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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才子解缙

2015-05-06  百了无恨


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生于世宦之家,祖父解子元曾任元朝江西行省安福州(今江西安福)判官,死于兵乱。父亲解开因此伤透了心,居家守业,不肯出仕为官。朱元璋建国之初曾召见解开,同他讨论元朝政事利弊,并想授予他官职,解开却辞谢而去。解缙自幼在家中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他聪敏过人,十来岁时便诗文俱佳,为当地出名的少年才子。

  洪武二十年(1387)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次年赴京师(南京)参加会试,又被取为第七名,经殿试后取录为三甲进士,与其兄解纶同榜登第。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是明初重要的一科,这次殿试取录的第一名状元任亨泰被授修撰,第二、三名唐震、卢原质被授编修。此后这种授职便成为了定制。又廷议以新进士行御史事,新进士任巡按的制度也从此而始。解纶被任礼部主事,解缙却被留选为中书庶吉士。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的一天,解缙侍从朱元璋来到光禄寺大庖西室。朱元璋谈到时政,并对解缙说道:“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①少年得志的解缙很有些恃才无羁的文人习气,况且他对朝政也早已有所看法,当天便写了“封事”万言书,交给了明太祖。

  这是一篇被当时人和后人备加推崇的大胆直陈时弊的上书。解缙这次上书的做法与内容都是十分巧妙与明智的。

  对政事的大胆直陈,正应合了朱元璋“知无不言”的要求,而对于朱元璋的这一要求,若是不能直言,则反而会招致他的怀疑和不满。洪武时的酷法,几乎闭塞了言路,解缙的直言,使朱元璋感到耳目一新。但是解缙也并非毫无顾忌,为了使朱元璋在公布或不公布其内容上留有余地,他特地采用了“封事”的方式。这一回朱元璋毫无忌讳地将“封事”公之于众,解缙因此而名声大噪。

  这篇题为《大庖西封事》的开头用批评的口气说到朱元璋不宜“下比(唐)太宗”,而“当同符尧舜,师表百王”。“既皆远过于汉宋,又何谦逊于唐虞?”这实际上难免变相吹捧之嫌,这样也才为后面的批评奠定了一个恭敬忠诚的基础。歌颂的是朱元璋其人,批评的是当时的弊政。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解缙所批评的都是朱元璋已经考虑到,但却没有听到臣下讲过的,这正是封事的巧妙之处。

  首先批评“用刑太繁”,留下了“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的名句。朱元璋用重典治国。据《明史》记载:“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而明初的律令,“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①。解缙批评“用刑太繁”的时候,也正是朱元璋整齐律令的时候,言辞虽激,却正是朱元璋已经着手解决的问题。

  ①《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然后谈到读书,解缙劝朱元璋不要去读《说苑》、《韵府》之类“杂书”,并由此提出纂辑修书的主张,核心还是尊儒礼贤,不辱士大夫的身份,从而对士不为君用之法提出批评。当时朱元璋对臣下不能谏诤极为不满,解缙指出,这还是由于严法峻刑所致,从而提出了政治上放宽些的要求。

  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还谈到了赋役不均,官吏失道等等问题: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而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进退奔趋,肌肤不保,甚非所以长孝行、励节义也。

  积弊都在内外有司,而且势将影响到社会风气。这恰恰又是朱元璋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这篇万言书于当日写完上呈。急于陈献,所陈略无次序,亦不暇组织成文,故是一篇较为杂乱的奏书,但也同时充分反映出了解缙的才气。这次上书是颇为成功的,“书奏,帝称其才”。朱元璋表示满意了。

  此后不久,解缙又写了《太平十策》。这一次他在文字上颇费斟酌,内容有条理而清楚:一曰参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县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兴礼乐;五曰审辅导之官;六曰新学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税敛;九曰务农;十曰讲武。可惜这篇经过刻意雕琢的上书,效果远远不及那篇“封事”,因为其中除去大讲“广封藩”外,内容基本同于“封事”。而他在“十策”中所谈“广封藩”的内容同洪武九年(1376)时叶伯巨所上“万言书”中指责天下可患者的“封藩太侈”相比,又是那么平庸而低劣。

