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复旦演讲 曹操家族调查与跨学科研究的意义

韩昇复旦演讲 曹操家族调查与跨学科研究的意义

——韩昇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2009年岁末，引起国内学界和民众最多关注的学术事件，无疑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宣布发现了曹操墓。消息一发布，立即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质疑者甚众，引起对曹操墓真伪的争议，一个学术问题被推到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2010年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4版特别策划栏目，邀请考古和历史学者根据曹操墓出土的文物，试图判定安阳大墓为曹操墓。这一组文章，反映了当前考古学界对曹操墓发掘和研究的现状，提供了所能展示的主要证据。然而，考古专家的推断，并没有平息质疑曹操墓真伪的汹汹之声。特别是媒体披露当地准备将曹操墓开发为具有高度经济效益的旅游项目之后，学术问题更演变为社会问题，成为公众话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考古发掘的证据不足以确证墓中男尸就是曹操，这座大墓也就不能定论为曹操墓，社会大众对于曹操墓推断的学术严肃性及其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产生重大的怀疑。     因此，如果不能撇开经济利益关系，从严肃的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曹操墓的真伪作更加深入且令人信服的调查研究，公众的质疑将发展成为学术诚信的危机。就目前考古发掘提供的证据来看，通过考古的手段获得确证，已经走入瓶颈，需要另辟蹊径。     2010年1月26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宣布，将利用复旦大学人类基因调查的先进科学手段，调查分析曹氏基因，进而给曹操墓真伪的研究提供科学的证据。     把历史学和生命科学深度结合起来，共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在中国尚属第一次尝试，它将为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催生新的学科诞生，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调查对象本身。因为是全新的尝试，所以，许多热心者也针对此项计划大胆提出自己心中的疑问和建议。下面，我将就这项研究的可行性及其意义，在听取众多意见的基础上，整理并回答几个基本问题。 问题一：     司马氏篡魏时是否对曹氏进行族诛？ 对于曹操墓真伪的调查，将遇到历史学和生命科学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先来讨论历史学的问题。首先，不少人提出，司马氏篡魏的时候，曾经对曹魏皇室进行灭门屠杀，因此曹操后人基本上不可能留存世上。     众所周知，司马懿是通过高平陵政变夺取政权的。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执政的大将军曹爽拥魏帝曹芳出都城，到高平陵祭明帝，留在洛阳的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无能的曹爽束手归降。司马懿废黜曹芳，另立新帝，控制了曹魏政权。随后，司马懿食言，诛杀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何言、丁谧、邓矵、毕轨、李胜和桓范等人，夷三族。     曹爽是曹操的侄孙。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诛灭的就是曹爽这一族，不是曹操直系子孙或者整个曹氏宗族，这一点首先需要加以确认。     曹爽的父亲曹真，是曹操的侄儿。曹操起兵时，曹真的父亲招募乡兵，响应曹操，旋被州郡杀害。曹操收养了曹真，让他和自己的儿子曹丕一起生活。以后，曹真随曹操平定天下，屡立战功，位高权重。魏文帝曹丕临终时，命他和陈群、司马懿一道辅佐明帝继立。曹真死后，曹爽继承父业，明帝付以后事，让他和司马懿一起成为顾命大臣。     据此可知，曹真在曹魏政权中功勋卓著，地位特殊。正因为如此，司马懿在诛杀曹爽后，很快又找来曹真的族孙曹熙为其立嗣，封为新昌亭侯，使曹真一支不至于断绝香火。司马懿这么做，显然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他虽然通过政变控制了政权中枢，但是，这个政权是曹操建立的，大臣皆为曹氏部属，司马懿必须致力争取他们归附自己，才能逐步夺取曹氏天下，西晋篡魏就是循着这样一条路走过来的。