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瓷文化】东汉上虞瓷业的兴起(1)

 

 

 

 

 

        东汉中晚期，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烧制出成熟瓷器。成熟瓷器为什么率先在上虞始创？东汉中晚期，上虞的瓷业生产状况如何？东汉时置始宁县与上虞瓷业生产有无关联？始宁县境界域如何划分？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也多有述及，笔者根据调查与思考，谈些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东汉上虞越窑兴起的原因。

　　上虞境内瓷土(石)蕴藏丰富。古窑址分布密集的上浦镇窑寺前、凌湖村，至今一些瓷业公司仍在此取土。窑寺前的窑湖、凌湖村的菱湖相传是古代挖掘瓷泥而成，湖底泥土现在仍是优质的制瓷原料。从未发现古窑址的下管镇长定山，也发现了二长花岗岩风化残积物，矿体长约150米，宽12—20米，由长石、石英及次生绢云母组成，含二氧化硅(SiO2)76.21%。[1]

　　上虞南部是低山丘陵地带，曹娥江自南而北纵贯全境。古代窑业所需的燃料与交通都较丰富与便捷。

　　丰富的瓷土、燃料，便捷的交通，这些都是瓷业生产所必备的条件，然而具备这些条件的岂仅仅是曹娥江中游地区？古代有窑业分布的地方，往往都具备这些基本条件。

　　西汉以来，浙江东部人口增长迅速，东汉时迁入会稽的人口数量更多，汉人笃信灵魂不灭之说，厚葬之风盛行。[2]这些因素也无疑对上虞瓷业的勃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那么瓷器在曹娥江中游地区发源的决定性因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二个主要原因。

　　1、春秋战国，特别是越王句践时期，越国大力发展规模化的农牧手工业生产，当时的政治中心与生产的大后方绍兴、上虞一带的社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历几百年后，到两汉时期，终于厚积薄发，绍兴成了青铜镜的铸造中心，上虞则兴起了青瓷业的生产。

　　越王句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大力发展农牧渔业、手工业，上虞毗邻越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生产的大后方，社会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

　　《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载：“鸡山、豕山者，句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鸡山在锡山南，去县五十里。”又载：“练塘者，句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练塘，各因事名之，去县五十里”。《水经注》卷四○《渐江水注》也载“练塘，勾践练冶铜锡之处，采炭南山，故其间有炭渎”。《越绝书》再载：“稷山者，勾践斋戒台也。”学者曾对这些越国古地名进行多次实地调查考证，认为今东关镇鸡山村的鸡山，联星村的豕山，道墟镇泾口村的稷山以及东关镇的练塘村，其地名、地望及里程与《越绝书》的记载相吻合，这些地方即是《越绝书》所记录的场所。[3]

　　与上虞毗邻的绍兴，则有犬山、白鹿山、葛山。相传范蠡还在今绍兴鉴湖坡塘养鱼。越国出于伐吴的需要，在其大后方绍兴、上虞一带对农牧业进行集约化生产，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规模与效率，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

　　越国对绍兴、上虞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一表象上。这种集约化生产的模式，对上虞瓷业诞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上虞的上浦镇在大湖岙、四峰山四周，密集分布着东汉的古窑址，上浦镇凌湖村、梁湖镇拗花山四周也有大量东汉窑址分布，这种分布与越国农牧业集约化生产有相似之处。规模化生产的好处很显然，就是降低了生产、运输、销售的成本。上虞越窑能破茧而出，并立住脚跟，与这种东汉时窑业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这种规模化生产很可能是小窑业主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松散的联合。

　　2、东汉时，上虞外出求学为仕为宦人数大大增加，同时境内商贸活动渐趋繁盛，这都为上虞越瓷外销打下了扎实基础。

　　有人统计，《后汉书》列传中属吴会(吴郡、会稽郡)人士的有22人，其中属于今浙江境域的有15人，以县域划分，上虞有6人，山阴有5人，上虞人在县一级中所占人数是最多的。[4]著名者有王充、綦毋俊、孟尝、魏朗、朱隽等人。孟政、孟英、孟章、戴就等，也都曾在汉朝官府中为官。

　　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记述了自己的家世。其祖父王汎遇世扰乱，举家欲迁会稽郡城，途经钱塘县，留了下来，以商贩为业，有王蒙、王诵两子。后因与人结怨，离开钱塘，举家迁往上虞。有着商贩经历的王汎，来到上虞后，很可能继续以商贩谋生。朱隽之母尝以贩缯为业，“抱布贸丝”遍及城乡。与上虞毗邻的绍兴，文献也零星载有其商业活动。《列仙传》云蓟子训卖药于会稽市。山阴都亭桥有大市，人们于此为市，相传即蓟子训的卖药处。

　　这些零星的记述，可以窥见秦汉时上虞、绍兴一带商业活动已较其它地方发达。“会稽山阴鲍唐”、“上虞杜氏作镜”这些汉代铭文铜镜也从另一侧面记录证实了当时会稽商贸业的发达。商贸业的发展，为上虞越瓷、会稽铜镜走向外部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瓷业、铜镜业兴起必备的条件。

　　瓷业生产，作为自用应仅占极小一部分，大量产品必须作为商品出售。上虞东汉窑址有57处，占总窑址数1/3强。上虞历年来发掘的两汉墓葬的数量比其它历史时期都要多，但上虞博物馆馆藏东汉青瓷的数量却并不多，这其中当然有东汉时窑场烧造规模不大、馆藏文物主要来源并非考古发掘所得(没收盗掘、走私文物是上虞博物馆馆藏越窑青瓷的最主要来源)等因素，但很显然，东汉时越窑青瓷很大一部分销往其他地区。

　　上虞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上虞各地出土了大量河姆渡文化陶器，在曹娥严村凤凰山发现了商代龙窑。印纹陶与原始瓷器的出土数量众多，这种时断时续的窑业历史，在当时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刺激下，在拥有丰富瓷土、燃料和便捷交通的曹娥江中游地区，在东汉中晚期终于创烧出成熟瓷器。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南北各地的出土资料表明，汉代上虞窑已完全突破封闭型的产销模式而将产品输往其他地区。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深厚的窑业基础和精湛的工艺水平把具有较高商品化程度的上虞窑瓷器生产推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