  很明显,解缙的才华并不表现在政务上。在解缙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明初士大夫放荡不羁的个性。在他作为中书庶吉士的肄业期间,人们便已几乎一致地将他看成一个狂妄的书生,他的浪漫,则已招致包括朱元璋在内的统治集团的不满。

  史书中列举了这样几件事:洪武二十三年(1390),“解缙尝入兵部索皂隶,语嫚。尚书沈溍以闻。帝曰:‘缙以冗散自恣耶?’命改为御史。”尽管有人对此有所怀疑,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①。从事后的处理看来,朱元璋对他还抱有希望,想用御史这样一个耳目风纪之臣的职任去约束他。朱元璋希望将这位才子塑造成一个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化、模式化的官吏。

  这一事件中的沈溍是乙丑科(洪武十八年)登第,仅比解缙早一科,二十二年便任兵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同年复兵部,年内又被免职。解缙对这个资历相近的官员显然是不够尊重的。

  尽管庶吉士的生活结束了,改任御史后的解缙却并未能改变疏狂的文人之习。次年又发生了他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韩国公李善长辩冤之事。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辩词,疏中指出像李善长这样位列勋臣第一的人,是毫无理由再去依傍胡惟庸的,因为他冒杀身之祸得到的也不会超过今日。又指出“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天下闻之,①黄云眉:《明史考证》四,第1244 页。

  四方解体,人心危疑。并且说李善长虽已被杀,仍须上此疏以儆戒将来。①这的确是一份大胆而又有理有据的奏疏。在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时,居然有人敢于提出这样直率的批评,而且使朱元璋无法怪罪,大概只有解缙这个年轻疏狂的才子能够做到。

  不久,朱元璋便得知这奏疏是解缙代为起草的。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詹徽是个勤政而刻薄的官吏。李善长之死,他起了一定作用。当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请求朱元璋置解缙于法。朱元璋虽然对解缙感到不满,但他还不想加之于罪。也许是他不愿在这时候去承担不惜人才的名声,事情竟然不了了之。解缙也丝毫没有接受教训,随后又发生了他代同官夏长文草疏弹劾都御史袁泰之事。袁泰,山西万全人,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进士,他刚刚以左都御史同理都察院事,便遭到了属官的弹劾。因此恨透了解缙,解缙的御史也难以干下去了。

  到处代人草疏,惹事生非,一个嫉恶如仇的青年官员,带着浓厚的书生气,在官场中是无法立足的。恰好此时解开以近臣父入觐,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像解缙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子,让他再回家进学十年,究竟学些什么呢?显然不是去学诗书儒学,而是去学为人处世的本领。朱元璋的做法究竟是出于对这位才子的爱护还是不满,已经很难说清楚。总之解缙从此离开了涉足未及一年的都察院御史之职,回家乡吉水读书去了。

仕途坎坷

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起,解缙奉旨归读,前后达八年之久。不让他在政务中磨炼,却让他归乡闭门读书,用这种类似于冠带闲住的方式“以待大用”,实在令人费解。

  这八年当中,解缙曾受命改修《元史》中的舛误,又撰定《宋书》,删定《礼经》凡例,此外便终日在家中读书撰著,倒也过得自在。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逝。

  解缙得知后,顾不得母丧未葬,辞别了九十高龄的父亲,赶往京师(南京)。他这样匆匆而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谁也说不清,是奔丧还是求官,或是二者兼有?朱元璋应许的十年后“大用”的口谕随着他的去世已变得十分渺茫。结果是令人惊异的,人们竟然还牢记着朱元璋八年前的话,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解缙未满十年不得入京,却不是十年后的“大用”。

  于是有司弹劾解缙违背诏旨,又有母丧未葬,父亲九十高龄不当舍之而行,总之解缙这次入京不仅不是忠君之举,而且是违背皇帝生前嘱咐的大错特错,他甚至因此受到类似充军的处罚,被谪贬到地处陕西临洮的河州军民指挥使司为吏。①在以宽仁和尊崇文士而著称的建文之政下,解缙这位才学之士却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如果不是当政者有意压制打击的话,恐怕再难找到别的解释了。

