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智慧

 

老子和苏格拉底是各自文明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之后感而叹曰，“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可见，在孔子眼中，老子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其深奥渊博以致智慧如孔子者亦不能尽知；而对柏拉图、色诺芬这些弟子而言，老师苏格拉底之道德人格、智慧学识，也是非一般庸人轻易所能轻易洞察领会的。苏格拉底死后，二人分别著书以记之，追悼老师之生平、事迹，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就历史记载而言，老子和苏格拉底生平各自作了些什么，典籍中都语焉不详，我们只知道老子曾作过史官（东周图书馆馆长），苏格拉底当过兵，终日以找人谈话为乐。而他们的结局却都清晰可见。《史记》载，老子过函谷关，强应关守之请写下洋洋洒洒五千文《道德经》，然后驾青牛飘然而去，人不能知其所终；相比较，苏格拉底在历史上的消失也是清清楚楚的。柏拉图之《苏格拉底的申辩》（后称《申辩》）将这一过程记述的完整细致，而且，从此以后，苏格拉底之死成为西方思想史上一桩公案。

为什么苏格拉底之死会引起如此波澜？原因在于，苏格拉底实际上是自己选择了通向死亡的路，而且还坚持认为死亡比继续活着更好。他在雅典法庭的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申辩》）何等的勇气与自信！然而，我的疑惑在于：是什么支撑了苏格拉底赴死时的从容？何种信念使苏格拉底认为，死去居然是比活着更为值得的事情？

导致苏格拉底之死的直接原因是一桩诉讼案件。公元前339年的春天，苏格拉底70岁的那年，被人告上了法庭。原告三人：迈雷托士、赖垦、安匿托士，其中，迈雷托士是个诗人，赖垦没什么名望，安匿托士是个皮匠。三人实际上都是济济无名之辈，只有安匿托士在政治上很活跃，据说前几年（公元前403年）民主政体光复时还立了功。他们所攻击柏拉图的罪名有两个：亵渎神灵；蛊惑青年。在柏拉图看来，这样的罪名实在有些勉强，不值得一驳。每个青年都是明智的，都只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不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与好人在一起交往是有利自己的，与坏人相处则和自己的利益相背离，这实在也明白不过的道理。苏格拉底辩护道，“如果自己是蓄意蛊惑青年的坏人，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明智青年原意追随他，和他相处呢？”至于说亵渎神灵，苏格拉底认为这简直就是荒唐之谈，还有谁能够比自己更加敬畏神灵，以神的指示作为毕生的使命来承当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雅典人加之于苏格拉底的罪名不仅笼统，而且非常牵强，以至于原告之一迈雷托士在法庭辩论时竟然支吾其辞，不知所云。那么，究竟苏格拉底怎样冒犯了雅典人，使得他们最终还是要处死他呢？