因此，司马懿不能对曹氏宗族做得太绝，免得文武百官心寒，让自己失去道德和政治的支持。     这一点，可以从随后发生的政治斗争中再次得到证明。高平陵政变后年，太尉王浚和兖州刺史令狐愚密谋另立楚王彪为帝，反对司马懿。谋泄，王浚自杀，司马懿诛其三族，并收斩余党及楚王彪。这是曹魏皇室卷入夺回政权的政治斗争的事件，司马懿本可借机屠杀曹氏，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只是“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此后，魏皇室被集中于邺城，监视居住，仅此而已。     懂得这个道理，就不难明白司马懿父子两代在篡魏过程中始终对曹氏皇族保持礼遇，只是逼迫对手配合自己演出一幕禅让的政治剧，给新建立的西晋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为其标榜以孝治国作例证。所以，当司马炎最终篡魏立晋的时候，根据《晋书·武帝纪》的记载，其对曹氏皇族的处置，是“封魏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邺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并诏令“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据此可知，司马炎只是将曹魏宗室迁居于邺城，并未杀戮。先后被司马氏废黜的齐王芳和陈留王奂在西晋都得以保全。齐王芳活到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终年四十三岁；陈留王奂活到太安元年 （公元302年），终年五十八岁。     纵观西晋代魏的整个过程，遭到镇压的只有曹爽这一门。然而，根据《魏略》的记载，曹爽的祖父，原来并不姓曹，而姓秦，与曹操关系亲密，曹操起兵时，为了掩护曹操而遇害，故曹操收养了曹真，遂改姓曹。 《魏略》成书早于《三国志》，都出自晋代史家之手，是今日研究三国历史的基本史籍，其说自有依据。如此说不误，则司马懿下重手镇压的并非曹氏本宗。 问题二：     曹氏宗族是否有后人存世？     要对曹氏宗族进行人类基因鉴定，其前提条件是曹氏宗族必须有后人存世。有关心者提出，曹操这一支到了第三代就没有正宗后人了，魏帝系第三代曹芳连身世都不清楚，更遑论曹氏后裔。     这个疑问是对曹氏后裔乃至三国历史不了解所致。根据《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记载，曹操嫔妃中，除了原配丁夫人无子嗣外，共育有二十五男。根据谱系资料，曹操第四代尚见记载，后裔到西晋亦见任官，故所谓曹操第三代已经不见正宗后人之说，不攻自破，此其一。 曹操诸子皆封王，多妻妾，子嗣繁多，在谱系上仅见继承宗祧者，并非独子单传，此其二。魏文帝曹丕后嗣情况也有清楚的记载，整理如下： 魏文帝曹丕嫔妃九人，育九男儿： 甄皇后生曹轈 （明帝，无后）李贵人生曹协 曹寻（无子，国除）潘淑媛生曹蕤 曹赞（过继）朱淑媛生曹鉴 （无子，国除）仇昭仪生曹霖 曹启（另一子曹髦， 被立为帝，被杀，称高贵乡公）徐姬生曹礼 曹悌（过继）苏姬生曹邕 曹温（过继）张姬生曹贡 （无子，国除）宋姬生曹俨 （无子，国除）     仅从曹魏皇室承祧子嗣的情况来看，其宗族到西晋仍然维持绵延不绝。曹植的儿子曹志，以文名世，仕晋官至散骑常侍，其文集见于《隋书·经籍志》记载。根据《晋书》记载，曹操侄子曹休一支，曾孙曹摅在西晋曾经担任首都洛阳令要职，死于晋末动乱。他的另一位兄弟曹识，在西晋任右军将军。     五胡入据中原，曹氏亦随滚滚人流南迁，居于江东。曹休五世孙曹毗，在东晋官至光禄勋，有文集传世。南迁之后的曹氏家族，仍然维持着陈留王地位，繁衍生息，甚至在东晋灭亡、刘宋政权建立之后，亦未中绝，这在史籍中可以获得证明。 《宋书·礼志》记载，南朝刘宋大明四年（公元460年）九月，有司奏：“陈留国王曹虔季长兄虔嗣早卒，季袭封之后，生子铣以继虔嗣。今依例应拜世子，未详应以铣为世子，为应立次子锴？ ”故其传承谱系为：曹虔嗣——曹虔季——曹虔铣。     曹虔嗣和曹虔季为兄弟，前者死于永初元年（公元420年）七月，后者和曹虔秀或为同一人，死于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十一月，其嗣子死于元徽元年（公元473年）正月。有宋一代，陈留王曹氏世系清晰可知，分别见于《宋书》的武帝、孝武帝和后废帝本纪。曹铣还有一位兄弟叫曹锴，门丁依然兴旺。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知道陈留王系作为旧朝遗族依然受到礼遇，其王爵继承还需要朝廷审议决定。     曹氏后人，可以通过地方考察举荐进入仕途，曹毗就是通过郡察孝廉的途径任官的。他曾经撰写了《曹氏家传》一卷，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曹魏实行九品中正铨选制度，出仕者须考察家世，故谱牒大盛，大姓、中正以及官府相关部门都需要握有谱牒，作为仕进的依据。 《曹氏家传》传世，并被著录于唐朝史官编纂的《隋书》之中，说明曹氏家族一直是历朝官府选拔的对象。