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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与报国寺

2015-05-15  zgql9

北京的潘家园和报国寺旧书市场广为人知,火爆情景飞传海内外。前来淘书、探宝者摩肩接踵。口口相传的奇遇、巧遇更是渲染了这里的神秘色彩。人们来到一个个简陋的地摊前面,心中都会浮起一个问题:这些书是怎么来的?


当学者们大喜过望地在旧书摊上发现了善本、珍本、孤本,或是一本虽不珍贵、但却是久寻不得的书籍时,他们或许不知,这一本本旧书的背后,演绎的是一群农民工的生死纠葛,还有那一份份感人至深的“生存文本”。


潘家园和报国寺旧书市场,一头连着读书人和学者,一头连着仅有小学水平的农民工。


白刃夺“宝”


初夏的北京,清晨5点,天已全亮。十几个农民工守候在昌平区东小口一个大型垃圾场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玩着扑克牌。


每天的这个时候,一辆辆满载着废品的卡车便会从城里驶来。这是活跃在大街小巷的废品回收商们前一天从各处收来的废品。回收商们将五花八门的废旧物品出售给东小口垃圾场的老板。废铁、铝合金、易拉罐、废旧书报等,都在垃圾场内的专门货场进行交易。


在废旧书报回收区,一辆卡车尚未停稳,刚刚还懒懒散散甩着扑克牌的农民工立刻扔下手中的牌扑过去,三下两下跳上车,掏出刀具割断绳子,划开麻袋。废旧书报携带着一股股霉味,从车上倾泻而下。


顾不上抖落身上的尘土,他们便一头扎进书堆里,一本一本,一摞一摞,一堆一堆地翻捡。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一个个都成了土人。


突然,一个小伙子从乱书堆里扒出几本线装书。周围人见状一齐扑了过去,这个扯一本,那个抓一本。眼看辛苦得来的成果就要被人夺走,小伙子急了眼,用手拦着,用身体护着,最后他掏出了刀,奋力挥舞着……


“这就是那天被刀划的。”老家在安徽阜阳的马子撸起袖子,半尺来长的刀疤趴在他的左臂上。


他告诉记者,大家为几本“老书”急眼动手是平常事,用刀互砍也是有的。马子所说的“老书”不仅指线装书,也包括一些近现代出版的平装书和精装书。“书是越老越好,越少越好。”马子向记者道出他的淘宝经验。


据记者调查,东小口垃圾场光收废旧书报的摊点就有十几个。每天清晨,每个废旧书报摊点都会聚着十几个像马子一样的人。北京四郊都有这样的大型垃圾场。


为了方便,马子和他的哥儿们就在附近租房住。十几平方米的小砖房堆满了又脏又破的旧书,地上还散落着一些字画。明清之际的《扬州十日记》,繁体字的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郭沫若在“文革”中出版的《李白与杜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马子向记者一一展示他的藏品。“我攒一段时间,就到潘家园或报国寺旧书市场去卖一次。”


“捞书就像做股票”


带着记者寻访东小口的小刘,有时也加入垃圾场夺“宝”大战。但更多时候,他选择在城里走街串巷地捞书。


小刘和他的伙伴发明了一些有趣的词汇。与文化人说的“淘书”不同,他们把寻书称为“捞书”,把收到有价值的书叫“拣漏”。


小刘有一辆残疾人摩托车,在潘家园旧书市场有一个固定摊位。“周一到周五我在街上捞书,周六周日到潘家园去卖。”


在这一行,小刘算老资格了。这个来自河南驻马店的33岁农民,1991年到北京,当过保安,卖过香油,从1996年开始做旧书。“捞书就像做股票,越做越上瘾。”他总结道:一靠运气,二凭经验。


在记者的要求下,小刘答应记者搭乘他的摩托车转一天。摩托车以每小时三四十公里的速度在胡同里穿行。小刘活像个“老北京”,新街口、西单、东四……他告诉记者,他一天要跑50公里,一个月光油钱就要一二百元。


小刘的目标是各个废品回收点。他说,回收点并不一定就是固定的门面,大部分“回收点”其实是三轮车或130卡车。这些车子每天同一时间出现在固定地点,以方便市民。北京人出门走几步就能找到收废品的。


