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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表明，人口结构老化，肯定对经济增长有着拖累作用，但在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这种拖累的结果并不一样。 对已经进入发达状态的经济体来说，人口的老化，可能会产生“最后一击”的拖累效果。这里讲的“最后一击”，不仅表现为年轻劳动力的缺失，还表现为消费人口增长的放缓、停止甚至下降。另一方面，既然已经是发达经济体了，表明社会保障、医疗与养老服务体系等，都已达到了成熟的程度，在这方面挖掘潜力，以扩展消费市场的努力，多半只会事倍功半。 消费是发达经济体增长的第一引擎，消费再无快速提升的可能，经济增长就会进入蜗牛时代。日本和欧盟经济的萎靡不振，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但对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而言，人口结构老化的影响，就不见得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中等发展程度的经济体，人口老化会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拖累经济的增长，但社会保障的欠缺，医疗体系的不完善，养老服务业的滞后等，又为相关产业和消费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中等发展的经济体，如果能抓住这块“蛋糕”，在其他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就能继续维持一定速度的增长，直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转型为发达经济体。 如果人口老化并非不可逾越的铁闸，造成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的因素，又会是什么呢？ 正如前文所说，根据拉美（加上东盟）等国的经验，这些因素无不与漠视法治、绑架市场规则的利益集团的坐大有关。不受法治和市场规则约束的利益集团的存在，造成了市场通道的淤塞，利益结构的固化，这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障碍。 首先，畸形利益集团的存在，表明社会不同阶层在资源（如能源、金融）、信息（如股市信息披露）的占有和享用上，已经形成严重不对称格局，并且这种不公正的利益结构，已经有了固化的特征。在这其中，人力资源上下流动的困难，中下层人士（尤其是青年人）往上攀升通道的堵塞，可以说是最致命的。因为大量事实表明，在现代社会，通过商业创新跻身于上层社会，乃是中下层人士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之一。人口规模庞大的中下层人士，往上攀升的通道一开始就被利益集团堵死，前提已不复存在，规模化商业创新的动力，也就从根子上拔掉了。 普遍的、规模化、产业化的创新，可以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跳板。一个传统的经济体，尤其是规模不算小，资源又不够充沛的经济体，它要迈入发达社会，必须实现经济结构的革命性转型。这种转型，绝不是简单地扩大第三产业的规模，提升它的权重，不是大量农业和制造业的工人，都跑去开饭店、办卡拉OK，卖服装鞋袜，而是要大幅提高经济结构的科技含量。一个创新活力已被利益集团严重窒息的经济体，是无法实现这种转型的，无法做到这一点，“中等收入陷阱”的噩梦，就会长期形影相随。 其次，主要依靠垄断、权力租金获取净收益的利益集团，很难形成节约型经济的偏好，通过减少投入、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基本上只会发生在竞争性商业资本家身上。中国的情况也很能说明这一点：当竞争性中小微企业在为0.1个百分点的利息、几十元的工资、一公斤材料的价格讨价还价时，大型垄断国企却在无节制地撒钱，搞出了太多的无效投资。垄断国企的行为也很正常，因为这类无谓的投资，能增强它们的垄断地位，壮大它们的话语权。一种无效投资，只要能增加寻租的机会，它们就会乐此不疲。 依靠浪费的、重复的、甚至牛头不对马嘴的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是典型的落后经济的特征，一个发达经济体，绝不可能大量存在这种情况，任何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模式，都是集约型的模式。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推断，如果一个经济体已被利益集团垄断把持，它还有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吗？ 最后，与纯商业竞争的后果不同，权贵利益集团造成的贫富悬殊，主要体现在财产、尤其是不动产的占有上，财产租金的有无和多少，是这类经济体拉大贫富差距的主要推手。在这种畸形的经济体中，权贵们一个电话、一次密会或一场高尔夫，就能获得可带来巨额租金收入的某种财产的控制权，而大量中下层人士，为了得到这类财产，就得将自己劳动收入的大部分填进去（比如买房按揭）。这无疑大大压抑了中下层家庭的实际消费能力，使得强大消费市场的形成，变得困难重重。 让消费而不是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这不仅是传统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发达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任何发达经济体的特征之一。做不到这一点，投资依赖症就会成为无法治愈的痼疾。而一个在高收入社会门口张望的经济体，由于杠杆率高企等原因，投资不得不开始熄火时，前面就只剩下了一个去处：请君入瓮，请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5,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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