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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者：芃澜 刘向团队开始校勘秘府文字，他们的工作，根本就是一种密码的破译。或者“为往圣继绝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破译往圣密码的过程。 刘向团队面对的秘府典籍是从汉高祖刘邦时期就一直不断在被收入府库的。汉成帝的时候，刘向奉命进入府库，他的三儿子刘歆也作为助手加入了工作。 刘向死后，刘歆接替父亲的岗位继续整理。到了王莽的新朝，刘歆无论地位还是学术影响力都达到了顶峰，更是完全掌握了秘府典籍的整理和解释的权力。 而与此同时，汉代历代帝王搜集各类散落民间的书籍始终没有终断过。 刘氏父子领头所开展的这次大规模官修典籍工作前后持续了差不多23年，编辑整理书籍596家13269卷，时间之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 《黄帝内经》出于这次典籍的整理，这一点毫无疑问。 为了能够弄清楚《黄帝内经》这次校勘过程中的情形，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刘向刘歆团队校书的一些具体工作。首先当然要知道当时的简帛书籍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首先，写作用途不一样。简用于日常，牍用于速记。 简的长度一般以一尺为常见，是日常用来书写最方便的制式。更长一些的简大多是有特殊用途的，比如一些珍贵的“经典”，写在一尺以上的大简里，有现在精装书的意思。再比如祭祀的文字则写在三尺长的简上，在典礼上打开时，肯定要比打开一尺简霸气得多。但日常最方便抄写和阅读的还是一尺简。 牍更像是用来速记的，是一方木板。中国是一个特别注意记录的国度。天子、诸侯、君子、大夫都有自己的专职负责文字记录的人员。他们站在各位老大的身后，随时记录他们的一言一行。这样的木板，不会太大，充其量也就一尺见方，所以也叫“尺牍”。（尺这个度量单位是根据人的生理特征设定的，我们的前臂比较粗大的骨头叫“尺骨”，这是有来由的，因为它就是古人确定尺的长度的依据。）无论书写和阅读，都以不超过尺骨的长度为最方便。古人随身携带物件是收在袖子里，如果记录文字的牍长过前臂，怕是袖子也藏不住的。 这里主要说说竹制的简。 简是用毛竹或者慈竹的节内的一段，剖开成大约一厘米见宽的竹条，在火上烤，令里面的水分以及其他物质渗出，这个过程就叫“汗青”。“汗青”以后，竹条的颜色也由竹子的翠绿色变得黄白。竹条有里外之别，一般用刀刮去外面一层的竹皮，露出里面的白色，作为书写面，这个叫做“杀青”。也有写在竹条里面的，但很少。由于竹的内外面肌理紧密程度不一样，外面的比较致密，用毛笔书写留下墨迹比较清晰；里面则比较粗疏，写字容易洇开，不太美观。 最后，那已经是个毛笔写作的时代了 无论是在牍还是简上书写，都是用毛笔，并不是用刻刀。有些人以为中国古人用简书写是刻字的，这是低估了中国古人发明毛笔的时间。据考古证明，中国人书写甲骨文时，已经是先用笔写了再来刻的，所谓“刀笔”连用。比如称负责文字工作的官员为“刀笔吏”，只是因为二者都是当时必备的文具，刀为改正工具，笔为书写工具。考古发现的简牍中，有用刀刮除后重新书写的修改痕迹，已经说明了这一过程。 就是按着简书写的文字顺序依次编在一起，编次的方式是横向用麻绳穿缚起来。 “韦编三绝”新解 编次一般有两道、三道，甚至四道和五道几种编法，叫做“纬编”。我们读书时都学过一个和孔子有关的成语，叫做“纬编三绝”，相当于今天说的把书翻烂了。但这里的“纬”（古写作“韦”）不是后人理解的指牛皮，而是“经纬”的“纬”。上下两道纬编实际上相当现代书写时留的天地（即天头、地脚），这两道之外留白是不写字的。中间纬编则将简分为两栏或者多栏，一般都是事先留好的。 编次时，每一个简都在编缚的位置用刀左右各刻一小凹。简的长度一般有所规定，而一篇简中所用的简数，则根据文章的长短来定，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一般来说临时记录时，木牍比简好用，简大多用于事后整理。也有直接在简上书写的，可以事先编好一卷，随身带着，不足再随后补充。但大多数在整理的时候，是照着之前的简誊清的。因此很多精心编辑过的简，不仅留有天地，而且之前会考虑是否分栏，以及专门在文章标题之后留有一条空白简，相当于现在编书的扉页。 古人写书，叫做“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一篇文章构成一编简，称为“篇”，篇内可以分出很多章。篇题就是书题，内文中有时会有章题。章的文字容量很小，大多就寥寥数句。 编次后的简是以“篇”的形式存在的。事实上，在刘向校书以前，几乎很少有多篇文字共同构成的一部书。将不同篇的文字按照主旨汇总起来，最早做这件事情的是孔子。孔子编定了六经，据说包括了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而其他大多数的书籍，都是以单篇传世的。在这一时期，单篇书籍就是书籍的常态。也就是说，在那时人看来，一篇竹简就是一本书。有时这篇文章中会分出很多章。比如经过刘向整理的《孝经古孔氏》，就称为一篇，后面标注有22章。 这样的书籍形式在流传过程中自然很容易损坏，如同我们现在考古挖掘的竹简一样，秘府中的简籍大多“纬编”破损，成为了一堆竹简。同时，由于当时的传播形式只能是抄写，或者诵记后重新默书出来，因此，存在大量不同的版本，其中错漏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汉成帝才会说：“秘府之书多有亡散残缺”。重新编次，设法恢复原书的面貌就是刘向等人首先面对的工作。 到了大唐天宝九年，尽管那时，简帛书籍早已不再是书籍的主要载体，但是简帛时代的问题却也遗留了下来。王冰在整理《内经》时首先要处理的依然是这一问题。“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批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可胜数”。他感叹说，“想要研习《内经》的人，就仿佛要登顶泰山，没有路径怎么上？就好像远渡扶桑，没有舟楫怎么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广泛搜求，前后经历了12年，才逐步找到了眉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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