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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外交关系史上，美国首任驻华公使凯莱布·顾盛无论如何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没有这个人物的出场，“领事裁判权”也好，“在通商口岸建教堂”也罢，这些横亘在近代中国人头顶之上的殖民阴影，或许无从谈起。如果说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王朝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大门的话，那么，顾盛一手炮制的《中美望厦条约》则使得中国雪上加霜、更进一步地陷入半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不能自拔。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始末。 19世纪40年代初，在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所引发的危机之中，美国也卷了进来。这时，影响早期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后来奉命出使中国，充当美国首任“特命全权公使”的凯莱布·顾盛。 顾盛出生于1800年，父亲是航运资本家，兄长常年在中国经商，整个家庭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顾盛毕业于哈佛大学，聪明多识，能言善辩，1835年作为辉格党候选人参加竞选成功，当选为代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成了美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中英鸦片战争打响后，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大幅度提升。其实，早在1835年，美国就组建了东印度舰队，时刻觊觎着远东这片广袤而肥沃的土地。美国不想将中国市场拱手让与英国，对中英的交火不能置之不理。1840年底，美国政府决定派东印度舰队前往中国，见机行事，保护美商利益。 这支舰队的司令，是海军准将劳伦斯·加尼。加尼曾长期在加勒比海和地中海地区的美军军舰上服役。出发前，海军部长詹姆斯·波尔丁给他发出指令：此行任务是保护美国公民的利益与安全，对中英冲突须严守中立；中国的内外政策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对于中国的特殊制度，务必尊重；应禁止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公民打着美国旗帜向中国走私鸦片。
1842年3月22日，由旗舰“星座号”和炮舰“波士顿号”组成的美国东印度舰队抵达澳门。当时正值英军第二次沿海北上，清军在闽浙战场连遭败绩，道光帝派出两江总督耆英等人向英军议和。就在此时，加尼乘人之危，不顾上司的指令，擅自谋求在华更大的利益。 4月13日，加尼在未向中国通报的情况下，指挥“星座号”直驶黄埔，开创了美国军舰擅闯中国内河的恶劣先例。4月27日，又打破由行商传递公文的旧规，派遣部下雷诺兹上校直接向两广总督衙门投送照会，要求赔偿美商的战时损失，时任两广总督祁贡为息事宁人，赔偿其7800元美金，这无形中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鸦片战争结束。加尼失去了呆在中国“保护侨民”的借口。10月8日，继续赖在中国不走的加尼，致函祁贡，越权要求清政府给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早已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的祁贡，擅自表示“一视同仁”，即答应英国的商约条款，自然适用于美国，但需要请示朝廷批准。12月12日，祁贡的奏折抵达北京，出乎祁贡意料，清廷的答复是“总当循照旧章，不可有所增改……断不准稍有迁就！” 这下子，祁贡傻眼了。他只好采取迂回战术，请求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清朝代表伊里布和耆英出面转圜。这两个钦差大臣，与祁贡一路货色，都是典型的主和派。他们支持给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前提是刚用武力征服了清朝的英国政府不反对。很快，英国政府代表璞鼎查表示，乐见其成。于是，很短的时间内，清廷政策来了一个大转弯，基本同意加尼的要求。 1843年1月10日，钦差大臣伊里布到达广州，还未来得及谈判，即于3月4日病故。清廷只好另派钦差大臣耆英前来。8月1日，耆英通知美方，准许美商按章在五口经商，但不许到其他口岸。这标志着清朝正式允许美商在华享有最惠国待遇，美商由此取得了英国人用武力获取的除割让香港之外的其他权利。
