，冤逮入诏狱，在狱中写成《困辨录》、《幽居答述》等书稿。次年，冤案终于大白，但仍落职回永丰。为了生计，常赴青原等书院讲学。
嘉靖二十九年，京城屡被俺答（北方少数民族）侵犯，百姓不得安宁，世宗颇想得到良才，经吏部尚书徐阶推荐，聂豹才召回京城，任兵部右侍郎，任职不久转任兵部左侍郎，后又升任兵部尚书。聂豹善用人才，慎选将士，率先垂范带领将士修边城，建关隘，预备储粮，加固要塞，以阻止外侵之敌。聂豹在职期间，尤能严禁请托，遵循法轨，声望赫然，被皇帝诏赠太子太保。
嘉靖三十四年，聂豹因反对赵文华请视师祭海神和朱隆禧差田赋开市舶，违反了皇帝旨意，受到降俸二级处分，随后，疏请退休南归故里。卒后追谥贞襄。
2人物生平编辑
一身正气
正德十一年（1516年）聂豹中江西乡试。次年中进士。正德十五年（1520年），赴任直隶（今属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华亭县（现上海市）知县。当时华亭县的官吏都是本地人。官府中掌管簿书案牍和听差的差吏多而杂，而且这些人与社会上的人串杂在一起，关系错综复杂，风气不正，极大地妨碍了公务。他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省身修身，以身作则。为了当好县令，他整肃吏治，对身边的小吏、差役立法三章，要求必须廉洁，不准以公谋私。还规定衙役不能私通外界，不能和社会上行为不检的人混在一起。由此，县衙内的政风立见好转，一时夙弊顿清。[1]
他廉政勤勉，亲自清理寺田以备赈恤，核官籍以均徭役，考核官员以励风节。从根本上理清治理，确保政通人和。他料理公务每事亲躬，细到处理传递公文用的马和官员的驿站、分拨夫役等都各有章法，有章可循。县里每一年织造宫廷应用的丝织品都要亲自过问。对县里的财务严格管理，精打细算，节支开流，力争有结余以备支付灾荒和想不到的经费开支。每当着装入道观听经文，会考通知至，即使是第二天上路，仓库囚狱的门户锁钥都要交待好，生怕有失。穿戴也非常朴实，苏人交口称赞。县小吏、差役稍有过举，只要发现，他都要当即找来谈话，从不过夜，迅速消灭在萌芽之中。[1]
在平阳知府时，佥事许勉仁到任副职，许勉仁曾是聂豹的旧僚，又拜师在聂豹门下。但是聂豹不摆架子，亲自迎接，行礼如初，平时也很尊重许勉仁。平阳平息俺答达虏功成后，皇上表彰褒赏聂豹。许勉仁没有得到犒赏，认为是聂豹在其中作梗，愤愤不平，借机诽谤聂豹在平阳有贪污行为。皇上听后大怒，着山西抚按官从公查勘。山西抚按官到达时，聂豹遂坚卧不出，一意授徒讲学。抚按官恼怒，决心要扳倒聂豹。他们细查平阳的支出开销册籍，查来查去无丝发渗漏，往反三四年，却查不出任何问题，只好罢手。[1]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因对达官显贵敢于抨击，得罪了不少人，那些达官显贵联合起来诬陷诽谤聂豹，并还翻出了原来查来查去查不出任何问题的平阳贪污案。首辅夏言偏听谤言，将聂豹逮入锦衣狱。在锦衣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夏言还派人专往平阳核查，但是总是查不到什么问题。不久，夏言也因案入狱。聂豹与他在狱中相见，但是没有任何怨恨表示，也不幸灾乐祸，而是和他谈论性命真机。夏言非常感动，对人说：“吾愧见聂双江”。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聂豹在狱中被折腾两年后，冤案终于大白，但仍落职回家乡永丰。聂豹落职后虽为官多年，手上没有积蓄，生活窘困，为了生计，只好经常往返于吉安青原山等书院讲学，以图糊口。[1]
在平阳知府时，佥事许勉仁到任副职，许勉仁曾是聂豹的旧僚，又拜师在聂豹门下。但是聂豹不摆架子，亲自迎接，行礼如初，平时也很尊重许勉仁。平阳平息俺答达虏功成后，皇上表彰褒赏聂豹。许勉仁没有得到犒赏，认为是聂豹在其中作梗，愤愤不平，借机诽谤聂豹在平阳有贪污行为。皇上听后大怒，着山西抚按官从公查勘。山西抚按官到达时，聂豹遂坚卧不出，一意授徒讲学。抚按官恼怒，决心要扳倒聂豹。他们细查平阳的支出开销册籍，查来查去无丝发渗漏，往反三四年，却查不出任何问题，只好罢手。[1]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因对达官显贵敢于抨击，得罪了不少人，那些达官显贵联合起来诬陷诽谤聂豹，并还翻出了原来查来查去查不出任何问题的平阳贪污案。