只是曹魏宗室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影响卓著的大人物出现，导致家门不振，逐渐衰落。故其后裔氏族在史籍中难见记述，不足为奇。但是，从以上考察可知，曹氏后裔为数颇众，一直繁衍于世上，可以获得肯定，这就是今日我们寻找曹氏后人，进而验证安阳曹氏墓主身份的有力的历史依据。 问题三：     曹操是否为夏侯氏之后？     有人提出，曹操本姓夏侯，从曹氏入手，难以比对其基因。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从历史研究方面来推断曹氏同夏侯氏的血缘关系。     曹操的祖父曹腾，在东汉官至大长秋，为宦官之首，位高权重。曹操父亲曹嵩是他的养子，故曹操的真实身世，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早在曹操崛起当初，其对手袁绍在讨曹檄文中就骂他“父嵩乞丐携养”，意指他身世不明，但并没有说曹操出自夏侯氏。此后，关于曹操身世的传闻在其政敌中流传，东吴人就写了一本《曹瞒传》，称曹操之父曹嵩为“夏侯氏之子，夏侯之叔父。太祖与为从兄弟”，说得有鼻子有眼睛，如同亲见。晋人郭颁《世语》也沿袭此说，三人成虎。     《曹瞒传》一书，从书名就可明白是对手贬低丑化曹操之作。在汉魏之际，家世同清浊之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东汉末年崛起的群雄，争相以清流自我标榜。刘表因为被推举为清流领袖，故虽才疏兵寡，却能广聚名流，巍然屹立于荆楚要地；刘备力弱，却因皇叔之名而终成大事。舆论对于政局的影响，难以估量。曹操祖父属于舆论抨击的宦官浊流势力，本来一直是政敌攻击他的痛处，如果再加上身世不明，特别是出自异姓，更成为笑柄，为人不齿。其实，从袁绍讨曹檄文，到东吴人编写的《曹瞒传》，已经可以看出曹操同时代人对其身世传说由虚而实的编造演变过程。到了宋代以后，随着曹操形象日益低落，其出自夏侯氏之说也就越盛，言之凿凿，《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也采用此说，但都提不出任何证据。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接下来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曹操身世作些考察。首先，在东汉，宦官未必都出身贫贱，只是正史对于他们的出身缺少记载，但也不是全无踪迹可寻。东汉后期著名的宦官曹节，《后汉书》记载他“家吏二千石”，显然是高官子弟。曹腾出身的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曹家，也是大姓，《三国志·武帝纪》明确记载，其为西汉相国曹参后裔。根据《汉书·曹参传》记载，曹参本家居于沛，和萧何等沛人共同辅佐刘邦，沛国是西汉创业元勋发迹之地，世居于此，相互通婚，构成世家大姓的社会网络，这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     在两汉数百年间，曹氏在谯县已是根深蒂固。司马彪《续汉书》记载，曹腾家在乡里以谦让闻名，受到敬重，兄弟四人，他最小，入宫做官。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曹腾兄弟子侄都葬在谯县，有坟冢墓碑见在。其中的曹炽是曹仁之父，故曹腾与曹仁的血亲关系清晰可见。至于曹腾的养子曹嵩，《三国志·武帝纪》称“莫能审其生出本末”。这句话引来后人的许多推测，才有了曹嵩出自夏侯氏之说的余地。     其实，仔细考察陈寿撰写《三国志》的笔法，就不能简单地作此联想。典型的例子如曹魏第四位皇帝曹芳，《三国志·三少帝纪》也说道：“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 ”据此，就有研究者同样得出曹芳非曹操正宗后人之说。可是，稍微翻阅一下史籍，《魏氏春秋》就记载曹芳是曹操次子曹彰的孙子，当然属于嫡传。魏明帝无子，其立嗣必然来自曹操嫡传曾孙辈，可以无疑。由此可知，陈寿所谓的 “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所由来者”当然包括过继在内，只是说不能确知出自哪一房而已。这是陈寿作为良史的慎重态度。据此笔法，则关于曹嵩身世的相似记载，亦即“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当然包括过继，与曹芳的情况正相同。     曹腾位高权重，且出自谯县旧家，他养子继承官爵封地，决不会随便。按照当时过继承宗祧的基本原则，当然是从本宗他房中过继。除非本宗绝后等特殊情况，这个问题一般无须多费笔墨。然而，为了慎重起见，这里略作考察。     曹操的儿子中，有六个过继承宗的例子，均取兄弟之子。曹丕儿子中，有四个过继的例子，也全都来自兄弟之子。至于曹操第三、第四代中的过继事例，也毫无例外地来自本宗。据此可知，曹氏家族全部在本宗内部过继。所以，以曹腾旧族出身，兄弟和睦的情况判断，曹嵩必定出自本宗。     那么，为什么会有出自夏侯氏之说呢？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曹操的政敌对他的人身攻击。