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外国人打交道，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候，我在师大上学，师大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和外教，外国人正式出现在我面前，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那时候，有一个叫陈抱思的荷兰人，在我们班上插班留学，陈抱思那时二十五六岁，比我们班的同学大四五岁。陈抱思是典型的西欧人，个高，眼睛碧蓝，皮肤白嫩得能看见像细蚯蚓一样的血管，头发金黄卷曲，但乱糟糟的像一团麻丝。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正上古代文学，陈抱思被代课老师领进教室，老师介绍说，这是新来的留学生陈抱思，我们抬起头，只见一个瘦得像鸦片鬼一样的年轻洋鬼子站在讲台上，他穿一件中国军人常穿的军大衣，由于衣服宽大，他的身体就像一根竹竿，在那里挑着衣服。他的脸通红的，可能是因了天冷，也可能是因为害羞，反正他的脸那天红的像关中产的辣椒，红得可以！ 老师介绍完，陈抱思吭哧半天说，我叫陈抱思，来自荷兰，大家多帮助。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见荷兰人发出的声音，而且还是中文，也可以说是怪腔怪调的普通话。虽然荷兰人在17-18世纪曾经称霸世界一时，虽然这个海上强盗国家曾经多次蹂躏过我们国家，但是，我第一次听见荷兰人说话，就从陈抱思开始。 陈抱思说完，按照老师的指定，就一蹦一蹦走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坐下了，而我也坐在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坐了两个人，那就是陈抱思和我。 我斜眼看了陈抱思一眼，陈抱思满脸谦卑的冲我笑笑，就坐下来，我突然惊奇的发现，陈抱思高大而弯曲的鼻头上，挂了一道闪闪发亮的清鼻涕，接着陈抱思一连打了几个喷嚏，惊动得所有同学都回过头来看。陈抱思更加羞涩，将头伏在桌子上，拿出纸来擦鼻。我第一次看见陈抱思，到底是惊奇？还是鄙视？还是其他什么别的感觉？此刻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陈抱思以后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直到30年后的今天。 那天下课，老师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是班长，以后要带好陈抱思。我说好呀！没吗哒呀！这是一句陕西土话，意思是说没问题。 既然答应了老师，我就得带好这个洋鬼子，但是，令我讨厌的是，陈抱思的身高可能超过两米。我对他说话，总得仰着头。中午，我带着陈抱思到食堂吃饭，这个头上顶着乱麻丝的瘦高个，在人群中总能找得到。我说，吃面吧。他说，吃火腿。我说，吃米饭，他说，吃火腿。我说，你吃你的，我吃我的。陈抱思说，中国人步调要一致，这是《人民日报》上说的。我说你不是中国人，没必要一致，再说我也不吃火腿，你也不吃哨子面，怎么一致？陈抱思满脸无辜，有些拿不定主意，这时，我们班一个长得很漂亮的西安姑娘走过来，我终于找到救兵，就喊她过来帮忙，带陈抱思去吃火腿，她高兴地带着他去了。八年之后，她成了他的第二任老婆，一切都是缘分呀！这狗日的陈抱思。 陈抱思说话很难听，在欧洲，荷兰人说话难听，那是举世公认的。他们说话的声音不是从口腔中发出来的，而是从后脑勺发出来的。英语中有一句成语，翻译成汉语就是“比荷兰还荷兰”。说的就是荷兰人说话难听。 在大学，每一个留学生都要和一个本国学生结对子，叫做“陪读，”为的是双方加强交流，尽快学习彼此的语言。陈抱思是我的“陪读”，我也是陈抱思的“陪读”。陈抱思会说许多中国话，虽然发音不准，虽然声音古怪，但他毕竟懂些中国话，但我却对荷兰话一窍不通，我们只能简单交流，再配合手势，再加几句简单的英语。 老师说，教“陪读”对象学中文，是我们的责任，我也觉得责任重大，教不好牵扯国家形象，于是，我决定认真教陈抱思学中文。我决定从骂人教起，让他掌握陕西话的精髓，因为陕西人教孩子学说话，都是从骂人开始。 我告诉他：“有人欺负你，你就骂他‘妈pi’”。 陈抱思果然是个天才，他没有演练几次，就学会了。 一次，我和陈抱思到小寨街上闲逛，陈抱思用他那穿着46码大鞋子的脚踩了一个中年女人的脚，那女人像被蝎子蛰了一样大叫一声，接着就开始发出一连串的咒骂之声，当时，那女人都说了些什么，此刻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其大意我是记得的。她说，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踩我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什么人不要说你是外国人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踩了老娘的脚你就得赔赔少了还不行老娘饶不了你……。