首辅夏言偏听谤言，将聂豹逮入锦衣狱。在锦衣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夏言还派人专往平阳核查，但是总是查不到什么问题。不久，夏言也因案入狱。聂豹与他在狱中相见，但是没有任何怨恨表示，也不幸灾乐祸，而是和他谈论性命真机。夏言非常感动，对人说：“吾愧见聂双江”。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聂豹在狱中被折腾两年后，冤案终于大白，但仍落职回家乡永丰。聂豹落职后虽为官多年，手上没有积蓄，生活窘困，为了生计，只好经常往返于吉安青原山等书院讲学，以图糊口。[1]
刚正廉明
聂豹出任华亭县知县期间，该县正遇百年大旱，颗粒无收，百姓民不聊生。但是有的地方官吏却勾结黑恶势力，借机敛财、贪污舞弊，百姓怨声载道。让人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府中有一个财务总管仗着其岳父是朝廷一品大官，伙同他人私吞应减免的税银，而几任知县都不敢得罪他。聂豹到任后便微服私访，摸清情况后，立即将这位吏婿及同伙革职查办。华亭钱粮过去的出入数有八十馀万，自正德庚辰（1520年）以前，都没被征收到位，其中多数钱粮朝廷还给予了减免。由于跨年代较久，官吏更换了不少，经办此事的人役，往往乘机虚报，浑水摸鱼，大捞一把。聂豹得知其事后，深感问题严重，把过去经办此事的人役都一一传唤到府问状，详细审讯，经过查实后将有问题的人役绳之以法，并追还税银1.6万两，米5600余石，多收秤头银2600两。追还的税银等都用来抵销官府欠老百姓的陈年旧账，多余部分以备赈济，百姓见过去的贪腐都能查，无不称快。有个富民叫徐震的，看到聂豹这么清廉，不相信。与人合谋设下奸计，想探探虚实。徐震暗地里将金砖藏到聂豹家里的酱油壶中，便躲到暗处观察。聂豹发现金砖后，并没有想私贪，而是查清缘由，愤然将徐震查处。此事很快被传开。于是，华亭县的豪猾都很快收敛，不敢乱作非为，县内民风得以好转，达到了大治。[1]
嘉靖四年（1525年），聂豹任福建道监察御吏，他暗察明访，微服深入平民之中，了解下情。到任才几个月，就上疏指斥司礼太监张佐违诏招收内监工。又弹劾兵部尚书金献民、侍郎郑岳接受边将贿赂，朝廷查实后，张佐与金、郑二人都被皇上罢官。后又上疏礼部尚书席徇私自把他的弟弟安排在翰林院谋职，席也很快被免职。一时名震朝廷。[1]
嘉靖四年（1525年），聂豹任福建道监察御吏，他暗察明访，微服深入平民之中，了解下情。到任才几个月，就上疏指斥司礼太监张佐违诏招收内监工。又弹劾兵部尚书金献民、侍郎郑岳接受边将贿赂，朝廷查实后，张佐与金、郑二人都被皇上罢官。后又上疏礼部尚书席徇私自把他的弟弟安排在翰林院谋职，席也很快被免职。一时名震朝廷。[1]
嘉靖六年（1527年）被皇上派往巡按福建，他依法治国，严肃法度政纪，微服私访民间，听取民间对当地官吏的反映，打击恶豪，惩处奸匪，一时贪官污吏望风披靡，有的自己解官而逃。他严肃查处了横暴的驻扎在福州的军队镇守太监赵诚以及掌天文历法的中官和管理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宦官。弹劾了贪官漳州詹知府、龙溪黎知县，威慑了贪官。贪官建宁太守陈能虽然离任，他也不放过。陈能贪污受贿，行为不检，名声败坏，聂豹秉公查实。陈能谲诈抵赖，并重金贿赂，聂豹严厉斥之。陈能又想通过上疏朝廷自辨，但是仍无效。便狗急跳墙，反诬聂豹故意陷害他。聂豹毫不畏惧，上疏反驳。皇上派人调查，查实陈能罪行后，将其罢官，闽人无不称快。在巡按期间，他针对如何考核官员，上疏提出要分德行、经义考核官吏，主张官员要重德行。他还清理寺庙的田地以备赈灾抚恤，核实官府的帐簿，清理虚报人数，以均徭役。提议建立考核官宦的长效机制，奖励劝勉官员勤政为民，从根本上治理为官清明廉洁的风气。[1]
