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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宫殿利用到参数式营造——博物馆建筑设计理念的六次变革 日期：2015-05-15 作者：李浩然 来源：文汇报 
      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索托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建造了一座缪斯神庙，收藏他和他的前辈亚历山大大帝在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征战得来的珍品，这被认为是博物馆的起源。甚至博物馆一词的英文Museum，也来源于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与艺术的女神缪斯（Muses）。 早期的博物馆并不对外开放，即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博物馆也仅供皇室或少数富人参观。当时的博物馆其实是“奇珍异宝”藏宝室——在王宫或贵族家中专辟一处设置“奇观房”或“搜奇柜”。 到了17、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批公共博物馆。特别是在18世纪晚期，风起云涌的起义和革命推翻了旧王朝，革命后将专属建筑（宫殿）改造为人民的场所（公共博物馆），是第一代博物馆建筑的特征。比如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之一，就是在1793年将卢浮宫（图①）变成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同类的建筑还有中国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古巴的革命博物馆等。 流行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第二代博物馆建筑，多为仿宫殿或仿圣殿建筑。这种基于帝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表达，使作为“文化殿堂”的博物馆展现出对某些文化传播的优先级姿态。这类“新古典主义建筑”受古罗马纪念性公共建筑风格影响，通常有着宏大的古典建筑般的外观，以此作为国家实力的有效体现。比如大英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图②）、德国柏林旧博物馆等。 以现代主义建筑为主流的第三代博物馆建筑，流行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类建筑设计的理论基础是功能主义，主张以形式反映建筑的实用要求，反对矫揉的装饰风格和繁琐的细部样式。用一句经典的现代建筑座右铭概括，就是“形式追随功能”（formfollows function）。而到了后期，这类建筑越发倾向于“简约见精华”的极简主义表达。它们的外观通常让人看得一头雾水，也不那么招人喜欢：有些像改装的碉堡，有些似变体的墓穴。不过，这正是此类建筑设计内核的体现——精英主义，从在外部就营造出一道“誓与庸俗之人割裂”的鸿沟开始。比如由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Lloyd Wright，1867-1959）设计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图③），就是以尊贵的“文化庙宇”自居，设计上刻意与周边那些“平庸无奇”的楼宇划清界线。而纽约市的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等也是其中翘楚。 上世纪8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装饰建筑的影响下，形成了第四代博物馆建筑的主要风格。这类建筑与上一代建筑可谓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非异化的、毫不自以为是的设计理念反对或修正现代主义建筑形式，极力减少精英主义，特别是民粹主义的呈现。这类“后现代主义建筑”，或称“反现代主义建筑”、“现代主义之后建筑”多拥有丰富的色彩、有趣的形状以及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的经典元素。它们看起来就像是礼品盒，让普通人更易于接受并乐于欣赏。 落成于2010年的中国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图④），就是此类“礼品盒建筑”的极致体现。按照其设计师、香港许李严建筑师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迅奇（RoccoYim，1952—）在官方网页上的介绍：“它隐喻了中国传统精雕细琢的宝盒。”由于该馆是以历史文化、艺术、自然为三大主要陈列方向，收藏了不同年代的历史文物，更丰富了“宝盒”的寓意。这类建筑的代表还有德国斯图加特州立绘画馆、日本钏路湿原展望台等。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解构主义建筑引领了第五代博物馆建筑的潮流。博物馆建筑成了反建制、反小资的表达，成了充满挑衅意味的对无政府主义和后末日情怀的宣扬。这类解构主义建筑的“攻击对象”，是中规中矩的现代主义建筑和肤浅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它们通过碎片化、破坏感、非线性的营造方式，形成建筑学设计原则上的变形与移位，最大化了建筑的视觉复杂性。这类建筑的产生，要归因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朋克亚文化（PunkSubculture）的影响，以及上世纪90年代混沌理论（ChaosTheory）的风靡，特别是迈克尔·克莱顿于1990年发表的《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将这一理论带入流行文化领域，催生出仿效不稳定秩序混沌边缘的超复杂建筑设计。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提出的“解构阅读西方哲学”方法，即认为文本没有固定意义，作品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也启发了一部分解构主义建筑师。 比如，美国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1946—)设计的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新馆（图⑤）落成于2009年，被看作是该馆旧馆及多伦多城市的复兴标志。这个看起来非常像当地刚刚发生了地震灾难的建筑，还出现在了悬疑科幻电视连续剧《危机边缘》（Fringe）中。 这类建筑中的佼佼者，还有外形酷似火车事故残骸的德国柏林犹太博物馆，如同坠机现场的法国里昂汇流博物馆，以及“似乎没有人关注展览，却都在关注建筑本身”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需要提醒的是，这类奇美的建筑如果设计不当，可能会毫无美感，只剩奇怪。 到了21世纪，参数式建筑形式的崛起，为第六代博物馆建筑开创了新天地。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和设计软件的兴起，数字时代的建筑已然是高等数学影响的产物。数学比例中的美学、经典的“黄金分割”、微积分的复杂几何形状……这些都称为参数式建筑的启蒙。其中，用来研究各种“空间”在连续性变化下的不变性质的拓扑数学（topology），就对参数式建筑设计影响深远，比如拓扑数学的“连续映射（continuous map）”启发了建筑学界对“连续表面（continuous surface）”的应用。参数式建筑的设计一般只能运用大规模电脑程序来执行，建筑师运用3D模型效果软件设计出超复杂的曲线楼宇外观。而这类以微积分学为程序基础的软件，最早的应用领域是航空产业。 比如，由被誉为“建筑界女魔头”的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Hadid，1950—）在2008年设计的香奈儿移动艺术馆（图⑥），就是通过扭曲起伏的外形，表达着造型线条与形式逻辑的集合。这个“史无前例的旅行展厅”外观设计理念，其实出自于香奈儿的经典款手包形状。2011年，该馆结束了它的环球旅行，捐赠给了在法国巴黎的阿拉伯文化研究中心。同属此类的建筑还有莫比乌斯环状的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沃罗诺伊图状的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以及位于阿联酋迪拜的法拉利主题公园等。 曾有人提出，博物馆是让历史建筑“活”起来的最佳途径。这一观念的形成，与第一、二代博物馆建筑的影响密不可分。但是，对历史建筑的再利用只是博物馆建筑的起源，绝非博物馆建筑的唯一来源。特别是到了今天，博物馆更应该根据它的定位，做出相应的高标准设计。 （作者为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文物保护课程学部主任。原文为英语，由本报记者单颖文翻译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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