  ①解缙:《解文毅公集》卷一《代王国用论韩国公事状》。

  ①《明史》等书均作“河州卫”,但据《明史》卷九○《兵志二》所记,洪武、永乐中仅于河州设军民指挥使司,永乐后始改置河州卫。

  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背井离乡前往西北荒瘠之地去充当吏员,其景况之狼狈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提什么“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了。

  凉秋登途,孤身西行,更使解缙感到凄怆。他知道自己这是为声名所累,他写诗吟道:“早岁攀龙客天府,浪得声名满寰宇;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旅影西行万里遥,黄叶飘萧更无数。”②十月,到达西安时,结识了东南还乡的邹生,对解缙讲了不少关于六盘山、临洮的山川冰雪。解缙举酒浇愁强自宽颜,心中却惦念着家中老父。“我心尤切念庭闱,九十严亲双鬓垂;倚门斜日望子归,临风托寄平安字。”③解缙祖籍平阳(今山西临汾),后徙雁门,后来因有人于唐朝时到吉州为官,才成为吉水人。这次西北之行倒使他有机会领略祖籍的山川风貌了。自幼生长在南方的解缙,有些禁不住北方的寒暑,然而更使他不堪忍受的是与吏卒们同伍,听从军卫官吏驱使。这一年的除夕,他是在寂寞孤凄中度过的。正月十五,河州到处挂起红灯,爆竹喧天,耍狮歌舞,彻夜不息。解缙却独坐沉思,想到自己的家世:“我家不与世俗同,弟兄伯叔联簪组;满堂宾客皆雄奇,新吟健笔争蠭午。”又想到自己幼时的生活:“我时七步诗即成,诸生学士观如堵。”还想到自己少年登第志得意满的日子:“布衣十五步蟾宫,年年看灯天九重。”如今却在河州这北国荒镇观灯,父亲也一定彻夜不眠,在灯下思念着远在边陲的儿子。①解缙不久便病倒了,想起自己满腹经纶,却落得这般下场,又因思念家人父老,经常独自垂泪。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放下文人孤傲之气。解缙终于提笔给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书信。

缙率易狂愚,无所避忌,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哈术来归之时,钦承顾问,谓宜待之有礼,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稍忤机权,其徒必二。此类非一,后皆亿中,封事留中。又尝为王国用草谏书,言韩国公事,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为文劾袁泰,泰衔恨至深,见尝切齿。但以不为屈膝之故,竟致排诬。累迹深文之语,皆非律令所该。伏蒙圣恩,数对便殿,申之以慰谕,重之以镪锡,许以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序,洊将八载,宾天之讣忽闻,痛切之诚欲绝。向非先帝之明,缙亦无有今日,是以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瞻山陵,陨泪九土。何图诖误,蒙恩远行。扬、粤之人,不堪寒苦,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与吏卒为伍,低徊服事,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有不测之忧,进不能尽忠于国,退不得尽孝子亲。不忠不孝,负平生学问之心,抱万古不穷之痛,为天下笑,为先生长者之羞。是以数鸣哀感,冀皇天后土之鉴临,得还京师,复见天颜,少陈情悃,或遂南归,父子相见即走也,更生之日。临书不胜恺切愿望之至。①这一函书信写得很有点水平,首先谈到削藩,这完全是为应合建文时的政治形势,然后是表功示才,既有辩解申诉,又有哀求待怜。而且解缙选择董伦作为相求对象,也是颇具心计的。建文中当权的官吏主要是齐泰、黄子澄,受知的官吏首称方孝孺,其次才是董伦。

解缙:《解文毅公集》卷四《西行示侄祯期还家》。

  ③《解文毅公集》卷四《长安别邹生》。

  ①《解文毅公集》卷四《河州正月十五夜有感》。

  ①《解文毅公集》卷十五《寄具川董伦书》。

  四人当中,他与方孝孺不甚相识,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被荐入朝时,解缙已经还乡归读了。齐泰、黄子澄均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比解缙早一科。解缙在京时,齐泰任兵部主事,是沈溍属官,对解、沈二人的矛盾,他肯定是有所知的,解缙因此而不便相求。黄子澄与解缙曾同官翰林院,二人应当熟识,但可能关系并不融洽,因此解缙转而求于年高望重的董伦。