嘉靖九年（1530年）聂豹改守苏州府。苏州府是东南方最大的郡县，在过去一向都是到任官员认为很难治理的地方。聂豹去后处理政务从容自如。在苏州府期间，他问民疾苦，禁止革除赌博等社会陋习，制裁强横狡诈不守法纪的人，严厉打击黑社会势力。生擒凶徒王子家、巨盗龚渊、龚锦。苏州有凶徒王子家是黑社会头目，经常在游船上纠集凶徒，危害平望和射渎两个地方的治安。聂豹到后，王子家闻风已携妻子藏匿到一个很难发现他踪迹的泖湖中。聂豹并不就此罢手，派人坐渔舟前往侦查，并埋伏在湖中，不到几日便把王子家擒获，将其依法治罪。大仓州的巨盗龚渊、龚锦两兄弟为害海上，他密派人擒获他们两兄弟，可惜只抓到了龚锦，龚渊却被逃走。为了擒获龚渊，聂豹设计，欲擒故纵，放了其弟龚锦。江苏吴人不理解，哗然，聂豹微笑。没过几天，龚渊果中计，晚上偷偷来到弟龚锦的家，埋伏在其弟龚锦家附近的官兵将他擒获，江苏吴人无不敬佩。每当奸猾匪徒犯罪逃匿，聂豹都亲自去做好匪徒妻子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诱导，一时凶匪在其妻的劝导下，都纷纷自首认罪。钜寇郑新盘据福建的漳州和泉州，错根盘结，势力很大。虽然抓获郑新很艰难，聂豹毫不畏惧，还是派官兵围剿，经过数年的努力终把郑新抓获。[1]
在闽期间，由于聂豹持法严正，风裁凛然，深受民众推举拥戴。当时福建人把聂豹作为偶像，民间给小儿取名亦流行以豹为名，以示崇尚聂豹。[1]
在闽期间，由于聂豹持法严正，风裁凛然，深受民众推举拥戴。当时福建人把聂豹作为偶像，民间给小儿取名亦流行以豹为名，以示崇尚聂豹。[1]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聂豹上疏反对赵文华等人上奏的巡视祭海神、增加田赋和开放市舶等事宜。他的上疏认为东南百姓贫困已极，若祭海神、差田赋，是徒滋劳费，加重百姓负担。倭寇很狡猾，如开市舶，就同开马市，倭寇将长驱乘虚而入，反被倭寇钻了空子。他的上疏违反了皇帝旨意，世宗皇帝十分反感，下诏严厉训斥。朝廷严嵩、赵文华等一些人根据皇上的意思，一起趁势攻击。皇怒，罢免兵部尚书聂豹，还受到降俸二级处分。由此，聂豹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上疏称年老有病，请求退休南归故里永丰。[1]
据《中国历史纪事》对这件事的记载：当时礼部遂复议，均听从了赵文华所言。世宗皇帝问首辅严嵩派何人祭海神和督师江南，严嵩说：倭贼侵扰苏、松诸府为时已经二年，调兵不见实效，兵部奏报或多失实。应该根据礼部所言遣派大臣往祭，并宣布朝廷德意，即令察视江南倭情。请派赵文华担任此职。世宗采用严嵩建言，于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命严嵩的亲信赵文华祭告海神兼督视江南防倭事。时人就此事评论说：国家遭受倭患，军费开支浩大，应当省事省官，减少地方负担。今反“颠倒是非”，遣官祭告海神，劳民伤财，重扰地方。赵文华到任以后，公私财贿俱入其室，江南为之困敝。他又恃宠牵制兵权，“颠倒功罪，以致纪律大乱，战士解体，虽征兵半天下，而贼势愈盛。此皆严嵩任用非人之罪。”[1]
据《中国历史纪事》对这件事的记载：当时礼部遂复议，均听从了赵文华所言。世宗皇帝问首辅严嵩派何人祭海神和督师江南，严嵩说：倭贼侵扰苏、松诸府为时已经二年，调兵不见实效，兵部奏报或多失实。应该根据礼部所言遣派大臣往祭，并宣布朝廷德意，即令察视江南倭情。请派赵文华担任此职。世宗采用严嵩建言，于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命严嵩的亲信赵文华祭告海神兼督视江南防倭事。时人就此事评论说：国家遭受倭患，军费开支浩大，应当省事省官，减少地方负担。今反“颠倒是非”，遣官祭告海神，劳民伤财，重扰地方。赵文华到任以后，公私财贿俱入其室，江南为之困敝。他又恃宠牵制兵权，“颠倒功罪，以致纪律大乱，战士解体，虽征兵半天下，而贼势愈盛。此皆严嵩任用非人之罪。”[1]
爱民如子
聂豹出任华亭知县期间，水灾旱灾接连而来，灾情严重。面对艰难的局面，他一面将灾情奏报朝廷，一面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他不等不靠，动员全县人民捐钱捐物。亲自带头将家中积蓄捐出，夫人在他的感染下，将身上披戴的金银首饰也捐了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带动下，大小官吏纷纷仿效。通过募捐，得白银六、七万两，很快缓解了灾情。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灾情，他亲自勘察县情，发现西边地势比较低洼，水常年排不出去，容易发生涝灾。东边地势较高，易发生旱灾。他访问民间，倾听专家和百姓的意见。大力兴修水利，疏通水渠3万余丈，修复废塘1.2万余丈，修筑堤岸10顷70余亩。华亭县的百姓后来一直都是依赖这些水利设施。又通过普查，查出余田1顷70余亩，全部用来弥补灾荒。[1]
