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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妇女为了帮着日军侵华不但鼓励儿子或丈夫参军参战，为侵略战争提供充足的兵员还踊跃参加后方“支前”工作，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今天在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所谓“战争亡灵”中，“靖国之母”和“昭和烈女”就占了7.5万尊。 日本妇女首先投身到“产业报国运动”，为侵略战争提供军需物资。为了响应政府“男人上前线，妇女去工作”等号召，本来很少走出家门的日本妇女纷纷走向社会，全面承担起本该由男人从事的各项工作。她们不仅担任公司职员、汽车司机、售票员、售货员、理发师、厨师等，很多人还进入军工厂和煤矿从事危险繁重的体力劳动。据统计，仅在军工企业工作的日本妇女，1944年为400万人，1945年增至600万人。尽管工作繁重而又艰辛，但很多妇女却感到无比荣幸。女青年远藤年子战时在航空补给厂工作，为每天能够亲自给“特攻”飞机供应油料而备感骄傲。她一度因战败而痛苦得“禁不住眼泪盈眶，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然而痛定之后又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的青春没有悔恨！” 日本妇女通过参加各种实实在在的助战活动，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她们还走上社会参加一系列支持“国策”运动。诸如，响应政府“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积极参加“后方家庭强化运动”、“家庭节约运动”、“女性储蓄运动”、“资金募集运动”、“资源回收运动”、“军机捐献运动”、“大陆花嫁运动”、“非常时期女性训练新高潮运动”等一系列妇女“报国”运动，以缓解战争物资和资金的不足，为战争政府“分忧解难”。 具体包括：“停止美容烫发”，“剪掉和服长袖”，举行提灯游行，祝贺前线“大捷”；送迎官兵出征和“凯旋”，祈愿“武运长久”；缝制“千人针”腰带，为士兵“壮行”；向前线邮寄慰问信和慰问袋，鼓励官兵“英勇杀敌”；救治伤残军人，使之获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慰藉；慰问和救助身边军属，解除前线官兵的后顾之忧；安葬战死者遗骨和为其扫墓，让“英灵”早日安息；捐献羊毛和捐造飞机，直接提供战争物资和杀人工具；充当“满洲花嫁”（即“满洲新娘”），直接效力于殖民地统治，等等。 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就征集到了330万个慰问袋，卢沟桥事变后征集到的就更多。日本“中支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曾就本土妇女向战地邮寄慰问袋的作用不无感激地说：“慰问袋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寄到了我们的手上”，它把战场与后方紧密地连接了起来，我们“对此深表谢意”。 当战争物资匮乏时，这些妇女干部就动员女性参加废品回收运动，1938年仅“日本国防妇人会”就收到了会员捐献的毛毯百万条；当战争资金紧张时，这些妇女干部就组织女性参加募集资金运动，1937年仅“日本联合妇人会”就募集到了22681．29元“支那事变派遣官兵慰问金”；当兵员锐减时，这些妇女干部就发起“嫁给伤残军人运动”，鼓励女性“为皇国结婚、为国家生子”，1941年10月31日仅从九州各港口发往前线的“求爱信”就多达13.7万封；当后方出现异动时，这些妇女干部就协助警察监视反战人士。 战时日本妇女这些细致又具体的“支前”工作，不但在物质方面有力地协助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且在精神层面鼓励了日本军人的逞凶肆虐。她们在助长军国主义嚣张气焰和加深被侵略国家人民战争剧痛上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欢迎订阅爱历史官方微信公众号：ilishi_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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