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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的尼泊尔8.1级地震，在已过二周年的雅安芦山7级地震（2013年4月20日）后五天，在七周年的512汶川8级地震前十七天。记忆中的汶川地震，再一次地激发了人们的感动。 雅安地震消息在新媒体流出的第一时间，撕心裂肺的汶川记忆，呼天抢地的灾民，粉碎倒塌的房屋，冲人的尸臭，混乱的救援，一幕幕压抑在心底的痛楚，在不同人的心头涌现，爱心井喷而出。然而，情绪开始冷却，更多的记者和观众略有失望，遍地尸体和满目疮痍的场景并没有再现，救援过程也并没有那么多让人感动的镜头，井喷的感动没有找到对称慰藉。此时，试图挽救全体冲动的尴尬，另一个话题被抛出，是否出现了“过度救援”成为一个新问题。 终于，两年后的尼泊尔地震，与汶川地震震级相当，这个充满诅咒的数字唤醒了国人的记忆，一个民族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再次爆发。
（当地时间2015年5月11日，尼泊尔Sankhu，一名男孩坐在地震废墟中。） 在尼泊尔净化过灵魂的文青们开始怀念那个贫穷而虔诚的国度，用急就章的游记渲染尼泊尔的贫穷与落后，对即将到来的天文死亡数字表示痛心。 这样急切的预言不全无基础，媒体引用所谓的专家观点，他们提前就预计尼泊尔将迎来又一场8级地震，而且要死亡4万人以上。因为在1934年的尼泊尔-比哈尔地震中，震级为8.1级，而人口总数不到现在的五分之一，但总遇难人数已然过万。在中文的信息流中，汶川地震的后遗症刺激着悲观情绪的弥漫，人们看着垮塌的达拉哈拉塔，已然又回到了2008年的5月12日。 相比于身在国内的焦虑，那些正在尼泊尔第一时间体验了强震的游客已然惶恐，第一时间逃离尼泊尔回家成为一种强大的愿力。政府官员在机场的一句表态，伴随国内媒体的炒作，被迅速的拔高到政府要免费撤侨的高度，粗暴地迎合了现场人士急切撤离的心情，和国内普通人对强国的渴望。这场共生的滑稽剧，在尼泊尔地震突发后还未回复的社会秩序前，无法演下去，受制于现实的空中交通状况，与只能常规进行的撤离工作，并不流氓的祖国，最终引爆了一轮撤离的纷争。 如今冷静下来，再看这起事件，或许不觉得当时急切的撤离有任何必要性。地震发生后的幸存者，可以根据环境判断是否会出现生存的威胁，没有现实威胁的情况下，恐慌性的逃离并不是最佳选择。这么多年的地震中，除了海地地震引发社会秩序全面失控，而导致多国紧急发起撤侨以外，震后的社会，并非人间地狱。 但是，地狱在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的汶川阴影，让人难以淡然面对地震带来的死亡威胁。
（汶川地震七周年回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俯瞰汶川县绵虒镇。） 历史上的汶川地震，受灾人数一千多万，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 眼前的尼泊尔地震，受灾人数超过八百万，目前死亡人数为8019人。 两地人口密度接近，悬殊的死亡人数塑造着不同的对于地震的理解和记忆。 国内能和目前尼泊尔作比较的，大约是2014年8月发生在云南的鲁甸6.5级地震，地震共造成108.84万人受灾，其中617人死亡，112人失踪。 倒是1923年日本的关东大地震，8.1级地震导致近14万人死亡，惨烈程度和汶川相当。
（2005年3月3日，日本沼津，用于人们躲避海啸的防空洞。日本岛的静冈地区处于四个不同的板块交汇处，在这里每100年到150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地震。当地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避免这个居住密集的地区发生惨剧。） 而邻国的日本，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开始，转向应对地震的反思和实践，目前持续引领着世界范围的地震减灾技术标准。日本从城市设计即开始考虑防止地震后的大火蔓延，并设计公共的应急避难场所，提高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加强民众的地震演练。几十年不断地积淀，功不唐捐，地震带来的破坏在不断地减小，日本地震的伤亡率已经逐步做到世界最低。 而国内从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到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再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每一次的大地震都在恐惧人身伤亡与担忧物资匮乏。在最容易激发悲情与感动的领域里，生命救援与物资输送最能动员公众的情绪和支持。面对每一个下次发生的地震，需要肯定，地震信息公开与紧急救援的阶段，从政府到民间的应对能力都有增加。但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又有一次八级地震袭击人口密集的地区，我们能否出现更少的伤亡，甚至于不要超过尼泊尔的伤亡情况。 自从雅安地震以后，但凡是五级以上的地震都要在新媒体上引起一些骚动。这份冲动最终被事实证明并非杞人忧天，今年3月14日安徽省阜阳市发生4.3级地震，最终竟然还有一人伤重遇难。 一场大雨就能瘫痪的城市，如何能为灾害预留下足够可靠地公共规划；即便没有地震都能塌的房子，如何能对让人建筑的抗震性充满信心；城市暴雨能淹死人，但多少人对《生活大爆炸》中那个严格要求演练逃生路线的谢耳朵是嘲笑而非钦佩。 执着于从我做起的先行者们，努力地培养救援的技能，搭建物资运输的系统，尝试抗震建筑技术，推动民间地震演习。但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对于地震死亡率的影响具有实质作用，政府在地震预防工作上的投入力度，直接决定地震死亡率。 不幸的是，我国地震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本身享有的公共财政投入相对偏少，完全得不到相应重视的地震预防工作，更是无法充分有效地展开。在巨大的地震预防缺口面前，仅仅依靠民间有限的补救完全不够，地震死亡率的阴影，也依然挥之不去。 缺口的代价是惨重的，汶川地震六周年，鲁甸地震中的热血救援令人感动，但伤亡率依旧居高不下。每一次的地震救援，如果越能有那些令人感动的场景出现，意味着无法摆脱悲情的故事，地震预防的工作持续缺失。 在汶川地震后的第七周年，国内的地震救援依旧在感性层面循环。媒体负责悲情，救援负责感动，民间用捐款捐物支持。这种模式，直接输出到了尼泊尔的地震中。 而在2002年，也就是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7周年，日本对被忽视了的关西地区防震进行了强化，地震预防工作进行了刷新，尤其针对阪神地震特殊的竖向地震力破坏开始更新抗震建筑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同时，日本政府耗资60亿元，在地震的废墟上，建设“人与防灾未来中心”，成为全新的地震知识教育和防灾教育中心。 而在汶川地震的遗址上，粉碎的建筑和亡者的坟墓静静地留在那里，我们能看见惨烈的过去，感受到悲情与感动，却看不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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