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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老街巷之楼北大街 楼北大街位于古城内，南起光岳楼，北至北门口，长 500米，宽18米。宋代建城之初，此街称为“北街”，明初在城中心建起光岳楼后，始称“古楼北街”、“楼北大街”，俗称“楼北”。 明初所建城池仿凤凰形状，北门为凤尾，两道城门相对，中间有一座影壁。民间传说，影壁墙上落块瓦，象征凤凰下个蛋，东昌府就出一个状元。清朝顺治三年（1646），影壁墙是否落瓦已无从考证。 但是东昌府出了状元傅以渐。他的故宅就在北门里路东，离这个象征凤凰下蛋的影壁墙仅有百米距离。傅以渐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他的住宅大门朝南，悬匾“相府”，门前街道被称为“相府街”。相府街位于北口到北门口这段大街的中段路东，为东西走向，东通后王园街，宽约五六米之间，民国以后逐渐缩窄，直至消失。傅以渐玄孙傅绳勋，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官至浙江巡抚等职。傅绳勋之弟傅继勋，18岁成拔贡，历任知县、知府，后升为道员、布政使。清末时书法家傅淦、名中医傅斯侨均出自相府大院。现代著名学者、史学家傅斯年是傅以渐的第八世孙。著名历史学家傅乐成、傅乐焕等也是傅氏后代。傅氏显宦、名流辈出，成为东昌名门望族。 
傅氏家族合影，背景为楼北大街相府故宅 
楼北大街相府位置 解放初期，聊城先后成立“平原省运输公司聊城汽车站”和“聊城民营汽车站”，初设于本街南首路东，后移路西。1954年，聊城汽车总站成立，址设原傅氏府宅，大门朝西。初时仅有客车15部，至1966年发展到30部。1968年迁往柳园北路路西。 1977年，在相府大院故址建立聊城汽车技工学校，隶属于山东省公路运输联合公司。 八十年代又改为山东省建筑材料技工学校，九十年代在五里屯建新校区后，此处仍为分校和家属居住区，近年又更名为山东省第二技术学院、山东省工程技师学院。 聊城明清圣旨博物馆的第五道圣旨（编号：135—32）是乾隆三十六年给傅以渐的孙子傅永綍和他妻子的一道圣旨。傅以渐则是清代开国的第一位状元，曾经担任过康熙皇帝的老师，应该说还是很不简单的，而且，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仁义胡同 就是赞美傅以渐的，有一首诗是：“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傅以渐的廉洁，并没有以权谋私，他的七世玄孙是傅斯年，傅斯年是一位学者，也是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学历和见识都很广，还曾经担任过台湾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以及北京大学的代校长，现在我们聊城还有一个傅斯年纪念馆，而且傅家在聊城也是四大家族之一，而且当时出了七品以上的和官员就到一百位以上，这在全国来说是非常的罕见的，傅家是宦官世家，历代当官。 
聊城明清圣旨博物馆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11月25日，浙江永嘉知县的傅永綍和他的妻子得到了皇帝的恩赏。傅永綍的祖父傅以渐是康熙皇帝的老师。傅永綍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中了举人，被任命为山东泰安府平阴县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因政绩优异，很快被提升为浙江省泰顺县知县。 通过一道圣旨可以透露出相当多的历史信息，从圣旨中可以看出傅永綍任职期间是爱民如子，政绩卓越的。除此之外，傅永綍还长于整治盗贼。那时永嘉、乌程有十一个大盗，横行霸道，祸害百姓。傅永綍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将头目逮捕入狱，其余党或跳海自杀，或逃匿远方。因治盗有功，他又被提升到湖州、温州两地掌管粮运和水利。 圣旨中还对其妻室何氏和杨氏进行了封赠，傅永綍先娶的是何氏，但何氏死的早，后来又娶了杨氏，杨氏博学多才。傅永綍病危时，知道杨氏肯定会为他殉节，于是他把三个孩子托付给了杨氏，希望孩子能让杨氏好好活下去。傅永綍过世后，家境逐渐贫困，杨氏竭力抚养三个孩子。七年后，三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杨氏便在傅永綍的灵柩旁上吊自杀了。清宣统二年（1910年）版的《聊城县志·人物志》中特别表彰杨氏为“孝妇”。 
诰封封傅绳勋（工部候补主事）之父母的圣旨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傅以渐傅斯年家族
傅氏家族兴盛于清代初年，逐步发展成为聊城的名门望族。傅氏远祖名叫傅回祖，原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省永丰县)，明朝宪宗成化年间出任山东冠县县令，当时聊城为东昌府府治，冠县为其属县。傅回祖生有七子，任满返回故乡，其夫人李氏不愿随行，于是傅回祖便携四子南归，留其三子侍奉夫人，这三子一居冠县，一居博平，一子名傅祥，居聊城。当时聊城正是经济文化发展上升时期，大运河穿城东而过，北通京师，南达三吴，是当时经济发达地区。傅祥及其子孙，借重聊城的经济优势，靠经商起家，他出身官宦家庭，本人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且处于浓重的八股文化环境之中，因此，十分重视诗书传家，督责子孙攻读举子之业，学习八股文，每每亲自“口授章句”，并“引古人及郡先达”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建立功业，故而傅氏家族逐渐形成了诗书传家的传统，代代相继。