他还积极倡议大家捐钱，修建当地的文庙，建造较有名气官员的乡贤祠。
百姓有了冤情，他都亲躬审理，为其申雪。只要有案子，当即就审，从不拖延。在审案中，精明睿智，能明察秋毫，不被假象蒙蔽。在苏州时，有一对兄弟来诉讼其父，聂豹觉得有蹊跷。他仔细观察，详细询问，查的兄弟俩都不孝，便当场羞辱他们，兄弟俩感泣悔罪。他智断巧断案情。在平阳时，有一妇人告其子不孝，聂豹觉得有隐情，故意训斥其子，可是那妇人毫无表情。他疑其中有私，派人查访，果然是那妇人与人有奸。于是详细审问，那妇人见隐瞒不了，只好招供。百姓无不称颂。[1]
在华亭每年都是亲自参加按户等人丁编排的徭役，并严格审定。县衙的文书很多都是自己动手书写。当县令三年，华亭节余存谷19万余石。据华亭县志记载：“逃亡归来者足有3223户”。当时朝廷官员纷纷举荐聂豹，其中有七八个到过华亭的巡抚和巡按官员还以奏章的形式向朝廷举荐聂豹。[1]
他还积极倡议大家捐钱，修建当地的文庙，建造较有名气官员的乡贤祠。
百姓有了冤情，他都亲躬审理，为其申雪。只要有案子，当即就审，从不拖延。在审案中，精明睿智，能明察秋毫，不被假象蒙蔽。在苏州时，有一对兄弟来诉讼其父，聂豹觉得有蹊跷。他仔细观察，详细询问，查的兄弟俩都不孝，便当场羞辱他们，兄弟俩感泣悔罪。他智断巧断案情。在平阳时，有一妇人告其子不孝，聂豹觉得有隐情，故意训斥其子，可是那妇人毫无表情。他疑其中有私，派人查访，果然是那妇人与人有奸。于是详细审问，那妇人见隐瞒不了，只好招供。百姓无不称颂。[1]
在华亭每年都是亲自参加按户等人丁编排的徭役，并严格审定。县衙的文书很多都是自己动手书写。当县令三年，华亭节余存谷19万余石。据华亭县志记载：“逃亡归来者足有3223户”。当时朝廷官员纷纷举荐聂豹，其中有七八个到过华亭的巡抚和巡按官员还以奏章的形式向朝廷举荐聂豹。[1]
嘉靖五年（1526年）聂豹任佥都御史巡抚顺天（现北京）稽查马政。为了为朝廷多输送马匹，他实地调查研究，总结以往的经验，上疏陈述马政的利弊，说明马数减少，人们养马积极性不高的的原因。他经过琢磨，首创了养马承包责任制。首先核定养马人数，将江南抛荒的田亩，逃亡的人丁核查属实后，剔除这些人可以不养马。其次将种马按优劣作价入官，再将马和草场承包到各州县官吏，并以签订的合同作为考核他们的主要依据。然后各州县官吏将马和草场承包到户。各处草场，不分养马与否，根据土地荒熟肥瘠程度，作为料场，不同价位计算，官方全部收购。还常年额定收购马价，稳定收购马的价格，解除承包户的后顾之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各州县养马积极性空前高涨，马匹成倍增长。[1]
他还用计擒拿了恶寇郑新，地方治安很快好转。为了久治长安，他清寺田，备赈灾，均徭役，励节约，深得人民拥戴。[1]
在平阳时，当时战事紧迫，粮食经费紧缺，但是看到百姓饥饿，他拿出军用粮食赈济灾民，灾民跪拜谢恩。
退休故里永丰后，还经常帮地方官吏治理县邑出谋献策，为百姓排忧解难。县令金清举行土地普查丈量，编补地方基层组织，禁止革除县城市街的一些陋习规定等诸多措施，都出于聂豹的建议。同时，他还建议在县设立乡规民约以厚风俗。为减轻县民的负担，到上面辩减基层均徭银1200余两。[1]
当时常有广寇流劫到县，聂豹连日操劳，布置抗寇，数日不归，直至广寇溃退才回家休息。[1]
他还用计擒拿了恶寇郑新，地方治安很快好转。为了久治长安，他清寺田，备赈灾，均徭役，励节约，深得人民拥戴。[1]
在平阳时，当时战事紧迫，粮食经费紧缺，但是看到百姓饥饿，他拿出军用粮食赈济灾民，灾民跪拜谢恩。
退休故里永丰后，还经常帮地方官吏治理县邑出谋献策，为百姓排忧解难。县令金清举行土地普查丈量，编补地方基层组织，禁止革除县城市街的一些陋习规定等诸多措施，都出于聂豹的建议。同时，他还建议在县设立乡规民约以厚风俗。为减轻县民的负担，到上面辩减基层均徭银1200余两。[1]
当时常有广寇流劫到县，聂豹连日操劳，布置抗寇，数日不归，直至广寇溃退才回家休息。[1]
抗倭名臣