小刘和废品回收点的人都熟。他把摩托车开过去,开口只问一句:“有老书吗?”如没有,车都不停,只扔给他们一根烟。一上午下来,二十几个摊点,几乎没什么收获。记者不解地问道:“这不是瞎跑吗?”“每天混个脸熟,人家有好货才留给你。”


偶尔在路上遇见不认识的三轮车小贩,小刘便胡乱买点东西,有时出价蛮高。走时还很大方地白塞给人家20元,递上一张名片,说,“有老书给我打电话。”小刘称这为“花钱买道儿”。


小刘的名片是彩色的,正面除了名字,就是手机号码。背面是经营项目。当记者建议他使用小灵通以节约话费时,小刘说,“信号不好会误事。”


小刘说,他经手过的名人手稿、书信、字画不少。


记者问道:“那你一定赚了不少钱吧!”小刘摇摇头,“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说,今年年初他收了一幅字,落款“高鄂”。他想,这不是续写曹雪芹《红楼梦》的人吗,便出价8000元将它收下了。后来经行家辨认方知,续写《红楼梦》的是高“鹗”不是高“鄂”,一下赔了不少。


傍晚六七点钟,转了一天的小刘来到德胜门外的废旧物品收购市场。这个位于北京核心区的废品收购市场,是小刘最后一站。他告诉记者,这是城里最大的废品收购站。那些蹬三轮车的不如有汽车的贩子跑得远,傍晚都会把废品就近卖到这里。他们这些走街串巷捞旧书的人,傍晚还要来这里再拣一次漏。


收工时,记者帮小刘清点一天收获:一本英文毛主席语录,一本1954年由国立北京图书馆编印的《契诃夫的生平和他的小说》,几本2005年的《时尚》杂志。


“今天是麻绳串豆腐提不起来了。”小刘说,这几本转手只能赚二三十元,他自我安慰道,“干这行和做股票一样,靠的是运气。”


小刘所说的转手,是到潘家园摊上去卖。一般来说,小刘们淘来的书刊,都送往新兴的潘家园或报国寺旧书市场。


潘家园与报国寺


5月26日,星期四,清晨五点。位于京城菜市口的报国寺门口已是人头涌动。卖旧书、古董的小贩把道路占据了一半。道路的另一半,被卖早点的摊贩占着。报国寺每星期四最热闹,这正好和周末红火的潘家园拉开了间距。


报国寺6点钟开门,5点钟朱红大门外已足足挤了一百多人,人们憋着劲儿候在这里,仿佛马上就要冲刺一样。


“每个周四都是这样,趸了一个星期的货都要到这儿来卖。”报国寺门口一家烟酒店老板对记者说。


6时整,随着报国寺大门缓缓打开,挤在门口的百十号人拥进寺内。有的扛着纸盒子,有的拉着箱子,有的背着麻袋,有的推着三轮车……景象甚为壮观。


拥进寺内的人争先恐后在寺院内的小径旁挤一个位置,铺一块方巾,把货摆上。小径旁的摊位不固定,谁抢到算谁的。木制的台子就都有固定摊主了。


北京东部的潘家园古旧市场看不到报国寺“抢滩”这一幕,那里的摊位全都是固定的。在潘家园,最热闹的是周六周日,凌晨4时半就开市了。


“全国各地书商都在这几天来潘家园和报国寺买书,潘家园和报国寺的八成顾客都是外地商贩。”潘家园一位资深摊主指着那些提着麻袋的买主对记者说。


“淘旧书的人大体上分为三个路子,”摊主对记者说,“跟你转了一天的小刘是一种,跑垃圾站,太苦太脏,也赚不了大钱。第二种人就轻松多了,他们从跑垃圾站的人手里有选择地进书,再到报国寺去卖。不过,这第二种人需要点眼力和文化。第三种人做大买卖,高买高卖。要么到全国各地进货,要么从拍卖会上拍来,一般价钱比较高。他们也不在乎压货,有好东西一压就是四五年。”


摊主说,第一种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有的盯着老城拆迁,有的盯着出版社、图书馆装修搬家。其中一些人消息很灵通,知道哪家有老学者刚去世,赶快就去捞书。


《阿Q正传》的悬案在这里破解


也许人们想不到,斑驳的旧书业,为诸多学者拓展出意想不到的空间,从而推动了文化建设与学术进步。一些学者也从这里迈出了新的步伐。因此,在旧书摊上找到一本好书,是一件令学者非常兴奋的事。


