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民间一位耄耋中医竟然迷恋上“生命研究”，著书立说诠释自己的主张，不顾年迈，积极参与国内外一些中医高端论坛。有趣的是他的生命研究成果得到中科院古代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专家的认可，他的“生命”主张也引起我国中草药数据收集负责人刘延淮的关注，愿意与他一道筹划全球中医药治疗癌症高端交流会。更加有趣的是，他居然涉足与中医风马牛不相及的汉字编码研究，在汉字编码界占有一席之地。 这位老者便是有“温州奇人”之称的潘德孚。他到底“奇”到何种程度呢？他的“生命研究”和汉字编码又是何物？记者领着你一起去探“奇”。 冷巷里的医寓 潘德孚住在一条叫解放街后巷的巷子里。繁华的解放街近邻会有这么一条小巷，古老的建筑物在这里静静蛰伏着，它们的住民过着与繁华都市格格不入的慢生活。记者脑中倏生一念：在这样的巷子里住着一两位奇人那是一点也不稀奇的。 寻到潘德孚医寓，是幢矮老房子，有简单的装修。他的诊室更像是书房。跨进他的诊室，视野里是两大橱图书，记者稍稍浏览一下，书目甚是庞杂，医籍之外的图书倒占了大部分。 潘德孚虽无仙风道骨，却也清奇。采访他记者没有直奔主题，开始自由聊天，他的思维很活跃，逻辑又很严密，这令记者异常吃惊，在这位“30后”面前，属于“60后”的记者有吃力的感受，他的富有跳跃性的思维使人接受起来竟有点困难呢。他聊着聊着，突然转身从书橱里抽出一本书，随手翻开，找出一段文字来佐证自己的言论，这个动作可是一气呵成的，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人的一生中有些经历是可以一笔带过的，有些是该浓墨重彩的。潘德孚说。如拍电视片，长镜头不能缺少，但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特写镜头。 潘德孚讲起了自己的“长镜头”：我于1961年自学中医，这当然是生活所迫，学中医是一辈子的事业，中医药无法穷尽，因为太博大精深了，不过入门后，看病所得养家糊口便不成问题。我生性好强，并不满足于看小病，我有成为名中医的野心，后来相继师从著名老中医方鼎如、胡天游、谷振声等，这使我一生受用不尽。我在一家矿厂担任厂医，厂医只治一些小灾小疾，大病由大医院承医。这倒也成就了我，我拿着固定的工资，工作清闲，就有时间研读中医药典籍，于是就浏览和精读了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古籍，还广泛接触名方和著名医例。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凡名医几乎尽在民间，宫廷御医(太医)是二流角色，你看，扁鹊、华佗他们哪位是御医，就是被唐皇封为药王的孙思邈在受封后也隐居民间了，这个现象使我很兴奋，我要成为名医也不是不可能。 潘德孚在厂医的任上没有得过且过。1981年，他撰写的第一篇论文《腹诊浅探》在权威中医药杂志上发表，他也是全国首位发表高深论文的小厂医，令同行刮目相看。论文得到中医界认可，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鼓励，自己多年的学习和临床实践是有成果的。他说。1983年，医政部门放宽行医政策，个人可以自办诊所坐诊，潘德孚便辞掉厂医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中医诊所。 “这就是我人生中的‘长镜头’，平铺直叙没有宕跌起伏，没有多大的意思吧。”潘德孚老先生略带俏皮语气地说：“我的人生中有我自己以为得意的‘特写’和‘大特写’，经过我自己的‘剪辑’，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人生剧。我的汉字编码研究更是被人视为另类。”亲亲 与汉字“较劲” “有人说中医药与汉字研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这是个错误的认识。”潘德孚说：“中医药和汉字是华夏国粹，中医理论是最好的汉语‘编码’之一，其无与伦比的思辨性和深邃的理论无不使人感受着汉字汉语的神奇。中医药承载着汉字汉语直至永恒，不论人们怎样去玩弄汉字汉语，只要中医药还在，古老纯正的汉字汉语就还在，且由中医师代代传承下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并不牵强附会。” 他迷上汉字研究说来却非常偶然。 1989年，他的表弟——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爱文的表形码专著在京首发，特邀潘德孚参加。潘德孚到汉字编码委员会坐了一下，这里可汇聚着全国汉字编码的精英，潘德孚作为门外汉对汉字编码有点好奇，因为此时他还不知汉字编码为何物。他问了一位专家，我国目前有多少个编码，优劣如何，这位专家模棱两可的回答一下子便激起潘德孚研究汉字编码的决心，这位专家这样说：全国目前有600多个编码，这600多个编码各有千秋。潘德孚想：600多个编码各有千秋，说明汉字编码研究在国内还很不成功，汉字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我何不做出一个最好的编码呢？