嘉靖二十年（1541年）北方的俺答达虏连年进犯山西，平阳百姓不得安宁。聂豹在危难时刻出任平阳知府。他上任时，平阳府银两库存空虚，防隘全无，兵力严重缺失，战事一无所备。身担重任的聂豹只好四处奔波，筹措经费。他请平阳各地抚按到各州县，备羊酒肉招待富民，号召富户捐银。经过他的动员，临汾等三十七州县民众都踊跃捐银，共计捐得银两二万二千馀两。由于敌情紧急，经费缺口太大，聂豹还允许牢中犯罪较轻的犯人视其犯罪的轻重程度，用不同银两赎身。如蒲州仪宾的苏仁因继室悍妬，疑犯强奸罪在押坐牢，苏仁以五千两金银赎身得以脱罪。经过多种途径所筹到的银两，全部用以加固隘口，大修关隘。经过修建巩固的郭家沟、冷泉、灵石等处隘口，屹然像天险一样。同时他又招募义勇兵张鸾等五千二百人，河南矿工八百余人，给足他们衣甲、器械，加紧对他们进行操练，准备迎敌。不久，俺答来犯，入雁门，直接奔向平阳，侵犯郭家沟。聂豹派关兵李芳等开关迎敌，斩虏头数人，虏咋舌败逃，并退营边境上。平阳本来兵力空虚，聂豹怕俺答还来，先发制人，使计诈敌。他叫人放风说“大兵不日且援山西”，又令善于射箭的人假攻俺答虏营，虏兵追出，射箭的人故意将牌面兵骑俱弃去，装扮逃走，等虏兵快靠近时，便齐放弓箭，虏兵吓得逃回营房。虏兵知平阳有备，怏怏弃营逃去。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聂豹升迁陕西按察副使，兵备潼关。[1]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京城屡被俺答侵犯，百姓不得安宁，朝廷里却无人能分忧。皇上世宗急于想得到良才，经吏部尚书徐阶推荐，平阳冤案虽大白但是还是被贬回家的聂豹被召回京城，为佥都御史，巡抚顺天（现北京市），整顿蓟辽（辖顺天、保定、辽东三巡抚）军务。[1]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京城屡被俺答侵犯，百姓不得安宁，朝廷里却无人能分忧。皇上世宗急于想得到良才，经吏部尚书徐阶推荐，平阳冤案虽大白但是还是被贬回家的聂豹被召回京城，为佥都御史，巡抚顺天（现北京市），整顿蓟辽（辖顺天、保定、辽东三巡抚）军务。[1]
后转兵部右侍郎，十二月抵任。聂豹认为自己能得以洗清罪名，而且再次被重用，思念厚报皇上之恩。奉命巡视九门时，向皇上面奏建议：京营的兵闲置，不如核减一十三万，分拨到下面各总督去操练，以备征战。每年兵器械、军粮、操练、犒赏等费用，户部要足额拨给。凡操练，必须遵循军法，军中的士兵不得借口占为杂役等。聂豹的六条上疏皇上均全部采纳。[1]
后转兵部左侍郎，奉命清理军费，又得旨协理京营戎政。当时咸宁候仇鸾是总营务。仇鸾恃宠骄横，擅自将宣府、大同等地的兵调到京城。仇鸾这次调兵，明显削弱宣大（河北宣府、山西大同）等二镇的御敌能力。聂豹不惧权势，上疏认为仇鸾的调兵是错误的，兵力应该驻扎宣大，宣大安则京城安，皇上采纳。仇鸾痛恨他，伺机陷害，但是终抓不到把柄，未成。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二十七日陞兵部尚书，聂豹力辞，但是皇上不允。他上任后，正本清源，严厉革除夙弊，严禁请托，事事依据法典法例，兵部的风气很快好转。一时声望赫然。
他善用人才，慎选将士，操练军队，率先垂范带领将士修边城，建关隘，预备储粮，加固要塞，分屯重兵掌控扼要关口，以阻止外侵之敌。多次竭力上疏建言研究秋收防护的事宜。又与人一起上疏建言请筑北京外城墙，均被采纳。他亲自提出修建北京外城的总体设计，与其他官员共督建北京外城墙，由于经费紧缺，只修建了北京城墙的南侧（现北京明代城墙东起东南角楼，西至崇文门，总面积约：15.5公顷），从而使北京城垣的形状变成凸字形，经此工程建设，北京城有了更大的扩展，同时还把北京城南这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纳入城墙的保护范围之内。这一工程，最终确定了北京城沿续几百年的“凸”字形城墙平面的总体规划形状。至此，北京城墙的总长度达到70余里。有力地加强了京城的防卫。他得知宣蓟（今河北宣化、河北蓟县）边关的防备多废弛，立即差兵部左侍郎杨博前往驻守。益州、通州、昌平的官员属虚设，平时悠闲无事，他奏请罢去益州、通州、昌平三郡的御史。[1]