其次，还应该注意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曹家和夏侯家都是谯县旧门，夏侯家出自西汉创业功臣夏侯婴，《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记载：“夏侯婴，沛人也。 ”他们同属于刘邦创业元勋集团，并且一直居住在本籍地谯县，世代通婚，关系亲密。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嫁给夏侯的儿子夏侯?，可知这种姻亲关系一直维持着。在西汉，曹家和夏侯家同为创业功臣，在曹魏政权下，夏侯家是国家栋梁，于公于私，都是亲上加亲，故旁人容易妄加推测。     从历史上细加辨析，说曹操与夏侯氏之间有血缘关系的种种推测，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能成立。但是，本着慎重的精神，在进行曹氏遗骸DNA分析的时候，我们还是准备采集夏侯氏的基因样本进行分析，给这个问题做科学的论断，解开千年的疑团。就目前中华姓氏的情况来看，夏侯氏的人数不多，见于著录的夏侯氏族谱仅存一份，调查的范围比曹氏要小。 问题四：     跨学科鉴定曹操DNA是否可行？     历史的追索，充分证明曹操有众多后裔留存世上，进而证明今日对曹氏进行人类基因调查是可行的。     那么今日曹氏的分布情况如何呢？《中国家谱总目》收载了全球见于著录的家谱目录，其中曹氏的家谱有275件。上海图书馆是国内收藏家谱最多的图书馆，收藏的曹氏家谱就达118件。自从曹操墓发掘的消息公布以来，国内好几个地方又陆续出现了一批曹氏家谱，其中也有明确记载为曹操后裔者。因此，调查现存家谱，是了解曹氏族源及其分布情况的一条重要线索。     就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曹氏家谱的年代均在明代以后，乃至有今人编修的家谱。其中，自称曹参为先祖者居多。但是，谱牒上从曹参到明代的世系没有完整可靠的记载。即使就曹操这一支而言，南朝以后的传承关系也多语焉不详。     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家谱所载世系同历史记载相比较，把比较可靠的家谱挑选出来，其中包含自称是曹操后裔的家谱。这些家谱是否能够判定为真呢？历史和文献的证据显然是不充分的。但是，靠历史文献学的判定，容易剔除掉记述不详却有可能是曹操后裔的家族。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把曹氏取样的面铺得广一些，多取一些样本，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出自古以来多支曹氏的基因状况，获得整体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梳理出曹氏基因Y染色体的类型，最后同曹操后裔的遗骸提取的基因染色体做比对，就更能够提高准确性。换言之，宁宽勿弃，最后获得的可靠性会高得多。关键是今日DNA鉴定的技术，对于个体鉴别的准确性已经很高了。有鉴于此，我们对于家谱的记载，有意放宽尺度，让基因的鉴定也运用于家谱的辨别上，在Y染色体的测定上，同时辨识出伪冒改姓等情况，使得跨学科的研究获得更大的成效。     安阳曹魏大墓的发现，无意中给历史学和分子生物学提供了难得的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契机。如前所述，此墓主身份的判定在考古学上已经走入瓶颈，需要更有力的科学证据才能突破当前的困境。在这一点上，分子生物学的DNA鉴定无疑是目前最有力的途径。这对于复旦大学而言，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契机。第一，促成了历史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深层次合作研究，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以分子生物学为主要研究工具的历史人类学新学科；第二，加快了人类基因调查对象从民族向家族的转变。曹氏墓的DNA鉴定，是这一重大转变的个案，标志着中国的人类基因调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有热心的网友提出建议，直接比对山东曹植墓出土的曹植遗骸和安阳曹氏墓出土的男性遗骸，不就可以作出结论了吗？实际上，DNA调查远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古人遗骸随着岁月流逝，DNA也在不断降解，因此，只能通过对现代人中曹氏DNA的全面分析，才能构成调查古代遗骸DNA的标尺。这是一件非常严肃、严格、严谨的科学工作，我们将按照科学的规范去做，并将适时公布进展情况，取信于民，取信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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