老先生说，当时有这样的决定实在是欠思量的，汉字编码研究是对古老汉字的解剖和重构，深不可测啊。 他将自己有意研究潘氏汉字编码的想法告诉当时的汉字编码委员会主任郭冶方先生，郭冶方惊讶之下鼓励他，也许会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向郭冶方索要了全国所有的汉字编码资料。 做出一个与自己从事的行业无关的研究决定是需要勇气的。老先生说：“我这个人生性好强也喜欢钻牛角尖，因此决定搞汉字编码研究未费周折，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他与家人打了一声招呼后，便在故宫附近的南池子租了房子专事汉字编码研究工作。 汉字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一属性使汉字编码研究拥有国际性。潘德孚首先要做的事有些枯燥单调，他要详细通读所有汉字编码的有关资料，他要做到知己知彼，要避开共性，这样才有自己的独创性。这些汉字编码真是良莠并存，有些竟是对伟大汉字的曲解。通读了这些资料后，他开始接触古文字，这个难度可想而知，有些文字学家穷尽一生精力也只收获汉字精髓的片鳞只甲，当然，潘德孚的动机只是了解一下古文字，倘若陷入便会不能自拔了。他在南池子的那座小四合院里一住就是三年时间，在这三年时间里，他只撰写了两篇奠定潘氏汉字编码基础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分别名为《汉字要走出编码时代》、《汉字编码设计学》。 在此基础上，潘德孚以“汉字编码的使用，就是文字的使用”为指导思想，经过多年研究，潘氏汉字编码诞生，研究成果于2007通过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验收。 “我自己对潘氏汉字编码倒也并不特别看重，只是一门外汉的研究结果在庞杂的汉字编码界有一席之地倒是颇为自得，算是一次‘客串’吧，而最大的收获是自己无意之中走进了汉字核心地带，对汉字有了极为深刻的重新认识。”潘德孚说。 他迷上汉字。后来以自己的见解撰文对我国汉字汉语界巨擘吕叔湘、周有光的瑕疵进行批评，竟也没有异议。香港大学曾特邀他去做有关汉字编码的专场报告。 潘德孚“见好就收”，因为他的最爱还是中医及和中医相关的“生命”呢。 关于“生命”的探索 他的汉字编码研究告一段落，他边行医边热衷于著书立说。 古人对中医的研究完全出于自发，以拯救生命为己任，似乎与“冲奖”无关，可是，眼下有一大怪象：发现特殊病例的人可以获大奖，而治好特殊病例的人却与大奖无缘，这反过来刺激了人们热衷于对理论的研究，而疏远了医者的根本天职了。“我对中医的探索也是自发的，绝无‘冲奖’之念。”潘德孚说，“中华中医有一个好传统，愿意帮助同行，共同携手发展中医，昔时，乡村的路道上总有一堆堆药渣，这是有讲究的，走方郎中为患者诊治后下药，都愿意与同行共享，另一个走方郎中路过便会对药渣进行辨别进而分析患者得的何病，这样的反复交流也促进了中医的发展。这种‘交流’现在几乎绝迹了，城市里，中药由大药房包煎，乡村的患者也懒得在路上撒倒药渣，城乡格局变化，最根本的是现在几乎没有走方郎中了，中医最传统的行医方式终结，中医日渐式微也就不单单是被西医挤兑所致。中医太理论化太贵族化了。” 潘德孚有些担忧。我市组织发动寻找“最美乡村医生”活动，这很好，这些扎根乡村的医生的身上还有传统走方郎中的影子，虽然他们也大多以西医西药为主打，但总还有中医中药的成分。 潘德孚年事已高，叫他去当走方郎中显然不现实，他要做的仅仅是总结自己数十年来的医案，留给中医界的同行。 水到渠成，数十年的临床经验加上汉字编码的理论研究经历，撰写中医理论书籍如鱼得水，煌煌五卷之生命医道书系成书出版发行。这套书的核心内容是用中医理论定义“生命”，救治“生命”。潘德孚说，不是人生病，而是“生命”生病。这话听着别扭，但却很辨证，中医经典著作里就有许多别扭却辨证的东西。他的《医学与社会》书系首卷也已杀青。“这一切都算是我的一家之言，我希望引起业界的争鸣，因为伟大的医道和真理都是在反复的争鸣中积淀诞生的，我的‘砖’能引出‘玉’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潘德孚说。 潘德孚参加首都天地生人论坛，那是全国中医界名流自发组织的论坛，大家将自己的心得在论坛上毫无保留地交流。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徐钦琦客串这个论坛，获得潘德孚赠书，阅读了他的关于“生命”的定义的章节后极为认同，在自己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引用潘德孚的观点。 今年1月份，潘德孚受邀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中西医抗癌专家大集会，集会期间认识了我国中草药数据库负责人刘延淮，她对他的“生命”阐述甚感兴趣。刘延淮表示愿意与他合作筹划全球性的中医治疗癌症大型交流会。 “你看，我的‘生命’还可以延续我的生命呢。”耄耋翁潘德孚的脸上露出孩子般童真的笑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