傅祥五传到傅以渐，终于振兴了傅氏家族，奠定了傅氏名门望族的基础。傅以渐字于磬，号星岩，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公元1609)年，7岁入塾馆受经书，曾从师于当时名儒孙兴，明义理之学。由于明朝末年宦官专权，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科场舞弊成风，傅以渐直到35岁仍未取得任何功名。1644年，江山易姓，清廷入主中原，为了搜罗人才，笼络士人，入关的第二年，便恢复科举制度。傅以渐投身科场，乡试中举，翌年(1646年)入京会试，得中贡士。殿试对策时被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授内宏文院修撰，后累次迁升，1654年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为国史院大学士。1658年，清仿明制改内三院(内宏文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为内阁，逐步确立三殿三阁制，授傅以渐为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职衔，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为示恩宠，顺治帝又封赠傅以渐的曾祖父傅谕、祖父傅天荣、父亲傅恩敬俱为光禄大夫。少保加太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之勋号。自此以后，聊城傅氏便荣冠当世，泽及后代，成为鲁西的名门望族。据历史记载:傅以渐“方面丰颐，颏下多髯，伟腰大腹”，居官尚称清廉，“每闻百姓疾苦，若切于身，闾里有义举，必赞成之。自处无异寒素，汲奖寒素，惟恐不及，未尝有疾言遽”。但是其七世孙，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成人后，从不向人提及他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为荣，其原因是傅以渐在明清易鼎之际，出仕清朝，有违汉族士人的民族气节。
傅以渐以后，傅氏成为典型的官宦世家，获取功名，中举人、进士、为痒生、太学生者不下百余人，在朝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傅以渐三传至傅绳勋，号秋屏，其弟傅继勋，号湘屏。
傅绳勋兄弟时代是傅氏家族又一个辉煌时代，傅绳勋是清嘉庆十九(1814)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军机处章京，后外放曾任浙江、江西、江苏等省巡抚，咸丰元年(1851年)辞官返乡。太平天国起义，聊城宋景诗起义呼应，傅绳勋奉朝廷圣旨任“督办山东团练大臣”，事后咸丰皇帝下诏重新起用，而傅绳勋却“称病”未起，讲学于济南“泺源书院”和聊城“启文书院”，直至82岁去世。傅绳勋长期任职于江浙运河流域，担任封疆大吏，晚年讲学于聊城，对聊城与南方各地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做出了贡献。
傅继勋道光年间拔贡，长期任职于安徽省，以清正廉明、慈祥化民著称，曾以四句格言劝勉当地士绅学子:“贵莫过于为圣贤，富莫过于蓄道德，贫莫过于不闻道，贱莫过于不知耻。”他与当时许多名臣都有密切联系，清末名臣李鸿章、丁宝珍等是他的门生，马新贻等人则受其提携。太平天国起义后，因与巡抚翁同书政见不和辞职，潜归聊城。回归家乡后与其兄傅绳勋致力地方文化建设。傅绳勋八子，继勋七子，多数有功名，任职各地，“或以诗文书画名世，或以武技见称，可谓满门俊逸。”
傅继勋第三子傅淦，字笠泉，是傅斯年的祖父，也是对傅斯年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士。傅淦字笠泉，生于道光二十五(1845)年，少负才名，博通经史， 工诗书画，尤以书法知名，且文武双全，又精通医道。同治十二(1873)年拔贡，但他自甘淡泊，不乐仕进，到得贡生资格后，便绝意仕途，终生不参加科试。平生性情友善，重孝悌，且好交游，乐善好施，赴义唯恐后人。傅淦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三，析籍分家时，他将祖上的楼房全部让给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马厩。此可看出他的作风和气度。傅淦娶山东潍县人、后官至江西巡抚的陈阡之女陈梅为妻。陈阡官至江西巡抚，给女儿的嫁妆颇丰，但傅淦书生本色，轻财重义，不善理家，又无固定收入，分家以后，坐吃山。婚后不久，长子旭安出世，接着次、三子相继出世，人增物耗，家财日减，日趋没落。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违心地出外谋职以养家。正好，此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来信让傅淦去天津，打算为这位世弟安排一个职务。傅淦接信后考虑再三，决意去天津一次。他到天津去督署见李鸿章时，适值李鸿章有紧急公务，只安排他住安徽会馆，准备处理完公务，第二天同他面晤。傅淦甚不高兴，以为慢待自己，次日一早便不辞而别。李鸿章第二天去安徽会馆寻他不见，才知已回山东，气得顿足叹气。
傅淦自此不再外游，或教塾馆挣钱养家糊口，或靠卖字画换些润笔贴补家计。无奈杯水车薪，加上不善谋计，随意使用，不够便典卖夫人嫁妆，夫人嫁妆虽丰，但不到几年也几乎典卖一空，从此更是入不敷出，家境进一步衰落。