  董伦被这函书信打动,向建文帝朱允炆推荐了解缙,不久解缙便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诏。这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不常设。改定官制后,待诏隶于翰林院文翰馆下,成为一员供掌应对的小官。

  比起在河州为吏是强多了,但这远非解缙所愿。他十九岁登第,名噪一时,到三十余岁,却仅仅做到一个最低品级的备员,可算是时运不济了。当年爆发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北平,谋夺皇位,历时三年的夺位战争开始了。解缙并无出色表现,不知是出于上次贬官的教训,还是对当政者的不满,他只是随同诸臣们上些平庸的奏疏,说些众口一辞的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年以后。

  建文四年(1401)六月,燕师攻抵京城(南京),许多官吏趁夜缒城而逃,解缙却未走,他有自己的主张。建文朝廷除去将他谪贬河州吃了些苦头外,也仅仅给了他一个从九品的翰林待诏,他对建文帝无须报忠。当燕王朱棣率师入京时,解缙同极少数的几名翰林之臣迎附了。关于这件事,《明史》中有一段记述:燕兵薄京城,(王)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弛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①明朝人便已指出此事不可信,因为王艮早在前一年即已病故,但修《明史》时,却又保留了这段记述。这中间记述解缙城陷前陈说大义,城陷后又迎附,似有贬斥之意,却很符合解缙本人的情况。这也无须指责,他希望受知于一个新朝廷,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内阁名臣

解缙受知于夺位登极的朱棣还不仅仅因为他首先迎附,而是因为他草《登极诏》称旨。①《登极诏》本是让另一位明初著名才子方孝孺草拟的。但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宁可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不肯草诏。据说朱棣还曾命侍读楼琏草诏,楼琏不敢辞,归而自经。也有传说此诏出于括苍王景或无锡王达之手。②但是诏书出自解缙的可能性更大,这正是他表现才华的机会,他从此开始了一生中最光辉的五年。

《明史》卷一四三《王艮传》。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二《史乘考误》三,引许浩:《复斋日记》。②《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附楼琏、王景、王达传》。


  其实这篇《登极诏》写得并无什么特色,只是甚符合朱棣的心意。诏书中指责建文帝“崇信奸回,改更成宪,戕害诸王”。又讲到援“祖训”起兵“靖难”,屡战屡胜,及欲仿周公辅佐成王之故事,只因建文帝自焚已死,迫于众议,拒之再三,勉强即位。随后便开列大赦蠲免,安民给赏等一系列条款。这便是所谓“称旨”的诏书。

  第二个月,解缙便从翰林待诏升任本院侍读,由从九品一下变成正六品。同时升迁的还有胡靖,由从六品修撰升为六品侍讲,吴溥、杨子荣由正七品编修升为从六品修撰,郑好义由从七品检讨升为正七品编修,都仅仅升迁一品而已。

  八月间,解缙、黄淮受命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朱棣常命他们在身边备顾问,有时到深夜,朱棣上床就寝,犹赐坐榻前,语以机密重务。

  杨士奇、杨荣、胡广、胡俨、金幼孜等人大约也在此时被检入直内阁。

  九月,朱棣赐给他们七人金织罗衣各一袭。这七个人成为最重要的内阁之臣。几天后便是中秋,朱棣找来解缙等人,让他们查阅一遍建文中群臣所上“封事”,将这千余件上书中有关军马钱粮数目的留下,其余有涉及“靖难”削藩之事的一概焚毁,以免群臣危疑。

  “尔等皆宜有之。”朱棣当时大约是随便说了这么一句。诚然如此,众人都俯首不语了。

  “臣实无。”修撰李贯理直气壮地答道。他显然误解了朱棣的意思。

  “尔以独无为贤耶?”朱棣不满地说道,“食其禄,则思任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①朱棣表现出政治家的大度。但是到了这一年冬天,朱棣下诏重修《太祖实录》时,他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原南昌知府叶惠仲因在原建文时所修《太祖实录》中直书“靖难”事被逮杀族诛。

