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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曾说过，“语言、药物、手术刀”是治疗疾病的三大手段。作为医患关系的主导方，我们遇到的病人也许有些偏执，也许不那么善解人意……在诸多“也许”之后，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做好我们所能控制的事情，那就是学会共情，善用语言的力量来叩开医患沟通之门。
我的同事娄季鹤用白描手法记录了一个医患沟通的情境，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共情的魔力。
事情发生在烧伤患者植皮手术前，管床医生找患者的丈夫谈话签字，患者的丈夫却在楼梯徘徊、抽烟，一根烟快抽尽，还没有扔掉烟头的打算，也没有要签字的意思。我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对管床大夫说道：让他抽完吧，本来病区是不准抽烟的，可他是在发愁啊！听到我的话，患者的丈夫哽噎着、落泪了。不错，他在迟疑，在担忧：钱很紧张，却不知道花了钱能不能治好病……
我拍了拍男人的肩膀说：放心，老乡，我们会尽力的，也尽量为你省些花费。这位五尺男儿一下愣住了，他稍微定了一下神，一把拉住我的手：医生，我相信你，我马上签。
次日，手术如期进行，一切顺利，而且在评估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将两次手术植皮计划一次完成了。患者的丈夫知道后，更是感激地无以言表。而作为医生，我感到的则是释然。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起非常成功的沟通，医生并没有过多地讲道理，没有苦口婆心地劝说，只是准确地共情了患者正在体验的感受，并把这种理解传递给了对方。这不仅解决了问题，更在医患之间打下坚实的信任之石。
在医疗活动中，很多时候，仅仅因为会共情，问题本身就会消失。还有的时候，因为医生具备共情的能力，使得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医患关系作为一种专业性的人际关系，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服务于患者）和时限性（随治疗结束而结束）。医患双方的密切程度和融洽程度，相对而言，更多的是受医者一方的影响。而具备共情能力，无疑有利于医生发挥好自身在医患关系中的主导作用。
共情作为人本主义和现代精神分析的基本技术之一，是指在人与人交往中发生的一种积极的感觉能力。按照罗杰斯的观点，共情是“感受当事人的私人世界，就好像那是你自己的世界一样。但又绝未失去‘好像’这一品质……感受当事人的愤怒、害怕或烦乱，就像那是你的愤怒、害怕或烦乱一样，然而并无你自己的愤怒、害怕或烦乱卷入其中，这就是我们想要描述的情形。”移植到医患关系中，共情即是从对方内心的参照体系出发，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精神世界，同时，运用谈话技巧把自己感受到对方的内心体验准确地传达给对方，对方感到被深刻理解而产生震动，从而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
医学作为科学和人文学的结合，要求医护人员不仅提供技术性服务，更要在医疗过程中体会患者的感受，关心他们的心理需求。正因为如此，医者需要培养良好的共情能力。首先，要学会设身处地的理解，学习用别人的视角看问题，并在实践中反复训练。譬如巴林特小组，就是通过医患关系微情景的再现，发挥“棱镜效应”,使多视角的看待和处理医患关系成为现实。
有一些人受个人人格（如自恋人格）特点影响，事事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己的需要和感受，完全忽视他人的需求与存在，对批评和不同意见过于敏感和排斥。这样的人要及时进行自我觉察和自我成长，将注意力从自身转向外部环境和他人，或者通过专业辅导，逐步培养一定的共情能力。
共情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搀扶一把行走不便的老人，用手心焐热冰凉的听诊器，为哮喘和心衰的病人抬高床头，手术前给患者一个鼓励的眼神……也许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对充满担心、怀疑、恐惧的患者来说，却无处不在传递着情感的温度。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共情不是同情。共情是理解对方的立场，感受对方的感情，而同情是被对方感情的同化，是一种压倒性的体验，有太多个人情感的卷入。如果医生因为患者的病痛而悲伤不已，甚至比对方还要难受，则是出现了“反移情”,需要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
在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都有不完美之处。我们不渴求每一位患者都可以理性沟通，但只要我们做到充分共情，并及时进行自我觉察，医患关系就有改善的可能。北京宣武医院凌锋医生说过，“我们可以控制的就是做好自己那一份儿，无需把改正、自律的过程看的那么痛苦，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自然纠错、不断完善的过程。”的确，作为医者，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职业生涯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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