傅淦痛恨政治黑暗，不愿入仕，颇有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政治态度。他有一次出外游历，行至山西介休，有两个宦官充军西北，道经此地，其中一个忽染重病，求傅淦诊治，他拒绝说:“生平不为无鸟之人看病”。另一宦官长跪哀求，他不得已答应。病愈后，宦官赠他银两，他把银子从门中掷出，并且说:“生平不要无鸟者之钱”。之所以如此，是他以为历代弊政，许多是因宦官干政而致，而明清两代后期尤甚，因此痛恨宦官。由此事看出，痛恨宦官干政是傅淦淡泊功名的原因之一，不满清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不愿为之效力，恐怕是更深层的原因。傅淦继承傅氏家族的家风最主要表现在对其长孙傅斯年的幼年教育。
傅斯年不满五岁，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入了私塾，并且选了最好的塾馆.傅斯年的启蒙先生孙达宸，也是一名拔贡，学问好，有文才，教书认真且教学有方，他一生教出的学生获取秀才以上功名者多达40余人.其塾馆设在聊城古楼街北头路东，距傅斯年家约四、五百米，步行上学比较方便。在孙氏塾馆读了一段时间后，与傅家有世谊的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因朱家离傅家更近，加上世交，于是傅斯年与朱家子弟朱笠升一起，转入朱家塾馆就读。傅斯年放学回家后，其祖父则在家课读，督导他读书习字，不准其有丝毫懈怠。
傅淦对早年傅斯年的教诲，对傅斯年一生影响甚巨。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等人品与作风都深受其祖父影响。
傅斯年在传承传统文化和家族思想理念方面受其母亲影响较大。傅斯年母亲姓李，闺名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贺家海人。她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识字不多，但却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贤孝识大体。傅斯年父亲病逝，李夫人既要孝养高年公婆，又要抚育幼年双子，家境日趋贫寒，可以说克勤克俭，备尝艰辛。但李夫人颇有器识，一身承荷家庭重担，百般筹划，维持全家生活。由于傅旭安生前为人仁厚，待遇友朋学生以恩义相接，去世后，友朋学生对傅家颇为关心。他们共同凑集一部分钱，托傅旭安的两个学生周祖澜、范玉波二先生代存生息，维持傅氏家计。弟子们感念傅旭安生前恩德，每年春节前，相约派一人来聊城，给师母送来一些春节所需食物
用品，并在聊城的商号里为傅斯年存一些银两以贴补来年家用。李夫人一家五口，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单靠这些实不敷家用，尽管她精打细算，百般节省，生活仍日益窘迫，难以维持。有时万不得已，她便从颓垣断壁中拆一些砖瓦变卖，但这些都只能解决一时急需，不能作为长久的生活来源。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如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到了后来，房屋破旧损坏，亦无力修补。记载，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着幼子，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其家庭状况可见一斑。即便如此，李夫人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一切费用无论如何困难自己也一力承担，不使兄弟二人失学，并母兼父职，督责甚严兄弟如有过错，立予责罚，形成了无上的权威。直到傅斯年成以后，李夫人一旦发怒，傅斯年便长跪不起，李夫人息怒后，傅斯年才温言劝说解释。
李夫人娘家在乡村，有时傅斯年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小住，因而对农村的生活有所体验，对贫困农民的生活有较详细的了解.十几年后，他撰写了《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就是他这个时期的观察和了解之所得，也是他后来积极提倡社会革命、改造国民性、推行农村改革教育思想的基础。他在文中强调:“我虽是山东人，过了儿童时代，即不常在山东住，而且东部各县的情况我是茫然，我只对于济南以西和北的地方曾亲身观察过，所以我现在专记山东一部分的社会的一部分——农民社会——所说是我直接得到的知识”。他在文章中对鲁西一带农民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如他对农民一天的生活记述说：