著名作家阿英说:“淘到一本好书,有如占领了整个世界。”“淘”字本身就带有“沙里淘金”的意思,探险与趣味都在其中了。


李辉就是在潘家园淘出一座“金矿”的人。1998年,李辉在潘家园获得了一个被他称为“千载难逢”的机会──用不多的钱买下了一大堆中国戏剧家协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戏剧理论家杜高的个人档案。


经过杜高允许,李辉编著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2004年1月出版。“得到这份档案真是天意啊!”编著过多部著作的李辉对记者说,“这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书。”


著名藏书家、现代文学研究者姜德明对此也深有体会。这位年近八旬、原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说:“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没有资料是不能发言的。”


记者近日造访姜宅,姜老告诉记者一件奇闻。鲁迅的书信中有几封是写给一个名叫王乔南的人的。往返信件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将鲁迅的《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剧本。王乔南想将鲁迅的《阿Q正传》改编成剧本,并且给剧本起了一个商业味很浓的名字:《女人与面包》。鲁迅在致王乔南的信中不同意这个计划,认为很滑稽。


那么,这个剧本到底改编了没有呢?没有人知道下文。因此,这就成了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悬念。


一次,姜老在专营旧书的中国书店里寻得一本很破很旧的书──《阿Q及其他》。翻开一看,内文是一个电影剧本,名字竟然就叫《女人与面包》,是一个名叫“力工”的人写的。这是否就是鲁迅信中说的那个剧本呢?这个力工和王乔南又是什么关系呢?巧合的是,姜老不久又在一个旧书摊上寻得一本小书,是1936年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书中列了很多现代作家的笔名,其中就有一条重要信息──王乔南的笔名就是力工。


“这下清楚了。”姜老对记者说,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为鲁迅的这几封书信做了详细注解,填补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旧书业,城市文化水准的天然标志


李辉说:“历史是由大量细节组成的,而这些细节又是永远不可穷尽的,即使亲历者的记忆也要大打折扣。因此,淘旧书是一个不断填充和发现历史细节的过程。”


姜德明形容旧书市如同一个开架图书馆。他说,自己就是从小逛旧书摊,才养成了爱慕知识,爱慕学问的品格。他的一本著作,题目就叫《书摊梦寻》。


文学批评家李书磊直截了当地指出,旧书业的发达与否是一个城市文化水准的天然标志。李书磊在《海王村记》一文中写道:旧书店对书籍完全偶然的搜罗与陈列,常使你有匪夷所思的意外感,感受到冒险和随缘的双重快乐。而且,你还常常会从那里得到一些早已被文化记忆系统所遗忘的书籍并从中受到重要启发。这就弥补了文化的正统传承与你自己阅读的不足,作为一种学术机会是颇有意义的。


目前,很多国家的旧书业都十分兴旺,而且呈现出经久不衰的势头。据统计,俄罗斯目前的古旧书店已超过4000家。日本东京一地,仅在导游图上注明的专业古旧书店就有200家。不少发达国家的城市如纽约、巴黎,还建起了旧书城,吸引大批旅游者。


然而,作为文化延存的一个重要渠道,旧书业在我国处于严重萎缩的状态。据多位学者考证,全国古旧书店目前不到40家。北京历史上高峰时曾有近400家古旧书店,现在国有的只剩中国书店一家。上海的古旧书店也由历史上的130多家减少到国有1家。私营旧书店目前尚在初起阶段,还看不出什么模样来。读者买书、卖书都非常困难。鲁迅当年在日记中记述他逛北京旧书店访书买书480次的经历,今天已成了好事难再的陈迹。


姜德明说,就是目前所剩不多的旧书店也越来越不令人满意了。图书馆的下架书越来越多,有价值的好书越来越少。姜老感慨道,从前旧书店的店员个个都是好学问。对于汗牛充栋的架上藏书,只要一经过目,就能说出它的版本源流、优点和缺点。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常来的顾客,更记得他们喜欢哪一类的书,以及曾经买过一些什么书。所买的是什么版本、书价如何,能够如数家珍。现在这样的店员已经很少了。


“北京今天许多行业的门面都由茅屋变巨厦了,惟独旧书业恰恰相反。”姜德明说,“或许,这就是潘家园、报国寺原始状态的旧书摊受到青睐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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