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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上面三条来看金生的画，我们可以轻易地得出结论：金生的山水画，满足上面三条，因而是好的山水画。
写到这里，我免不了要问一下自己，“鸦片”肯定是不可能了，就是包“香烟”有足够的焦油吗？
我是大利老师的学生，大利老师却不是我的先生。理由很简单：我不在大利老师带的班。我和我们班的其它同学一样，听大利老师的课算是偷听。只是“偷”的次数多了，大利老师不以为怪，我们也就心安理得：常常是大利老师一到，我们班全体出动，搬了椅子到大利老师的班上去，象是换个教室上课，自然得很。 我在来荣宝斋画院上学之前是知道大利老师的。说句实在话，我之所以没有选择大利老师的班，是因为大利老师的画并不十分吸引我。网上翻一翻大利老师的画，除了山水之外，有一组罗汉。国内画罗汉的画家不少，大利老师的罗汉不是很高明，我当时想。 开学了，上课了，大利老师来了，我震惊于大利老师的博学，更震惊于他的尽职与坦诚。 尽职是老师的本份，荣宝斋画院不缺尽职的老师。然而，大利老师的坦诚却让我刻骨铭心。 坦诚的事例之一就是大利老师十分诚恳地告诫大家：你们千万不要学我的画。 我的职业是教师，知道做教师的快乐。老师还真是以“后继有人”为乐：老师教出一个好学生，从学生身上能看出其师承，老师的快乐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大利老师坦率地认为自己不足，要学生不要学他，这实在是件让人感动的事。 白石老人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伟大者如白石先生也只是让学生不要似他，并没有要学生不要学他。白石老人喜欢在学生的画上题字，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大利老师开宗明义：向传统学，向古人学，不要向我学。
大利老师在论证了二十世纪“花样”之风的弊端之后，出人意料地说，“我在五十多岁时，是个十足的花样主义者。” 西方的哲人说过一句话：对于历史，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修改它。我相信，这里的修改一定是文过饰非以显其与众不同，不同凡响，先知先觉，决然不会自揭其短。
事例之三：同学们从平谷写生回来，程老师点评作业。一位同学在画面上漫不经心地刷了几笔。大利老师说：我那天也这么弄的，是我害了你们。 我在想，大利老师的坦诚是我们能感受到的表层的东西，其中一定有内在的原因需要我去思考。我想，这个内在的原因就是无私，是自信，是一种至大无边的爱。这种爱，往大处说，是对泱泱大国数千年文化的爱，是对源远流长的中国绘画传统的爱；往小处说，是对自己职业的热爱，是对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的爱。 我们一生中会碰到一些不凡的老师，他们同样有爱心。只是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到来让我们体会到的不是恩师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而是让我们自惭形秽，充满了人生的失败感。他也爱我们，他爱我们是因为我们给他们的厥词提供耳朵，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显示的参照。
山水班外出写生之前，大利老师把他带的国家画院的班上的学生作业拿过来放在展厅里让大家看。大利老师称呼那些学生的口吻，透出的完全是一种慈爱与关怀，没有居高临下，没有装腔作势。 二玄社的仿真复制品在画院的展厅里展出。在范宽的的《溪山行旅图》跟前，大利老师说，我要买一幅，让我的学生看。
我知道的是大利老师前一天感冒了，打了点滴，出发时并没有恢复。 我还知道大利老师跟同学们一样交了写生的费用。同学们是３００元，大利老师给的是１０００元，是买土鸡给同学们增加营养的。 山中的夜晚一定很好。因为那一晚为去过的同学所津津乐道。同学们唱歌了，程老师也唱歌了。我不能躬逢其盛，只能想象那样的场景了。 前些年出差，我在南京火车站旁边的书店里买到一本大利老师的书，写他访问俄罗斯的旅程。书中有一些俄罗斯风情的速写。时过境迁，具体的内容已不能完全记得。现在回想起了，书中的文笔一定很好，因为记得是从头到尾读下去的。我还知道他是我们江苏出版行业的一位编辑，编了一本《江苏画刊》，在全国影响特别大。后来在报刊上陆续看到他写的一些文章，觉得他很博学，观点也直率，没有时下文风的故弄玄虚。再后来就听说他调到北京了，退休了。 想一想，当年的大利老师和我所在的城市相距的路程也就是１５０公里，开车两个小时就可以见到他。然而，我没有。现在我们来到荣宝斋画院，才觉得我对他了解是多么的肤浅。一个称职的编辑是不可能把画画得很好的，因为他没有足够时间去动笔。大利老师的罗汉也可能不是国中画得最好的，但证罗汉果的意愿却是人人心中该有的。有了这样的意愿，又何计画之工拙呢。 大利老师班上的李爱平说，那个夜晚，程老师在平谷山中唱歌的那一刻：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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