我当时感到有些惊慌，因为我知道，西安是有许多闲人泼妇的，他们专门在街上滋事，目的在于讹钱，我想拉陈抱思快走，不料陈抱思却像一只鸵鸟一般高高地站在那里，而且脸上充满笑容。在那女人骂人的间歇处，陈抱思像插入标点符号一般不失时机的说一声“妈pi”。而且发音极准确，让所有人都听得真切。 那女人被陈抱思激怒了，她开始了又一阵疯狂咒骂，而且嘴角的白沫已经开始乱飞，此时，再看陈抱思，依然笑容满面，依然神情自若，依然用“妈pi”之盾，阻挡那女人射来的上万枝咒骂之箭。此时我才知道，荷兰鬼永远是荷兰鬼，他们不愧是海盗出身的国家呀，他怎么会惧怕长安街头的一个泼妇呢！ 此后，陈抱思在我的调教下，汉语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都是陕西土话，他心情不好会说“募乱很”，讨厌谁会说“哈怂”，对什么不满会说“锤子”，斥责别人会说“少骚情”，有时候还会说“日八歘（chua）”。2009年春，我到荷兰，见到分别近30年的陈抱思，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陈抱思嫌收费处的女检票员动作慢了，就大喊一声：“挨球的”。惊得周围的各国旅客一起观望，只听那女检票员说“ dank u（谢谢） 陈抱思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他学了半年汉字，一次和我上街，就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中国人什么都行，但是没有必要都写在大街上。我觉得奇怪，就问他why？他说，你看“中国农业很行”“中国人民很行”“中国交通很行”“中国工商很行”，都很行，我仔细一想，明白了，原来那些不是“很行”，而是“银行”，这狗日的陈抱思分不清“很”字和“银”字。 陈抱思也有深沉的时候，他曾经很认真地告诉我，《人民日报》上说要步调一致，中国这么多人，怎么可能一致呢？我说，那是指思想上。他说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应该一致。我顿时无语，我知道，这句话暗示了一种变革，一种我所期盼的变革！我告诉他，孔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孙子的思想是不一致的，但是他们也是中国的思想。陈抱思从此开始关注这些古代先贤。他现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汉语，还是什么教授，他的古汉语知识大多来自于我，而不是我们中文系的那些教授们。 1984年，陈抱思从西安去台湾，他走的时候，在他的所有书籍上都留下了我老家的门牌号码，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只有信件和邮差。他说他怕从此和我断了联系。但是，从此我们确实断了联系，此后20多年里再没有这个荷兰鬼子的任何消息。我有时也难免叹息，这些洋人是无情无义的动物，他们只比猴子进化了些，属于“沐猴戴冠”，不管他们有求你时是多么恳切，但是一旦人走茶就凉了。我从此也就忘记了这个曾在我生命中留下许多回忆的人。2009年春，我被德国人敲诈，不得不去荷兰和德国人周旋时，却意外地和陈抱思见面了。 陈抱思留下我老家的门牌号，我同时也留下了他家的，我到达荷兰，在阿姆斯特丹，我对前来接我的朋友说，我的一个同学住在阿姆斯特丹，并说出了他家的门牌号，那天我觉得特别奇怪，他家的门牌号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平时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其实，在心底里我是惦记着这个朋友的。接我的朋友说，此刻我们就走在你说的那条街上，你看，你说的号码就在我们汽车旁，要不要下车找一下？我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下了汽车，径直走过去，只见一个胖老妇提着水桶走过来，她看见我，打量一下，叫了一声“shi”。我大吃一惊，在陌生的地方，怎么会有人呼唤我呢？那老妇确实是对着我呼喊“shi”。我狐疑着走过去，那老妇笑成一朵白色的菊花，此刻，她的身后又站了一个人，那正是陈抱思。陈抱思扑过来抱住我，大喊“老师，石。”又说了许多陕西粗话，我都不好意思写出来，反正是骂我的，我都后悔当时教他了。他拉着我进了他家的楼房，并对着楼上大喊：“静静，快来，石来了。”此时楼梯上下来一个胖女人，仔细看半天，才辨认出，正是当年我叫来陪陈抱思吃火腿的西安漂亮女同学，我的神呀！已经胖成马了！ 陈抱思一家把我接进客厅，在客厅最醒目的地方，我看见一张巨幅照片，那正是我和陈抱思的合影，我们像两个瓜pi一样，直直地站在西安钟楼底下。 |
|
|
来自： 东方竹马 > 《社科政教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