是苏格拉底的自负致他于死命的吗？按《申辩》，有人到阿波罗神庙去祈问神灵：在雅典有比苏格拉底更富有智慧的人吗？神明回答：没有。这样，按神明所示，苏格拉底实际上成为全雅典最聪明的人，而苏格拉底却向人宣称，“我其实一无所知”，毫无智慧可言。为了验证神喻和解除自己的疑惑，苏格拉底找遍了当时在雅典号称拥有智慧的人，以有名的“苏格拉底式”的提问，问倒了所有他找过的人，使得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聪明人在他的面前都显得象个自以为是的无知的傻瓜。象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在苏格拉底极度谦虚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极度的自负。他自以为是一只牛虻，使命就是要不断的刺痛雅典人民，使他们认识到时政的流弊，人生的谬误，使人们不致忘记美德而卑微，使城邦不致流于俗套而没落。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唤醒民众是神的使命，虽死不能改其衷。这是何等的自负，而这自负也自然触怒了许多人，其中就包括原告之一，也为苏格拉底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是苏格拉底反民主的立场开罪于雅典人么？苏格阿底的政治哲学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雅典的民主体制是格格不入的。第一，雅典的民主制认为，民主是雅典公民自我统治轮番为治的表现，城邦的公民无论贵贱贫富，都是城邦的主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整体的一部分。而苏格拉底认为，政治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的事情，象弹琴需要乐师，看病需要医生，盖房子需要建筑师一样，城邦事务需要有专门知识的政治家承担。至于普通人，只要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已经是为城邦作贡献了。比如皮匠，最好是老老实实地做几双好皮鞋，搞什么政治呢？第二，雅典的民主制认为，公民最大的美德就是献身于城邦的公共事务，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城邦事务的讨论与管理。所以在当时的雅典，许多的雅典公民都以参与城邦事务的讨论为荣，茶余饭后，街头巷尾，公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发表自己对城邦管理的见解、观点。而一些重要的具体工作，比如会计、警察、测绘等，都是有奴隶来做的，公民们是不屑为之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才是最大的美德，只有有知识的人才更接近美德。然而，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知识是不可得的，可得的知识只是形而下的可操作的知识，诸如探亲、盖房、持家、看病、打仗等。真正的等同于美德的知识是得不到的，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得到。（苏格拉底可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少数人之一）“人的本分就是去学习神明已经使它通过学习可以学会的东西，同时试图通过占兆的方法求神明指示他那些向人隐晦的事情。因为凡神明所宠眷的人，，他总是会把事情向他们指明的。”（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后称《回忆》P3）既然真正的知识（美德）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那么以美德为基础的政治生活当然就只是少数人的事。而这正是以参与为美德的雅典人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苏格拉底有阴谋推翻民主制度的嫌疑，前几年30僭主中就有几个曾经追随过苏格拉底，而现又有许多青年很相信苏格拉底的主张，万一时事动荡，那还了得？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已经看到，雅典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处死苏格拉底了。人民法庭第一次表决281：210，判定苏格拉底有罪，第二次表决有更多的人判决应该采纳原告的建议，处苏格拉底以死刑。这次，苏格拉底是真的在劫难逃，必死无疑了？其实不然，逃避死亡的方法很多。比如：①在未经审判之前逃离雅典，苏格拉底的徒孙亚里士多德就曾这样做；②审判时表示改悔，易行改操或追述战功，请求将功补过；③自认充分的罚款；④在坐监一个月期间逃跑。苏格拉底判刑时正赶上雅典的斋期，城邦派圣船到带洛斯岛上献祭，以祭奠神明和英灵，按照雅典的法律，这期间不能执行刑罚。苏格拉底的朋友克力同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可以花些钱买通看守，放苏格拉底逃走。然而，苏格拉底根本没有采取任何一项可以免死的途径，反而静静的等待死刑的到来。因为他认为，决定生死的关键并不是活着是否比死去好，而是继续活下去是否正当。如果是不正当的活着，还不如正当的死去。

如何理解？让我们关注苏格拉底的哲学人生。苏格拉底认为，在此之前，追寻宇宙的真正本质和探求自然科学奥秘的哲学并不能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也不能为这项问题的解决带来任何有意义的好处。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自然，而是人本身。只有了解人的本性，人生才会找到根本意义，人类的终极价值问题才会得以解决，人生的幸福追求才能得以实现。因此，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认识你自己。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人是有目的的动物，人生的根本目的在于追寻幸福，财产、健康都不是幸福的根本源泉，只有美德才是。只有掌握美德，人生才会幸福。伦理德、道德的、正当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根本目的。为了把握美德，人们必须掌握知识，（美德即知识）。知识作为了解美德的手段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本身成为目的的一部分。神创造的社会性动物并不多，蚂蚁、蜜蜂、人等。而只有人才被神赋予了语言和推力能力，也就是说，只有人才拥有理性能力，能够通过掌握知识从而把握美德，从而实现幸福，更接近于神，更接近于完美。因此，拥有理性是至关重要的，有充分的理性，就有充分的幸福。在苏格拉底眼里，人是一种能够对理性问题给予理性回答的理性存在物。人生是理性的，“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生活”（《申辩》，P76），毫无价值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无知并不可怕，知其无知为无知，是知也，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人们总是强不知以为知，这才是真正的疯狂。对于那些狂妄的以为自己掌握了美德的知识，以为自己是评判万物的尺度的无知者（比如智者），苏格拉底实际上是想要告诉他们：你配吗？

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关于美德的知识不是以一种技能，不能够拿来传授，而是一种内省的、关于心灵的领悟。语言逻辑和推理只是用来揭露各种虚伪的缪见，接近真理的手段，却从没有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因此，这种关照自我、通过理性洞见真知的智慧就不是普普通通的人所能够理解和作到的，这是哲学家的专利，或者说特有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觉得自己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哲学家的使命是以理性方式领悟真知，再通过交谈等思维训练方式导引人们追求、接近美德，从而实现道德的生活。对众意和舆论，他只应服从真知和理性；对民众的无知和狂妄，他要无情的予以揭露。因此，哲学家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危险的生活（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在以舆论、众意、无知和狂妄为基础而不是以美德为基础的平民政体之下，危险何庸复言，苏格拉底本人的遭遇不就是明证吗？