  重修的《太祖实录》由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官,茹瑺为副,解缙任总裁,实际主持工作。这次解缙表现得颇为慎重,书成“尽焚旧草”,以免引起麻烦。②这同当时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在追治杀戮建文遗臣的恐怖气氛中,史官不得不审慎行事。像解缙这样个性突出的文人,也必须慢慢改造自己。担任《太祖实录》总裁官对解缙来说是一种超擢的荣誉,他的同官,甚至高于他的官员们都只是担任了纂修官,解缙因此名声大噪。《明史》中称,解缙“寻进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实际上解缙进官侍读学士是在建文四年(时称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这时他年仅三十五岁①。《明史》的记述很可能是弄颠倒了。

  这次改修实录主要是去掉其中涉及朱棣夺位的忌讳之处,并非真正重修,因此“以百人之多,历期年之久”②,到第二年六月便书成上呈。

  ①《明太宗实录》卷十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国初实录》。

  ①《明太宗实录》卷十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

  ②复原吉:《进实录表》,影印本《明太祖实录》卷首。

  改修《太祖实录》成书前不久,朱棣追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谥。皇后徐氏因此想到当年孝慈皇后曾命儒臣考订《列女传》,而未能修成,于是要下令修纂此书。恰在此时,《太祖实录》完成,朱棣便命解缙等人动手编辑,只用了半年时间,到十二月便完成了。时间虽不长,却颇下功夫,朱棣并亲撰序文,刊印颁行。

  次年七月初一,解缙随祭太庙后,又被朱棣召了去。“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③依然是为修书之事。

  这颇符合解缙所想,他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上万言封事时,就曾建议朱元璋这样做。不过在修书的宗旨上他又有与朱棣不甚相合之处。朱棣主张大而全,不厌浩繁,解缙却反对收录过杂,他按照自己的好恶取舍,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和史籍为主。

  在朱棣的心目中,解缙是可以倚重的才子。八月中秋,宫中设宴,朱棣与近臣一起赏月,哪知天公不作美,浓云掩月,令君臣们有些扫兴了。据说解缙当即口占《落梅风》一首: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着臣见。拚今宵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①词虽无奇,那股不罢不休的劲头很中朱棣的意,朱棣高兴起来,又让他作长歌。夜半,浓云渐散,明月当空,朱棣不胜欣喜说道:“才子!可谓夺天手段也。”这时候他们君臣之间已融洽到顶点了。②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解缙等人将纂就的巨帙上呈,朱棣赐名《文献大成》。起初他很满意,但不久便发觉了其中的不足,并决定重修此书,这便是后来成书的《永乐大典》。这次除解缙外,又命七十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及刑部侍郎刘季箎共总修书之事。陈济等兼通百家的布衣之士也被请来担任总裁。修书过程中,朱棣亲自过问了进展情况。永乐四年(1406)他在文渊阁召见了解缙等人。

  “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解缙如实回答,于是命人四出购求书籍。③这一次解缙未能参与修竣全书,第二年春天他便遭到外任之罚。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他修书时的偏执,而是因为立储之争。

  在永乐五年(1407)春天解缙出任以前,他除去奉敕修书外,还始终作为内阁近臣参预机务。当时都察院有陈瑛,吏部有蹇义,户部有郁新、夏原吉,兵部有金忠,都是各负其责的重要大臣。解缙等近臣的职责主要是备顾问,而在当时,诸需顾问的事情中,最重大的莫过于立储。

  朱棣的三个儿子中,二儿子朱高煦“靖难”中随军征战有功,与一批武臣往来甚密,一心要夺嫡。小儿子朱高燧也以英武闻名,最得朱棣钟爱。因此长子朱高炽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不过朱棣真要废长立幼,一时还难下决心。

  据说当时朱棣曾命群臣题《虎彪图》,图中画的是一只大虎领着几只小虎,相互亲昵。解缙提笔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①朱棣为之所动,于是将朱高炽由北京召回。

  ③《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元年七月丙子。

  ①《解文毅公集》卷四《中秋不见月》。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中秋无月诗》。

  ①《解文毅公集》卷五《奉敕题虎顾彪图》。

  朱高炽回到京师(南京)后,立储之争更显突出。据《明史》记述,首劝朱棣立长的是兵部尚书金忠。金忠是“靖难”功臣,曾辅太子居守。他不仅列举历代立嫡故事相劝,而且将此事告知解缙、黄淮、尹昌隆等人。解缙当然是支持此议的,以他那清傲的性格,遇有机会必定直陈不顾,于是当朱棣私下征求他意见时,他便明确表态了。