是年十月，外虏进犯京城的重要门户河北的紫荆关、浮图峪，情况危急。他从容应对，派入卫朱凤等将领前往截杀，斩虏首四百余级，虏兵望风披靡，获大捷。皇上大喜，加封聂豹为太子少保，荫一子锦衣卫千户。他上疏提出要论功行赏，奖罚分明，皇上从之。[1]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外城墙完工，被加封太子少傅，荫一子入监读书。由于修边关耗资很大，又每年犒赏军士，户部经费紧缺，他上疏倡导朝廷上下要共济时艰，节约公用经费，虽遭一些重臣反对，但是还是被皇上采纳。[1]
十月，外虏犯蓟州，由于防备森严，外虏攻城六昼夜不能攻下，兵败而去。被皇帝诏嘉太子太保。聂豹任兵部期间，朝夕劳累，经常是半个月、一个月在兵部为国防操劳而不回家。看到宣府、大同钱粮缺乏，军士饥饿，他上疏建言增拨经费。他发现前督抚大臣，不用心在那里安抚人心，守好军事阵地，却吃喝玩乐，守军苦不堪言，兵心不稳，他便上疏要求严惩，皇上大怒，逮二臣入狱，同时派遣户部侍郎陈儒前往赈恤将士。[1]
当时，江南倭寇猖獗，闽浙苏常，连年被侵犯，又湖广川贵苗民作乱。在国家动乱之刻，聂豹运筹帷幄，博采众长，调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江，各省兵马由他调用。添设总兵把守南汇、吴松江、刘家河、镇江等处。派都御史郑晓议把守东海各关。由此，倭寇不敢妄动。对苗民作乱，则派兵前往沅州，湖湘川贵军队听从调用。江西德安盗贼猖厥，他派守备一员，前往惩处。倭寇侵犯苏州、松江（上海松江）两府，他奏设总兵驻守金山（上海金山区），所有沿海一带俱属防御，自己亲自坐镇金山，并带兵征战，明军士气大振，倭寇败退。他还派人把守南汇、吴松江、刘家河、淮及盐城。并把附近所属的防卫隶属管辖，然后又分兵布防阵地，命令他们各自为阵，严密战守。还调兵遣将，把守四府海口，并派重兵镇守。他还令都御史郑晓议驻守监城东海，同时各设把守总兵一员，专门负责其所属地的调兵。他用兵计策得当，苏州、松江固若磐石，倭寇不敢妄动。皇上大喜，嘉奖加封聂豹为太子太保。[1]
后转兵部左侍郎，奉命清理军费，又得旨协理京营戎政。当时咸宁候仇鸾是总营务。仇鸾恃宠骄横，擅自将宣府、大同等地的兵调到京城。仇鸾这次调兵，明显削弱宣大（河北宣府、山西大同）等二镇的御敌能力。聂豹不惧权势，上疏认为仇鸾的调兵是错误的，兵力应该驻扎宣大，宣大安则京城安，皇上采纳。仇鸾痛恨他，伺机陷害，但是终抓不到把柄，未成。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二十七日陞兵部尚书，聂豹力辞，但是皇上不允。他上任后，正本清源，严厉革除夙弊，严禁请托，事事依据法典法例，兵部的风气很快好转。一时声望赫然。
他善用人才，慎选将士，操练军队，率先垂范带领将士修边城，建关隘，预备储粮，加固要塞，分屯重兵掌控扼要关口，以阻止外侵之敌。多次竭力上疏建言研究秋收防护的事宜。又与人一起上疏建言请筑北京外城墙，均被采纳。他亲自提出修建北京外城的总体设计，与其他官员共督建北京外城墙，由于经费紧缺，只修建了北京城墙的南侧（现北京明代城墙东起东南角楼，西至崇文门，总面积约：15.5公顷），从而使北京城垣的形状变成凸字形，经此工程建设，北京城有了更大的扩展，同时还把北京城南这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纳入城墙的保护范围之内。这一工程，最终确定了北京城沿续几百年的“凸”字形城墙平面的总体规划形状。至此，北京城墙的总长度达到70余里。有力地加强了京城的防卫。他得知宣蓟（今河北宣化、河北蓟县）边关的防备多废弛，立即差兵部左侍郎杨博前往驻守。益州、通州、昌平的官员属虚设，平时悠闲无事，他奏请罢去益州、通州、昌平三郡的御史。[1]
是年十月，外虏进犯京城的重要门户河北的紫荆关、浮图峪，情况危急。他从容应对，派入卫朱凤等将领前往截杀，斩虏首四百余级，虏兵望风披靡，获大捷。皇上大喜，加封聂豹为太子少保，荫一子锦衣卫千户。他上疏提出要论功行赏，奖罚分明，皇上从之。[1]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外城墙完工，被加封太子少傅，荫一子入监读书。由于修边关耗资很大，又每年犒赏军士，户部经费紧缺，他上疏倡导朝廷上下要共济时艰，节约公用经费，虽遭一些重臣反对，但是还是被皇上采纳。[1]