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加尼才察觉自己根本就名不正言不顺，没有美国政府授予的谈判签约的权力。他写给祁贡一封信，坦承，美国政府并没有赋予他与中国钦差大臣签约的权力，不过，既然中国政府有这一友好愿望，他的政府必将派出一位与钦差大臣同等的高级官员来华签订一个持久的友好条约。 1843年4月21日，加尼率“东印度舰队”启程返航。其实，滞留广州期间，他已将清廷的底牌摸得一清二楚。按捺不住兴奋和喜悦，加尼写了一封信，星夜兼程寄回了美国。在信中，加尼将生米做成熟饭的“业绩”做了汇报，要求尽快派遣“特命全权公使”前往中国，正式缔结条约。末了，还不忘嘱咐，中国的国情是“重农抑商”，商人在“士农工商”等级序列中排名最后，千万不能让经商之人去中国担当此任。 美国政府对加尼所取得的“硕果”赞赏有加，派遣“公使”之事由此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1843年5月8日，泰勒正式任命顾盛为“特命全权公使”。7月31日，顾盛使团从华盛顿启程出发，一路颠簸，费尽周折，1844年2月24日抵达澳门，拉开了与中国谈判缔约的序幕。
行前，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给顾盛一纸训令，特别指出，鉴于中国政府常将外国使者误认为朝贡者，向中国表明自己不是朝贡者至关重要，另外，希望顾盛在可能的情况下到北京去觐见皇帝，并专家美国总统向中国皇帝表示友好的信件。 就是这道训令，让顾盛后来在与清朝官吏交涉时，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纠缠在“进京面见皇帝”这个枝节问题上了。而要正式签订的条约，其实大部分条款早由加尼准将达成了。 顾盛使团还煞费苦心地准备了一些“见面礼”。国务卿韦伯斯特拨专款1500美元购置的这些礼品，五花八门，有航海图、地图、六轮手枪、来复枪、军舰和挖土机的模型、望远镜、晴雨表、寒暑表、橡胶制品以及《美国百科全书》等书籍。 顾盛使团从美国出发，横渡大西洋，穿过地中海，再渡红海、阿拉伯海、孟加拉湾，进入马六甲海峡，最后从南海进入中国，总共208天的航程。他们在中国的落脚点是澳门。 清廷最早得悉顾盛使团要来的消息，是1843年8月3日，美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咯京在向两广总督衙门递交的降低税率的照会中，十分突兀地提及美国公使即将来华的消息。紧接着，10月20日，美国新任驻广州领事福士就美国公使来华正式提交专门的照会，清朝才犹如晴天霹雳一般慌了手脚。 负责处理“夷务”、与英国缔结《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钦差大臣耆英得到此讯的第一反应，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美国公使来华，当得到势难挽回、公使在途中的答复后，则千方百计控制事态，力图将美国公使局限在中国南方一隅，无论如何不能让其“进京面见皇帝”。那么，清廷为何极力阻止外国使臣进京呢？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是近代国际交往的惯例和常礼，但中国从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无派大使到“属藩”之说，也不接受他国派驻大使来中国，来京的外国使节只能是朝贡的。互派大使，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所以，清廷才竭力阻止美国公使来京，并对耆英的想法予以肯定。 顾盛1844年2月24日抵达澳门后，借住在葡萄牙总督的海滨别墅之中，等待时机，了解情况，准备进京。 两广总督程冏采闻讯之后，决定请传教士伯驾充当说客，去“劝阻”顾盛切勿北上，理由是伯驾“久在粤东，粗通汉语汉文，颇见信用”。不过此时伯驾已经被顾盛聘为翻译，拒绝从命。 3月8日，顾盛接到美国驻英大使埃弗雷特的来信，透露，中国政府已经同意美国享有英国在《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所获得一切权益。 3月16日，顾盛派随员奥唐奈前往广州递交正式照会，程冏采令广州知府刘开域接收。19日，程冏采的复函，交到了奥唐奈手中，复函中写到：“圣上曾经谕知本兼护部堂，俟公使到粤，即为安慰阻止，此时更未遽行北上”。同时，还派出广州巡抚黄恩彤偕同刘开域两次登门造访，称即使公使北上，朝廷也必令折回，一定会无功而返。 可是，顾盛不依不饶，坚持北上。程冏采有些顶不住了，赶紧奏报朝廷。清廷万般无奈，只好决定将签完《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已经离粤的耆英再度起用，令其再度出任钦差大臣，迅速南下，处理与美国的外交事务。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发生了“旗杆事件”。