  “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解缙不仅极力维护嫡长制度,而且明确拥护朱高炽这类文德的储君,反对朱高煦之类的凶悍武夫。他见朱棣不吭声,知道他尚在犹豫,顿首道:“好圣孙!”圣孙即朱高炽长子朱瞻基。解缙知道朱棣最喜爱这个长孙,特以此相劝。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太子遂定。这件事后来传到朱高煦耳中,他于是对解缙怀恨在心。

  永乐二年(1404)二月,解缙出任会试主考官,这一年是甲申年,故称甲申科,为明朝科举盛事,共取录四百七十人。这其实也是江西人的盛事,三月廷试取录的状元曾棨为永丰(今属江西)人与解缙有旧①,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均为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也是吉水人,第三名王训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第四名王直又是泰和人。七人均属吉安府。而主考的内阁学士读卷五人: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也都是江西人,解缙、胡广、杨士奇又都是吉安府人。后来解缙被劾廷试读卷不公,不知是否便指此次。

  廷试后不久便正式设置了东宫官属,解缙被任右春坊大学士,这时侍臣们又修竣《文华宝鉴》一书,书中辑入古代人的嘉言嘉行,专用以教导太子。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解缙等人每天奉敕为太子讲说《文华宝鉴》,他确实以东宫官属为己任,于是与蓄谋夺嫡的汉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日趋激化。

  解缙却似乎并无明显觉察,他的书生气并没有改掉多少。这一年饶州鄱阳教书先生朱季友将所著批评宋儒之书上呈,解缙知道后大怒,坚决要求将“谤毁圣贤”的朱季友置于法。结果朱季友被押还乡里,杖一百,销毁所著文字,不许称儒教学。解缙很有些儒家正统卫道士的味道,他见到汉王宠遇日隆也要站出来讲话:“是启争也,不可。”这都是朱棣最不爱听的话,他给予汉王宠遇也有些出于无奈,“靖难”中为使汉王拚死出力,他曾暗示许以立储,如今未能兑现,难免有所容让,解缙却偏要揭穿这件隐私,朱棣自然十分恼火,骂他“离间骨肉”。再加上朱高煦等人不断进谗,解缙渐遭疏远,最终成为这场夺嫡斗争中的牺牲品。

  据《明史》记述,“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而不及缙”。似乎由此而表现出矛盾公开化。但据《明太宗实录》记,永乐四年(1406)三月初一,朱棣亲临太学致祭奠礼,同一天,“赐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六员二品金织罗衣各一袭”①。这是解缙在朝时最后一次赐衣。第二年再赐黄淮等人西洋及高丽布时,解缙已被出为广西参议了。

解缙的出任是很突然的。永乐四年(1406)三月,他还主持了会试和廷试,他同祭酒胡俨一同去观放进士榜时,还在一起开玩笑,说:“大丈夫必得黄榜书名可耳。”因为胡俨不是甲科出身,胡俨也开玩笑相讥道:“彼固亦有侥幸得之。”②此后便发生了解缙反对出兵安南之事。如果说解缙在立嫡问题上的所为还是针对汉王其人的话,那么反对出兵安南则是与朱棣直接的矛盾,而朱高煦等人则将解缙立储之议传播开来,并反告解缙泄禁中语,书生气十足的解缙便抵挡不住了。这些才是解缙被出任外职的直接原因,至于说他廷试读卷不公,则只是找寻藉口罢了。也有人说此事与黄淮有关,黄淮“量颇隘,同列有小过,辄以闻”①。