“一个农夫在农作时的日生活如下：晨五时起来，整备好用畜和用具，赶紧吃了早饭(或不吃，待人送)，赶到地上，工作到午；家里的人把午饭用罐子送去，就地吃了，再工作到四时，忙时乃至六七时；回家，吃晚饭，趁空磨面、碾米；八九时就寝；但夜间以须饲牲畜之故，起来三四次。在收获时，有时须借月光在田中或场上劳动，必在地头上睡觉，所以劳动的时间竟达二十余小时。若当恰恰成熟时，怕被人偷或天气改变，便彻夜不眠。一个农妇的一日生活如下：晨四五时起来，煮饭，饭后洗濯器具。午间又是如此一遍。晚餐时又是如此一遍。有小儿女的自然要伺应他。不过除吃好奶时，都是用布束着，放在一旁，有时放在沙土布袋里。到四五岁时，就全不管了；七八岁时，便要帮大人工作了。农妇管田地以外的一切农家事务，除造自己的衣食之外，还有晒菜、磨面、喂猪等等职务。’ 纺线、织粗布、缫丝、编帽辫，都是整日彻夜的工作。”农民除春节能休息几天外，一年到头如此，一生如此，并且永远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制造场，如鞋、帽、染衣、弹棉、织、纺、编筐、制咸菜，甚至油酱酒醋都皆不取给于家外。所以农民的生活时常一身兼备农工商，行贾，是极不分工的生活。”几千年来，农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养成了农民的愚昧、保守，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要通过教育，歪高农民的基本素质。傅斯年幼年时对农民生活的真切了解，成为他日后提倡社会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思源渊源。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字佰隽，号晓麓，生于1866年。自幼勤学好问，攻举子之业，性仁厚，有文名。光绪甲午(1894)年乡试中举。因家庭经济窘迫，为全家生活计，谋职养家，没有人仕，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靠其束修维持家计。傅旭安既为人师，不仅知识渊博，对学生教诲有方，而且尤能极力扶掖生活贫苦的学生，使其不因家贫而辍学，因此得到学生们的普遍尊敬，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但不幸的是，傅旭安中年病殁，1904年死于任所，是年傅斯年仅9岁，其弟傅斯岩仅出生7个月。可以说傅斯年父亲对其一生影响甚微。可是，傅斯年父亲生前结成的一滚特殊的师生因缘，却对傅斯年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以前，有一次在聊城街上闲逛，步入一家商店，此店顾客不多，冷冷清清，一位青年学徒正在那里专心读书。傅旭安上前一看，此人眉清目秀，谈吐文雅，便与之闲聊了一会，知其姓侯，名延塽，字雪舫，是东平县大羊村人，因家境贫寒，奉后母之命来聊城这家商店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学问已有一定功底。交谈之后，傅旭安对侯延的塽遭遇深表同情，对他矢志苦学的精神颇为感佩，从此二人开始来往。1899年，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便让侯延塽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自己代为解决。侯延意塽外得到这样一个读书的机会，自然更加刻苦自励。苦读了3年，参加光绪壬寅年乡试，得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于刑部主事。侯延塽本是重情义之人，对恩师的提携诱掖之恩更是铭记在心。他第一次回乡省亲，专去龙山书院拜望恩师，才得知傅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他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并亲到恩师墓祭拜。他在傅旭安墓前自誓，以培养恩师的两位公子为己任，决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当年知遇之情。
侯延塽年长傅斯年25岁，视傅斯年为子弟。经与傅斯年交谈，发现傅斯年不仅天资甚高，记忆力强，而且已经读了许多书，国学已有了功底，是一可堪造就的少年，更是欢喜无限。侯延深塽深意识到：当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学兴起，并且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方向，聊城地处偏僻，傅斯年如长期呆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便有可能耽误学业，影响前程。因此，只资助他一些钱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于是他产生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他返京路过天津，同几位朋友——天津《大公报》经理英敛之、傅淦的学生孔繁淦等人，谈到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几位朋友传阅。大家都很赏识傅斯年的才华，力劝侯延塽把这孩子带到天津来，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并愿意提供方便。侯延塽又从天津返回聊城，向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等人经过考虑和商议，同意了侯延塽的意见。傅斯年虽年龄尚小，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除了对祖父、母亲尚有依恋，自然愿意出外求学，于是遂成定议。1908年冬，傅斯年离别了故乡，随侯延壤到了天津，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这次转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学业与人生发展的方向。