顾盛来华时，带来一个装有箭状风向标的旗杆，原本打算立于澳门的下榻之处。不料，遭到葡萄牙总督反对。5月4日，改立于广州的美国领事馆楼前，广州民众认为此物不祥，十分忌讳，群起反对。6日，广州民众涌至领事馆前，欲将旗杆砍倒，双方推推搡搡，发生冲突，美国人朝天鸣枪，引来中国官兵，在官兵弹压和调解之下，事态平息，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这起意外事件的发生，给顾盛提了一个醒，在将来议定条约之时，必须考虑让外国人居住在一个与中国人隔离的区域之内，且要由清政府派兵保护。 5月31日，钦差大臣耆英到达广州。6月10日，急速赶往澳门。17日，到达澳门望厦村，下榻于观音庙中。 耆英抵达澳门前两天，即6月15日，再出意外，“徐亚满案”发生。当时，英国人在广州洋行门前做撞柱游戏，当地中国人好奇围观，遭到英国人驱赶，中国人投掷石块进行反击，迫使英国人撤退到船上。第二天，很多不能识别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广州民众，闯入美国人驻地，与美国人拳脚相向，进行恶斗。美国人掏枪射击，当场打死一个叫徐亚满的民众。中国人群情激奋，清兵迅速赶来弹压，才防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在“徐亚满案”阴影之下，6月18日，耆英率手下前往顾盛住所，进行礼节性拜访，双方共进午餐后，耆英将拇指上所佩戴的名贵扳指取下，赠予顾盛，便告辞而去。6月19日，顾盛回访，在观音庙小殿相见，也没有牵涉正题，顾盛将所带戒指赠予耆英，为不使对方误认为是贡品，专门解释说这是他母亲留给他的纪念品，并以美国式的幽默，开了一个玩笑，说，前面耆英所赠的扳指是战争的象征，因为它用于拉弓，不过他是作为和平和友好的象征而接受的，耆英则笑答，称“它从未用于战争”，中西盛宴款待，饭后即告辞而去。 6月21日，美方将早已拟定好了的草约送交中方，中方则提出“徐亚满案”，要求惩办凶手。24日，耆英率随员又一次来到顾盛的驻地，第三次见面，这才正式开始了谈判。顾盛坚持进京，耆英坚决反对：“如果公使坚持己见，我就不谈了。”顾盛表示，各国公使进京是迟早的事情，耆英急了，竟指着自己的脑壳说：“如果您不进京，而别的国家公使去了，您可砍掉我的头颅！”到了这份儿上，顾盛没话了。 7月3日下午4时，美国国庆节前夕，顾盛在众多随员簇拥之下，来到望厦村观音庙，与耆英分别在所议定的4份中文和4份英文《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即《中美望厦条约》上签字。除了英国在《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所取得的特权外，美国还如愿以偿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中美望厦条约》第21款规定，“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第25款规定，在中国各港口美国侨民之间或美国侨民和其他外侨之间的“财产涉讼”或“因事争论者”，“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领事裁判权，作为《中美望厦条约》最显著的特征，极大地、长期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利益，成为近代中国难以抹去的耻辱印记。 7月6日，耆英怀着成功阻止了顾盛北上的喜悦心情离开望厦村，临行前，他对顾盛要求接收的“见面礼”一概拒绝，委婉地表示“天朝”啥都不缺，不需要这些玩意儿。 7月11日，根据新条约的规定，“徐亚满案”在广州开审。美国领事召集6个美国商人组成所谓的陪审团，一致同意凶嫌坦尼尔是“正当防卫”，无罪，徐亚满之死被诬蔑为“愚蠢的结果”，是“他自己的过错”。“徐亚满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这是“领事裁判权”确定后的第一次刑事审判，为以后列强侵犯中国司法权开了先河。 1845年12月31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广州举行换约仪式，《中美望厦条约》正式生效。顾盛使团出访中国的目的达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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