十月，外虏犯蓟州，由于防备森严，外虏攻城六昼夜不能攻下，兵败而去。被皇帝诏嘉太子太保。聂豹任兵部期间，朝夕劳累，经常是半个月、一个月在兵部为国防操劳而不回家。看到宣府、大同钱粮缺乏，军士饥饿，他上疏建言增拨经费。他发现前督抚大臣，不用心在那里安抚人心，守好军事阵地，却吃喝玩乐，守军苦不堪言，兵心不稳，他便上疏要求严惩，皇上大怒，逮二臣入狱，同时派遣户部侍郎陈儒前往赈恤将士。[1]
当时，江南倭寇猖獗，闽浙苏常，连年被侵犯，又湖广川贵苗民作乱。在国家动乱之刻，聂豹运筹帷幄，博采众长，调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江，各省兵马由他调用。添设总兵把守南汇、吴松江、刘家河、镇江等处。派都御史郑晓议把守东海各关。由此，倭寇不敢妄动。对苗民作乱，则派兵前往沅州，湖湘川贵军队听从调用。江西德安盗贼猖厥，他派守备一员，前往惩处。倭寇侵犯苏州、松江（上海松江）两府，他奏设总兵驻守金山（上海金山区），所有沿海一带俱属防御，自己亲自坐镇金山，并带兵征战，明军士气大振，倭寇败退。他还派人把守南汇、吴松江、刘家河、淮及盐城。并把附近所属的防卫隶属管辖，然后又分兵布防阵地，命令他们各自为阵，严密战守。还调兵遣将，把守四府海口，并派重兵镇守。他还令都御史郑晓议驻守监城东海，同时各设把守总兵一员，专门负责其所属地的调兵。他用兵计策得当，苏州、松江固若磐石，倭寇不敢妄动。皇上大喜，嘉奖加封聂豹为太子太保。[1]
3历史评价编辑
4史书记载编辑
聂豹，字文蔚，吉安永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除华亭知县。浚陂塘，民复业者三千余户。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巡按福建。出为苏州知府。忧归，补平阳知府。山西频中寇，民无宁居。豹令富民出钱，罪疑者赎，得万余金，修郭家沟、冷泉、灵石诸关隘，练乡勇六千守之。寇却，廷议以豹为知兵。给事中刘绘、大学士严嵩皆荐之。擢陕西副使，备兵潼关。大计拾遗，言官论豹在平阳乾没，大学士夏言亦恶豹，逮下诏狱，落职归。
二十九年秋，都城被寇。礼部尚书徐阶，豹知华亭时所取士也，为豹讼冤，言其才可大用。立召拜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未赴，擢兵部右侍郎，寻转左。仇鸾请调宣、大兵入卫，豹陈四虑，谓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则京师安。鸾怒。伺豹过无所得，乃已。三十一年召翁万达为兵部尚书，未至，卒，以豹代之。奏上防秋事宜，又请增筑京师外城，皆报可。是年秋，寇大入山西，覆总兵官李涞军，大掠二十日而去。总督苏祐反以大捷闻，为巡按御史毛鹏所发，章下兵部。豹言：“寇虽有所掠，而我师斩获过当，实上玄垂祐，陛下威灵所致。宜择吉祭告，论功行赏。”帝喜。进秩任子者数十人，豹亦加太子少保，廕锦衣世千户。京师外城成，进太子少傅。南北屡奏捷，及类奏诸边功，豹率归功玄祐，祭告行赏如初。豹亦进太子太保。
当是时，西北边数遭寇，东南倭又起，羽书日数至。豹本无应变才，而大学士嵩与豹乡里，徐阶亦入政府，故豹甚为帝所倚。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为忧。豹卒无所谋画，条奏皆具文，帝渐知其短。会侍郎赵文华陈七事致仕，侍郎朱隆禧请设巡视福建大臣，开海滨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责。豹震慑请罪，复辨增官、开市之非，再下诏谯让。豹愈惶惧，条便宜五事以献。帝意终不怿，降俸二级。顷之，竟以中旨罢，而用杨博代之。归数年卒，年七十七。隆庆初，赠少保，谥贞襄。
5理学成就编辑
聂豹不但精于吏事，更为人们称颂的是他对理学的贡献。聂豹是王阳明的重要弟子之一，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与罗念庵（罗洪先）同列为阳明后学的归寂派，在中国理学界占有重要位子。[1] 聂豹早年学易，后问学于王阳明，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拜阳明为师，自称弟子。[1]