侯延塽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面一直关心着他。侯延塽虽然是清末进士和官僚，但思想并不保守，而是与时俱进的。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思想，不断追求进步，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1月，他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出任哈尔滨中国银行行长兼海关总督。他对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傅斯年在天津求学期间，侯延塽经常写信给傅斯年，有机会路过天津一定停留，教诲傅斯年要多学新知识，关心国家与社会。傅斯年对侯延塽的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关心终生感念不已，以父执事之，他成年后曾对人感慨万端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的确，侯延塽在傅斯年人生攀登的道路上为之构架了一个阶梯。
追述侯延塽对傅斯年一生为人与处世的影响，远不止将其带出聊城，为其接受新知识、开拓新视野创造了条件。侯延塽辛亥革命以后回山东工作，长期担任山东省议会议员，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人诚挚侠义，他对傅斯年兄弟一直视为子侄和学生，斯年兄弟则“以父执事之”。傅斯年于北京在学读书、出国留学直至回国工作，侯延塽与傅斯年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或以书信或当面进行训示和教诲。傅斯年留学期间致信何思源、罗家伦时曾说：
“连接家信及雪舫先生信，大加责言。”说明他与侯延塽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傅斯年的同学、同事毛子水在为傅斯年写传时也特别指出：“傅先生幼时文史的根柢，除他的祖父外，受到侯先生培养的益处很多。就是他生平乐于帮助故人的子弟，恐怕侯先生的榜样亦不会没有几分影响的。” )傅斯年的品格和作风，应该说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侯延塽的影响。
傅以渐，字于磐，号星岩，1608年10月13日生于历史文化名城——山东聊城。因七世祖傅回于明朝成化年间从江西永丰来东昌府（聊城）任冠县令，故定居聊城。傅以渐幼年聪明过人，3岁能诵书、五岁熟读经史、十岁工属文，博览群书，勤学不辍，终成大器。 1646年4月30日（清世祖顺治三年三月十五日），清廷举行开国后第一次殿试，傅以渐被取为首科状元。因为是清朝开科后的第一个状元，傅以渐颇得顺治皇帝器重，至1654年（顺治十一年）即升迁为内秘书院大学士。 1655年（顺治十二年）加太子太保衔，亲自教授康熙“四书”“五经”、天文、历法、兵、农、漕等中国传统文化和做人的道理，对康熙皇帝从政后的作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傅以渐本人不高且胖，不善骑马，且骑驴。顺治恩准他可骑驴进出午门，有时年幼的康熙为其赶驴。一日此情被顺治皇帝看见，大笑不止。不几日傅以渐接到皇帝亲赐一卷画轴，御笔为他绘制了一副《状元骑驴图》，上题一诗： 云龙山下试春衣， 放鹤亭前送夕晖。
一色杏花红十里， 状元归去驴如飞。 这原是宋代苏轼《题云龙山放鹤亭》的一首诗，顺治将原诗中“状元归去马如飞”改为“驴如飞”，赠给了傅以渐。 后来康熙南巡途经聊城，曾到光岳楼北街路东的傅以渐故居凭吊，并为之题写了“相府”、“状元及第”的金字匾额，以及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横批“圣朝元老”等，并留下了刻有“忠朴清慎”、“文行端良”的“圣旨碑”。 1656年初,傅以渐向顺治陈述有关国计民生的三件大事，均符合当时的国情和顺治意图。傅以渐对人才非常重视。顺治十五年他任会试主考官期间，惟恐辜负了举子们的心血，日夜不息操劳考务。过度的紧张劳累，使他得了重病。他的这种精神，连皇帝也为之感动，说傅以渐“恪勤职业,股肱竭力”并加封由国史院大学士改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进阶光禄大傅以夫。 渐以状元而居相位，他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以勤政清廉著称于世。1657年（顺治十四年）冬，因皇太后生病，两月内积压奏疏800余件，傅以渐奉旨代拟批阅，于三日之内处理完毕，受到顺治皇帝奖誉。 1658年（顺治十五年），清廷参照明代官制改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为内阁，大学士改加殿、阁衔，傅以渐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他多次因病请求辞职都未获顺治皇帝批准，至1665年（清圣祖康熙四年）去世，时年56岁。 傅以渐一生为官，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以清勤著称于世。他学识广博，精通经史，工于诗文，学者称星岩先生。除上述著述外，还著有《贞固斋诗集》等。他曾先后充任《明史》、《清太宗实录》纂修官，《太祖圣训》、《太宗圣训》及《通鉴全书》总裁官。他还曾承旨撰《内则衍义》十六卷，核定户部进呈的《赋役全书》，为《资政要览》作后序，与左庶子曹本荣合撰《易经通注》一书。 傅氏家族在聊城享有盛名，一直保持着诗书传统，后来，傅以渐的七世孙傅斯年也成为知名学者。
傅以渐骑驴驴如飞
