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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ID：iwenxuebao 『 文学 点亮生活 』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 诗人汪国真逝世引发公众和评论者真诚的惋惜，这是正常的，毕竟当年为汪诗所鼓舞的一代人，没有完全忘记他，犹如没有忘记自己青春年少时的懵懂与亢奋一样。不正常的是，一些评论文章不是严肃探讨汪诗的价值和未来，作为对诗人的悼念，却一味在汪国真成名之后，诗歌圈子不待见他的所谓“汪国真现象”上打转。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对汪国真的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不论什么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需要这样一个温暖、感动和激励他们的诗人，让他们坚持自己的‘远方’”。但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诸如此类的评价看上去很公允，没有卷入对汪国真及其诗作的评价漩涡，其实偷换了概念，把对诗歌的评价转换成对诗歌被接受度的衡量。须知“不待见”汪国真的诗歌界从来无意讨论“年轻人是否需要温暖、感动和激励他们的诗人”，也无意讨论“年轻人是否需要温暖、感动和激励”，这些都是纯粹的“伪问题”，因为凡是年轻过的人大多不会否认自己曾有过类似需求，更因为诗歌界不认可汪国真的理由是没法确定汪国真算不算一个合格的诗人，至于他能否给人带来温暖，根本不在关心之列。现在评论者试图通过把汪国真树立为“青年之友”，来迂回地肯定其诗人的地位，并以此挤兑不待见汪国真的诗歌界，不只表现出逻辑上的混乱，还暴露了为人的不够厚道。 何况，即使确有许多年轻人从汪国真的诗歌中得到过“温暖、感动和激励”，而且在他们人生的特殊情境中，这不是毫无意义的，也不能排除他们不从诗人那里，也可以从戏剧家、哲学家、音乐家那里得到“温暖、感动和激励”。所以，不待见汪国真的诗歌界如果愿意回应这类批评的话，很有可能会说：“评论一个诗人及其作品，没必要扯上他给人带来什么，只需要回答他是否一个合格的诗人，他带给人们的‘温暖、感动和激励’是否来自于他创作的诗歌，而不是其他？缺了这一条，再多的理由都是多余的，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
记得小时候学语文，听说白居易为了让自己的诗歌为民众所理解，跑去街头巷尾，念诗给老婆婆听，有听不懂的地方，必修改到大家能懂为止。无论当时记载此事的人还是后来转载此事的人，都对此大加赞赏，弄得好像白居易诗歌成就仅在于“通俗易懂”，真不知道今天的人之所以还记得白居易，仅仅是因为他的诗歌能让文盲听懂，还是因为白居易诗歌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或者因为文学价值既高，还能让文盲听懂？最希望是第三点，最不可能是第一点。如果讨论汪诗时，大家能达成共识，明确诗歌能得到许多人接受固然重要，但前提是作品必须是诗歌，“作诗”之人必须是诗人，否则从哪个角度探讨这位作者的作品都可以，就是不必或者不该在诗歌范畴内讨论，评论者或许就不会着迷于“汪国真现象”，更不会拿“为年轻人喜欢”来为汪诗的价值作论证。
同在文艺圈，音乐界也为古典音乐的听众明显少于流行音乐而有不平衡感，但古典音乐的从业者不会自降身价，以流行音乐“给年轻人温暖、感动和激励”而把音乐家的桂冠授给明星，而明星则心照不宣，谦卑地自称为“艺人”，不敢随便僭越艺术家的名头。双方如此泾渭分明，又进退有据。音乐界能处置得当的问题，换到诗歌界为什么就做不到？为什么诗歌界不管一个人以“诗”的名义，获得多大的社会认可，仍坚持诗歌和诗人的标准，就要被套上“汪国真现象”的大帽子？是古典音乐的贵族气质让外行不敢随便置喙呢，还是中国人人可以为诗的传统，让即使从来没有写过一行诗，也没有读过几位诗人诗作的人都敢于借诗歌界不给明星授予桂冠的名义就大加挞伐？是诗歌界软弱可欺，还是评论者不知天高地厚？ 行文至此，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与“汪国真现象”正好相反的“现象”。 相比汪国真得到社会认可，却得不到专业认可，郭敬明在评论界极具争议，却得到作协和大学这些体制中人的认可。 郭敬明在法院被起诉并裁定为抄袭，受到罚款和责令公开道歉的处罚之后，仍坚持不道歉，而其追随者公然说出“就是抄袭，偶像也有理”。以创造为灵魂的文学，其尊严遭到如此践踏，让文学界之外的人都心有不忍，但竟然还有“大作家”向中国作协“力荐”，破例邀请郭加入，那所大学则不惜破例，聘请原本这所学校的肄业生为“客座导师”，理由都只是“为青少年喜欢”，而不问这种喜欢会不会败坏未成年人的品位，更不问“偶像”抄袭他人和藐视法律的行为会不会对青少年带来倍加的负面影响。 同为“文学中人”，同为“受众喜欢”，汪郭两人的现实处境反差如此之大，直让人欲评无词。不知“贵圈真乱”这个坊间对影视界的评语，用在此处是否同样合适，虽则含义有所不同？