面对危险，抱有什么样的生死观对于哲学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在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看来，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灵魂摆脱肉体的羁束得到升华的标志。由于灵魂高于肉体，并且和关于美德的知识直接相关，所以参悟生死是哲学首先应该关注的问题，“未知死，焉知生”，正是死亡哲学的灵魂所在。苏格拉底认为，民众把死当作一种痛苦的事情实在是无知和狂妄的结果，事实上，死不见得苦，倒极有可能是一个好的去处。他说，人死之后必然面临两种境地：或是全空；或往居别处。若是全空，死者毫无知觉，则好像无梦之长眠，摆脱人世的苦痛烦忧，其不妙哉？若是往居别处，灵魂由此生升迁彼岸，和先哲故圣同住，幸福何若彼处？岁月之滔滔无尽，可获永生，有什么理由畏惧死亡呢？另一方面，我们靠什么理由活着？苏格拉底认为，活着不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正当的、美的、好的活着才是。作为人，追求获得更好、更美、更正当远比简单的存活更有价值。如果只是活着而不能够正当、美好，活着又何若死去？在苏格拉底看来，为求避死而逃脱审判或曲意求全、违背志愿都是不义之事，即使活着也了无生趣，没有任何价值。面对生死抉择，苏格拉底实际是在说，我已70岁了，即使再活下去也时日无多，岁月不待，病痛也会夺去生命，而为了求得这种毫无价值的寻常之死，竟值得我行不义之举，逃往外邦，在别人的耻笑与指责中苟延残喘吗？或卑躬屈膝，背弃自己的信念而换回短暂的存活吗？平日里我总是教导人们要笃行正义、务求美好，而自己最后却放弃了这一信条？我可以逃离雅典而得活，哲学却会因我活着而死去，这是怎样的罪恶与不义啊！“逃死不难，逃罪恶却难得多，因为罪恶追认比死快”（《申辩》P77）。为了哲学，为了信念，是活着重要还是死去值得？现实给了苏格拉底两个可能，却只让他从其中选择一个。结果正如历史所载，苏格拉地选择了捍卫自己的信念。而且，“自从他认定了，对他来说。死比继续活下去更好以来，他就一直坚定的面向死亡迎上前去，即使是对别的美好的事情也没有这样坚定，他从来没有对于死亡表示过任何软弱，而是极高兴的、耐心的等待着，终于显出了自己的生命”。（《回忆》，P196）在历史上，苏格拉底用死亡成就了自己的英名，也使雅典和民主留下了罪恶。

按照现代社会知识体系的划分标准，苏格拉底不是一位政治学家，甚至也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家。但是，现代社会发展所导致的知识体系结构与功能的日益专门化和精细化，对人类而言到底是利是弊，在我看来还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仅就社会科学而言，已经存在的就有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及诸多相关学科交叉所形成的新学科。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面对如此纷繁芜杂的学科分类，我们实在有些不知从何入手。更重要的事，日益严格的学科界限对人类思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别的暂且不论，现代甚至近代科学体系形成以来，专家型的学者层出不穷，但我们因此而错过了多少象古代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大师？比如当今社会的“克隆人”问题，难道，生物学家就可以从纯粹专业学科的角度回避伦理问题吗？在纯科学的名义下，有的科学家已经宣称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就要诞生了。所以，我认为不能从现代政治学科的思维去讨论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而是应该按他自己原来的思路来研究。

和孔子一样，苏格拉底述而不作，他本人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下来，他的许多政治哲学思想散见于弟子们所转述的一篇篇谈话中。但是，对于整个古希腊政治哲学来说，苏格拉底的思想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日后柏拉图所论述的伦理的、理性的、整体的政治观，实际上都未超出苏格拉底的智慧所覆盖的范围。按色诺芬记述，苏格拉底谈话的中心是有关人类生活整体的一般性问题，如什么是正义、敬虔、精神健全和政治家的风度等，而不是城邦具体的现实的事务，在一定意义上，苏格拉底是超脱于现实政治之外的；但是，在与阿里斯提普斯（曾慕名就学于苏格拉地，后来成为居兰尼学派的创始人）的谈话中，苏格拉底又认为，主张个人的自由以回避现实政治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不仅与社会的性质不符，也终究不会成功。“你既然是生活在人间，而你竟认为统治人和被人统治都不适当，而且还不甘心崇敬掌权的人。我想你会看到，强有力的人是有办法把弱者当作奴隶来对待的，叫他无论在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都自叹命苦的。”（《回忆》P44）因此，对于一个人而言，要么统治别人，要么被别人统治，没有中间道路可寻，逃避是不可能的。这样，超脱现实与参与政治之间是否构成了矛盾？我认为，苏格拉底的意思并不是想让人们冷漠政治，而是强调参与政治的前提是，必须正确了解政治的本质，正义、敬虔等一般性理念正是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应该遵循的必然原则。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参与的权利，而在于你参与的目的和本质，换句话说，你要参与政治，首先要懂得正义。靠豆子拈阄方法得来的不是智慧，而只能是无知或盲目。如果盲目的参与政治，或者想当然地以为政治就是个人的参与权利，那么结果就是危险的，自然也和美好与正当无关。