傅以渐（1609年-1655年），字于磐，号星严，山东聊城人。清入关后举行第一次科考，通过殿试，傅以渐被取为首科状元，授弘文院修撰。 少年时期的傅以渐就苦读诗文，才学出众，聪明过人，闻名十里八乡。在一个深秋季节的中午，他一手提着绫扇，一手提着书卷，肩披皮袄，前往城北花园树下攻读诗文。从运河边一家茶棚附近路过时，正遇棚下一伙从江南去京城赶考的书生在此处歇脚饮酒作乐，见傅以渐这位少年打扮有些古怪，觉得诧异：“为何秋季着冬装？”疑惑间，其中一人戏谑地说了一句：“穿冬衣，扇夏扇，糊涂春秋。” 傅以渐听了感到有些刺耳，便走至棚前也高声嚷道：“坐南船，喝北酒，不识东西。” 棚下一人趁酒兴站起来答腔道：“我们江南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是出才子的地方，山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路没三里的直路，河没有三里的直河，又怎能辨别东西南北？我们习惯于前后左右，又有何妨？” 年幼的傅以渐也随口答道：“我们江北，地处平原，湖光山色胜似江南，凤凰不落无宝之地，这东昌府堪称‘凤凰城’，东昌府三件宝，铁塔、古楼、玉皇皋，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读书之人废寝忘食，专心致志，不管皇历上是初一、十五，还是春夏秋冬，又有什么不好？” 说完，双方觉得各说有理，哈哈大笑起来。 傅以渐是竭诚尽忠的贤臣良相，也称得起廉洁奉公的清官，史料记载他“位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浣，无异寒素”。他在朝中虽官居显耀，却以简朴无华著称。别的官员骑马坐轿上朝，他却只骑一头毛驴。有人耻笑他：“自古只骏马进朝门，现在毛驴也想上金殿。”他一笑置之，不予理睬。顺治皇帝恩准他可骑驴进出午门，有时他的学生、年幼的康熙为其赶驴。一日此情被顺治皇帝看见，大笑不止。不几日傅以渐接到皇帝亲赐一卷画轴，御笔为他绘制了一副《状元骑驴图》，上题一诗：“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夕晖。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驴如飞。”这原是宋代苏轼的一首《题云龙山放鹤亭》诗，顺治将原诗中“状元归去马如飞”改为“驴如飞”，赠给了傅以渐。后人也借题发挥，曾有演绎诗一首：“阁老骑驴来玉殿，康熙引缰走在前。若非太保展雄才，清鼎岂能安如山。” 后来傅以渐致仕在家，经常拿出顺治帝为他绘的骑驴小像审度。一头黑灰色毛驴，缰绳是顺治拎着；康熙则如顽童，持鞭催驴儿在后；他却像南极仙翁稳骑驴背。每次他看了又看，都不由一阵好笑。有一次，傅以渐看了画之后，吩咐书童研磨，操笔在手，在御印旁题字一行：“阁老骑驴，皇帝拎缰。天子赶脚，悠哉悠哉。” 傅以渐待人和蔼可亲，从不颐指气使疾言厉色，在生活上也保持着节俭的习惯。一日，在京城为官的他收到家中来信，说家中因为一墙之宽墙基地与邻人发生争执，打了官司，要他出面说话。当时县官也因事情涉及到朝中重臣不敢贸然处理，也写信给傅以渐询问此案如何断。不久，傅以渐的家中收到了回信，傅以渐在信中只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傅以渐发了话，官司不能再打了，傅家主动将宅基线退让了三尺，邻居深受感动，也将宅基线退让了三尺，这样就空出一条六尺宽的胡同。为称赞此举，县官挥笔为这条胡同题名“仁义胡同”。 康熙皇帝在位南巡时，曾几次登临聊城，为感念恩师傅以渐，除对其后人封赏外，还亲笔为其祖宅相府题赠对联一副：“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横批“圣朝元老”。 傅氏祠堂位于聊城市东关街路北，傅以渐撰傅氏宗祠“版筑堂”通用联：“版筑垣亭古；有德世泽长。”上联中“版筑”，典指傅姓得姓始祖傅说（音悦）事典。商朝到商高宗武丁继位时，国力微弱。武丁决定振兴朝纲，可是朝中却找不到一个能协助他改革国政的大臣，为此他一直忧虑。一日晚，武丁梦见一个叫说的圣人，此人状如囚徒模样，却口称腹有良谋。武丁笑醒后，命人按梦中模样四处寻访。结果在一个叫傅岩的地方找到一个叫说的奴隶，他们把他带回朝中。说给武丁提了不少治国建议，武丁便任命说为宰相。说执政以后，修政行德，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武丁在位59年，在说的辅佐下，商朝后期达到了极盛，武丁也因此被誉为“中兴明主”。因说曾居于傅岩，所以称他傅说，傅说就成为傅姓的得姓始祖。 山东聊城清代状元傅以渐祖宅相府联：“赫赫阴功，泽庇百年状元后；煌煌诰命，同称三代宰相家。”横批“一品三世”。 山东聊城傅家坟（清代状元傅以渐祖茔）牌坊联：“浩浩阴功，千年笃佑状元后；煌煌诰命，三代同称宰相家。”横批“皇恩宠赐”。 傅家是名门望族，傅以渐以后，傅家举人、进士辈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县者更有多人，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但是说“一品三世”、“三代同称宰相家”，尚有待考证。 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 年) 丙戌科到光绪三十年(1904 年) 甲辰科止，258 年间共开科112 次，取状元114 名(顺治九年与顺治十二年的两科，满、汉分榜各取2 名)。其中仅山东就有21 人，而清朝开国后的第一位状元则是山东聊城的傅以渐。 傅以渐，字于磐，号星岩，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10 月13 日)出生于山东东昌府聊城傅家庄(今聊城市东昌府区)。傅以渐幼年家境清贫，但他天资聪慧，“3 岁能诵书，5 岁熟读经史不遗一字，10 岁工属文，博极群书。” 