如果说，在从“左翼”到汪国真诗歌流行的年代，“为民众需要”始终是一个能与文学标准相抗衡的尺度，那么在今天，那些汪国真年代根本拿不出手的理由也早就大言不惭了，诸如书籍发行量大、电影票房高或电视剧收视率高等理由，早把各自领域中的专业标准弃之如敝屣了。相比迎合受众并因此“财大气粗”的“艺人”，清贫而至于寒酸的纯文学界、学院派电影自惭形秽之下，不是没有立足之地，而是没有了守住自己立足之地的勇气。文化与市场已如此失衡，还要舍弃文学标准谈论“社会需要”或“市场需要”，将会置纯文学诗歌于何地，确实值得深思。 当然，在日常语境中，“社会需要”和“市场需要”不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但就无视文艺界自主权利，随意引入外部尺度并凌驾于专业标准之上而言，这些以“需要”为理由的观点，本质上是一样的。固然“年轻人需要”听起来更道貌岸然些，但只要外部尺度凌驾于文艺界固有标准之上，这一口子一开，利欲熏心的“市场需要”必定长驱直入。就此而论，以汪国真“为年轻人需要”作为评判其诗作价值之尺度的评论家，不妨更简单些，径直以汪国真诗歌集的发行量来论证其文学价值，并进而提出，不认可汪国真的诗人们因为作品没有那么大发行量，所以根本算不上诗人。
确实，在一个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诗歌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总是一件令人为难或者尴尬的事情。如何解决，现在看来至少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诗歌降格以求，最后同微信中随处可见的“心灵鸡汤”，碎片化的私人感悟达到一个水平，如此读者虽有可能增加，但“微信诗人”将如同“恶性通货膨胀”般泛滥成灾，而毫无门槛的“诗作”则难逃随发随看随删，最后什么都没留下的命运。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诗歌爱好者见证了“羊羔体”、“梨花体”、“乌青体”等创新诗体前赴后继，而中国最近的文学史则见证了读者因为“诡异诗体”盛行而不断逃离的现实。诗歌因为毫无文学含量，“只要诗人会用电脑的回车键就行”，如此自暴自弃，中国诗歌的未来会在哪里？ 第二种可能是诗歌界保留自己的品格和品位，继续筑高诗人和诗歌的门槛，对不符合专业标准的诗作，坚持不予认可。如此，纯正的诗歌虽不为时人接受，至少还有望留给未来世代欣赏。当然，这些诗歌最好置于玻璃瓶之中，埋入地下，100年乃至1000年后打开，不定能感动那时长得像外星人一样的读者。至于当下诗歌受众越来越少，诗歌界实在管不过来，也无意管。 第三种可能更难些，诗人不但坚持自己的品位，而且走出孤立的小圈子，用自己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作诗技巧，搭准时代脉搏，让各类群体敏感而脆弱的心弦共鸣。以当下中国人群的处境各异、心态各异、情绪各异，要为诗歌支撑起一片天空，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从绝望中升腾而起的农民工诗作及其读者群，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而聚在一起“睡前读一首诗”的会员群体，让世人从不同侧面，看到中国诗歌传统仍然顽强存在，即便诗人有些迟钝，诗歌只是蛰伏，不曾僵死。 在中国，诗歌是文化基因的富集体，不会彻底死去，只是在静静等待，等待摆脱应试教育和大众传播压迫的未来一代，文化素质的提高会为诗歌造就新的读者；等待底层群体郁积情感的爆发，由此催生的诗篇可能风格稍显粗糙，但远比小清新或励志格言浑厚有力、直达心灵；等待整个国家“文艺复兴”高潮的到来，荡涤“应制体”那堆滩头泡沫。 以如此心态讨论“汪国真现象”，显然没必要纠缠于汪国真是否诗人，该如何评判其作品，而只需要明确，用于评判文艺作品的标准设置权属于诗歌界。这才是关乎诗歌、文学乃至整个文艺领域尊严和未来的大问题。 近期关键词捷径 诺奖|布克奖|龚古尔奖|奥斯卡奖|写作课|神保町|最美书店|美剧|韩剧|霍比特人|超级英雄|2015文博展| 莫迪亚诺|村上春树|奥威尔|卡尔维诺|圣埃克絮佩里|帕慕克|契诃夫|莉迪亚戴维斯|波伏娃|萨特|阿加莎|布罗茨基|伍迪艾伦|纳博科夫 莫言|路遥|张贤亮|芒克|王德威|盛可以|木心|赵本山|迟子建|贾平凹|格非|张艺谋|刘和平|林青霞|唐家三少| 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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