《解文毅公集》卷十《莲竹轩记》。

  ①《明太宗实录》卷五二,永乐四年三月辛卯。


  惨死狱中永乐五年(1407)二月,解缙出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离开了内阁近侍的位置。这是一次很奇特的改任,带有明显的贬黜性质,因此史书中大都将此记为“谪贬”。但是《明太宗实录》中用了一个“黜”字,这似乎更准确些,因为解缙是从正五品的翰林学士出任从四品的布政司参议,从任官品秩变化看,还不能说是谪贬。当时胡俨也由内阁改任祭酒,这二者当然不能相比,但明朝的史家则将他们并记为阁臣外任的例子。②像解缙这样一个书生气十足而又树敌颇多的人,一旦离开近侍的位置,他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解缙整装上路,礼部郎中李至刚却又告他“怨望”。解缙虽然也可能会有些牢骚不羁之辞,但李至刚的做法则是明显的报复。当初朱棣曾书写了一些廷臣名字,让解缙评论,他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别人大都有赞有贬,惟独李至刚,只是“诞而附势,虽才不端”,基本上否定了。李至刚的报复使解缙被改官交阯,督饷化州。

  关于这次改任交阯的记述有些含混,因为直到这一年六月初一才正式设置交阯布政使司,解缙却不可能拖延到六月再行,因此当时解缙很可能是以广西布政司参议的身份去督饷化州。

  解缙似乎也并不在意这次出任,离开朝廷反而使他恢复了文人性格,他在交阯三年,除去公务之外,依然是撰文赋诗,与友人唱和。

  永乐八年(1410)解缙入京奏事,当时正值朱棣北征,未在京师,他谒见过监国的太子朱高炽后便回交阯去了。朱棣是十一月回到京师的,汉王朱高煦便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汉王的目的在攻击太子,但结果是置解缙于死地。

  朱棣早在永乐七年(1409)二月便已离开京师前往北京;解缙不应不知道,他却在第二年赴京,又恰恰在朱棣归京师前夕离去,这一巧合也给汉王的诬陷提供了依据。

  解缙离京后,道由江西、广东往交阯,一路上同翰林检讨王偁游览山川名胜,吟诗作赋,甚至为人撰写墓志,丝毫没有预感到祸之将临。途经广东时,因交通不便,他又忽萌开凿赣江(章江)的念头,并且写成奏疏上呈。朱棣回京后得到朱高煦的奏报已经十分恼怒,随即又接到解缙请凿赣江的奏疏,他怒道:“人臣受事辄引而避去,乃更欲劳民如此!”①命逮解缙、王偁下诏狱。

  ②叶盛:《水东日记》卷二《解胡观放榜对答》。

  ①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八月甲子。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七《阁臣外任》。

  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第二十《解缙传》。

  这是永乐九年(1411)六月,解缙的仕宦生涯结束了,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年半的狱囚生活。

  解缙初入狱时曾遭到严刑拷打,因而辗转牵连到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及李至刚等人,都被逮入狱。王偁、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等人先后瘐死狱中。

  掌锦衣卫诏狱的都指挥佥事纪纲是个凶残的酷吏,但他是诸生出身,颇好风雅,对解缙的才学久有所闻,渐渐与他熟识起来,解缙在狱中便不再多吃苦头。按照解缙的性格,这狱中三年应该有不少诗文之作,但文集中却鲜有所见,只有一篇《翰林蓝君日省墓志铭》,从行文中可知作于永乐十一年(1413),正是他在诏狱中时。①另有一首题为《忧患中寄友》的诗写道:“手扶日月归真主,泪洒乾坤望掖庭。身死愿为陵下草,春风常护万年青。”②可能也是狱中之作。

  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十五日,朱棣在午门与群臣观灯时发生火灾,都督马旺被烧死。几天后,朱棣照例下令蠲赦修省。大概纪纲认为这是解缙获释的机会,在上锦衣卫囚籍时,将他的名字一起送上。

  “缙犹在耶?”朱棣不仅没有赦免之意,而且明显是要置解缙于死地。

  纪纲也无能为力了。他回去后设酒与解缙对饮,并为之泣下。解缙一切都明白了,而像他那样一个个性极强的才子,是不会惜恋狱囚生活的。解缙开怀畅饮,仿佛不知道这便是最后的晚餐,直到醉得不省人事。酒醉后的解缙被埋到积雪中,默默地结束了他的一生。这一年他仅四十七岁。

发生在封建皇权极端专制机构锦衣卫诏狱中的这一幕悲剧,记写了一个不能按照封建专制模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的

《解文毅公集》卷十三《翰林蓝君日省墓志铭》。

  ②《解文毅会集》卷六《忧患中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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