清顺治二年(1645 年)，顺治采纳了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仿照明制开科取士。35 岁的傅以渐以老童生的身份打起精神再度投身科场。摄政王多尔衮第一次代行皇帝之职在重华殿出的题目是“王道之始也”，要求在大清如何整顿吏治、民风返朴、满汉同心、网罗人才四方面应答。傅以渐无所隐讳，对答如流。顺治大喜，御笔亲点他为第一甲第一名，时年37 岁的傅以渐成为清代开国后的首科状元。 傅以渐品正才厚，处事精细，谨慎认真，深得皇帝信赖，“凡机务大政均与其磋商”。顺治八年(1651 年)，傅以渐任国史院侍讲期间，发现明末盛行江南的文字狱非常严重，即奏请皇上，力挽狂澜，平息了这场灾难，解救了大批文人。 傅以渐一生为官，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以勤政著称于世，是一位竭诚尽忠的贤臣良相。傅以渐中状元时顺治才8 岁，作为顺治钦赐“状元桂冠” 的他，实际上成了顺治的授业老师。清初，南部边陲仍在打仗，因国库财源枯竭，地方富绅只要出钱就能买到官位，从而造成了吏治腐败；还有的官吏为升迁只讨好上司，不考虑百姓利益的行为，常常引起纠纷甚至民变。对此，傅以渐建议，每3 年考核官吏一次，后成为律条，保护了民众的利益，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清《东华录》记载，顺治十四年(1657 年)，中国历史上先后发生了多次科场舞弊案，多名考官被处死，负责处理这些案件的部分刑部官员也因渎职、失职、行政不作为而受到处分。顺治十五年(1658 年)，傅以渐受命主持会试大考。期间，备受压力的傅以渐惟恐辜负了举子们的心血，殚精竭虑，日夜不息操劳考务。过度的紧张劳累，使他病至吐血。傅以渐上疏乞归。皇帝降旨说：“知卿偶恙，著力疾料理闱事。”傅以渐带病主考完会试，选拔贡生400 余名。皇帝也为之感动，说傅以渐“恪勤职业，股肱竭力。” 傅以渐官高位显，荣禄极致，却清廉节俭，简朴无华。《聊城县志》称傅以渐“位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汗，与寒素无异。”又说：“每闻百姓疾苦，若切于身；阊里有义举，必赞成之。汲奖后进，唯恐不及。”别的官员骑马坐轿上朝，他却以驴代步，一仆牵缰，来往于宫廷和家庭之间。顺治偶见，感动不已。不几日，御笔为他绘制了一幅《状元骑驴图》，并将宋代苏轼《题云龙山放鹤亭》诗末句中的“马”字改为“驴”字后题上：“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夕晖。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驴如飞。”赠与傅以渐。 傅以渐一生中处事公正，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康熙年间，傅以渐家人在聊城东关家庙拓修建设时，因宅基地与邻居产生纠纷打了官司。因此事涉及到朝中重臣，问案的地方官不敢贸然处理。傅家人便给时任国史院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傅以渐写信，一则说明原委，二则让他出面说话尽快打赢官司。不久，傅家人就收到回信，信中只有四句话：是匪来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读后，深知其意，作为官宦人家，不能以势压人，而应以仁义为重。官司不能再打了，便将宅墙退让三尺，并主动找邻居道歉。邻居看到相府人家如此仁义，十分感动，也主动退让三尺。于是便形成了傅氏祠堂(现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大街111 号傅斯年陈列馆)东邻一条6 尺宽的胡同。后来，康熙皇帝南巡路过聊城，知道此事后挥笔题写了“仁义胡同”4 个字。傅以渐公正处事，严格要求家人，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被后人传为美谈。 傅以渐一生学识广博，精通经史，兼工诗文，著述甚丰，可谓“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的知名学者和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傅以渐曾纂修《明史》、《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主编《清太祖、太宗两朝圣训》、《通鉴全书》等。据清国史院大学士杜立德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傅以渐天文、律、历、兵、农、漕、马诸大政多有编撰，至于经史诸子，素所优者。又刻《太史名篇》及《中规篇》行世。” 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第一状元，是康熙的启蒙老师。康熙曾为其祖宅题词“传胪[殿试以后由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他的曾祖傅继勋是清朝名臣李鸿章、丁宝桢的老师。他的父亲傅旭安曾任东平龙山书院院长。傅斯年六岁进入私塾，十一岁读完《十三经》，是 “五四”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广泛涉猎西方科学教育、文化典籍。这些使他形成了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