聂豹一生两次面见王阳明。嘉靖五年（1526年）巡按应天府时特前往越谒拜王阳明。同年夏天巡按福建时，渡钱塘江拜见王阳明。两次问学於阳明。两人一见如故，聊至深夜，依依不舍。以后都是以书信来往，与王阳明请教研讨良知之学。聂豹与王阳明都认同“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去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虽然聂豹不在阳明身边，但是思想意识相同，被王阳明及王阳明弟子列为编外弟子。[1]
聂豹自丁亥以来，致书阳明、南野二公，论致知功夫。他在家里，每有学者到来，他都不厌其烦讲学知行的道理。他认为知与行，行更重要，他在启阳明先生的书信中写道：“其有不一者，致与不致之间矣。但致之之功，穷意其入头下手，亦自不同，当随其资之近者而致力焉。”徐阶在家乡华亭遇到聂豹，在聂豹的引导下，他拜在了王学门下。临别时，聂豹送给他四个字，就是“知行合一”。徐阶为之终生受益。徐阶也因此成了王门忠实拥护者。[1]
聂豹从致良知下手，他认为诚与不诚，有爱心没有爱心，孝不孝，必须养性，养心。他在启阳明先生的书信中还写道：“德性者，良知也；道问学着，致知之功也。是故外德性而道问学者，必非学……”。[1] 戊戌以后，聂豹感悟出本体虚寂的道理。自平阳回来后，他与大家论学，提出了以涵养本体虚寂为归，是时适与罗念庵、龙溪等论相契合。其后，再回京城，有四五年，都是他与学者切磋这一道理，这是他的独到发明所得。[1] 他认为良知为“虚灵之寂体，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他从心物关系入手，阐述物是人以外的具体的东西，物在前，人认识它是在后。良知是源自于具体的事件而发出的感慨，任何理论再好都是“寂体”，是理论。他还“以虚、寂、独、密来形容良知，所谓“此四者，同出而异名，均之为未发之中也”。“未发之中”是理论，是“寂体”，只有在实践中去检验，“知其发也”才能体现在它的价值。[1] 他认为“良知本寂”，“良知”不是现成的，要通过“动静无心，内外两意”的涵养功夫才能达到。人的道德品质好，不是天生的，要通过养心，通过修养，才能达到。他致信给欧阳德还写道：“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所自也。故学问之功，子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则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制，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反对以知觉为良知，批评“现在良知”说；并以良知本寂的本体论为其致良知之理论基点，进而提出“致虚守寂”的归寂之旨。为此他主张知行合一，两者互相包含，互相融合。[1] 这些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中引起的反响不容忽视。就是在今天，也是有现实指导意义。聂豹之学与阳明学之基本精神相契合，是对阳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王学的发展中和在江右王学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1]
为了传播王学，他每到一地，都要亲自讲学，弟子遍布吉安、姑苏、八闽、三晋。当时许多著名的人物，都出自他的门下。先后与季彭生、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刘文敏、刘邦采、陈九川、黄弘纲、钱德洪、王君畿、唐顺之、郭应奎、李罗山、曾前川、陈两湖、胡仰斋、王龙溪等学者论学辩究。永丰老乡宋仪望自称跟从聂豹三十年，从没有间断过聆听聂豹的讲学。[1] 聂豹身长玉立，神思静远，超特不群，有飘然外物之气。当他因诬陷被逮时，从容出见差使，换上囚服，慷慨就道。屋内大声悲号，他好像没有听到。门生父老相送，无不潸然流泪，聂豹却神色不动，只是拱手作别。邹守益、罗洪先送至江边，聂豹如同平日一样，与他们论学不辍。人们大为敬服，认为他的言行与“未发之说”深相符合。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忠实执行者。[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