苏格拉底对政治正义的探讨是和伦理学、美学和哲学糅合在一起的。从方法论角度看，苏格拉底力图通过摆脱那些具体的特殊的现象来寻求问题的本质或一般性、普遍性定义。比如勇敢，我们可以说武松打虎是勇敢，但苏格拉地追问道，武松打虎只能说明武松是勇敢的，却不能说明勇敢本身的定义是什么。定义是一般性的、普遍的，所以勇敢的概念应该在于勇敢之为勇敢的某种特性，而不在于武松或者别的什么特定的、具体的人。正义问题也是如此，它必定有决定正义本身的某种特性来构成其本质，而寻求正义的本质正是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在苏格拉底寻求事物本质和一般性的基础上，柏拉图后来提出了理念论，并最终构建出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是后话，可以暂时不提。

那么，正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苏格拉底最后有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正义概念？我们首先来了解苏格拉底探求真理的方法。与苏格拉底对谈的人总是抱怨，“苏格拉底式”的辩论让人苦不堪言，他总是要求对方对某一问题做出论断，然后就论断本身百般挑剔，直至把它批驳得体无完肤。智者希皮阿斯对苏格拉底说，“你总是在嘲笑别人，质问、驳此着每一个人，而你自己却不肯把理由告诉任何人，无论关于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回忆》P163）但是，在苏格拉底看来，恰恰正是这种思维训练方法才能有效地论证和揭示真理。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却总能知道自己不想怎样生活。在不断的明确不想要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之中，我们最终揭示出了自己真正的目的所在。真理亦如此，分析问题必须辩证，从谬误中才能得到真理。就象剥卷心菜，真理是菜心，只有将外边的一层层菜叶剥掉以后，才能见其庐山面目。到时甚至我们不用明确地把它说出来，也能知道它究竟为何物了。不过，关于正义的定义，苏格拉底倒没有如此费尽周折，他直接指出，正义就是合乎法律。我们来看一下苏格拉底对正义的定义过程：

……

“那些行正义之事的人难道不就是正义的人吗？”（苏格拉底）

“我想是如此”，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想有什么遵守法律的人却不知道法律所吩咐的是什么吗？”

“我想没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想那些明知应该做什么的人，却会认为不应该做那些事吗？”

“我想不会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你知道有些什么人不做他们明知应该做的事，反倒去做别的事吗？”

“我不知道”，尤苏戴莫斯回答。（道德的潜在要求——知行合一）

“那么，那些知道对于人什么是合法的人，所做的一定是正义的了？”

“当然”，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样，做正义的事的人岂不就是正义的人吗？”

“还会什么别的人会使正义的人呢？” 尤苏戴莫斯反问道。

“那末，我们把那些知道对于人什么是合法的人，定义为正义的人，岂不就是个正确的定义了吗？”

“我想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

……

然而，如果按照苏格拉底式的精神继续追问，我们就会提出一系列问题：如果正义的本质在于法律，那么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法律本身即为正义，那还会有不正义的法律吗？如果法律的合法性要靠正义与否来判定，那么法律还能定义正义吗？最后，如果法律不能定义正义，那么，正义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无论正义、法律，还是正当，苏格拉底都把它们的终极本质归结为跟高的理性——神（当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既然正义、法律的本质在于神，则现实的法律和正义就不能具有无可辩驳的自然正当性，它们只有符合神的理性时才能正当。问题在于：苏格拉底实际上是将正义定义为游离于人的具体的经验、感觉之外，不具有任何人类主观成分的客观准则，而同时又没有指出联系普遍的客观准则与人类社会的具体情况的途径或纽带。那么，我们如何保证自身理性与神的理性融通，从而能够了解正义的内容？一旦人类在自己的理性范围内始终无法作到这一点，我们将怎样懂的真正的正义？如果我们始终无法懂得正义？我们将怎样面对存活意义加于自身的重负？

至今为止，我们的讨论有一个前提，即我们把柏拉图笔下所著述的苏格拉底当作了苏格拉底，那么，我们能否给出明证，以证实这个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又如何？苏格拉底自己又如何？许多未解乃至难解的前提等待进一步研究。

让我们暂且抛开这些前提的未定性质，假定这些前提是可能的，那么，对苏格拉底精神世界的追索将不可避免地深入到柏拉图的其他著作，深入到柏拉图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留待以后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