抗战胜利后，大学复员的时候，本来是要让傅斯年当北京大学校长的，他觉得胡适更合适，就推荐胡适。胡适在美国一时回不来，他说那我就当代理校长，等胡先生回来就交给胡先生当。这个人办事很有魄力，很果断，当了代校长以后，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理由是当年抗战爆发后，学校要求能走的教授都走，发给路费，你不走可以，但不能在敌伪办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这就是伪教授。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他对那些留在敌伪统治区、觍颜事敌的教授太痛恨了。还有一个理由，他说，他这是要给胡先生当校长铺平道路，难事自己来做。这就叫有担当。傅斯年学问好，办事能力也强。他是胡适的学生，胡适就很佩服他的办事能力，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能做最细密的绣花工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本领，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
抗战开始后，因为他的名望和地位，当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相当于战时国会议员吧。这期间他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就是把行政院长孔祥熙赶下台。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还是比较廉洁的，到了抗战后期，就开始腐败了。最有名的案子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美金公债案。傅斯年知道了这个案子，决定在参政会上提议案揭发。蒋介石知道了，让陈布雷以老报人的资格跟傅斯年谈谈，说这样做对中国的形象不利，他听从了陈的劝告，表示不提议案，但一定要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
说到做到，果然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张群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施政报告后，傅斯年就提出他的质询。对傅斯年的质询，财政部的答复，有些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有些坚决否认。蒋介石怕事情闹大，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为孔祥熙说情，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说：“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当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最终免了孔祥熙的行政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之职。事情过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只有读书人保持气节，才能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出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他这样做，全是基于一个读书人的良知，一个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文天祥说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真可以说是做到“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了。
一九四九年，傅斯年随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他当台大校长，在整顿台大校风上下了大力气，他曾在报上说：“我现在运用我曾三次在报纸上披露的一段话重说一遍，就是假如有人发现我，或是其他台大主持人，以人情收容任何一个学生，那么我们便是作弊，应该受国法的惩罚，并受社会的制裁。”同时在校长室门旁写着这样一行大字：“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五岁。
这个人可说一生清贫，身无长物。临死前一两年，他的西装旧了，看见朋友买了套新西装，样式很好看，也想买一套，一听价钱很贵，就不买了。一个大学校长，买套好西装不应当算什么事，可他就是买不起。这样的人，真可说做到了孔子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傅家坊自然状况
人口：500 户数:140户 地理：新县城北十二万里，撤退路以东，面积大约四平方公里。 姓氏构成及比例：全村全部是付姓，三十年前有一户赵姓，现已迁居新疆省，历史名人有据可考的有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及其后续子孙傅诠、傅斯年。 历史典故：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字于磐，号星岩，1608年生于山东聊城。其祖籍是武城县傅家坊村。 武城县傅家坊傅氏保存的《武城县傅家坊傅氏支谱》中的《先德事迹》中，记载了其15世祖傅殿元为水灾案胜诉并与东昌府族联宗一事：清代同治年间连降暴雨，傅家坊一代遭受涝灾，灾情深重。恩县宰乘船来勘查，竟定为轻灾区。廪生、村民傅殿元大为愤慨，立赴东昌府诉讼。不料投呈多次均无回音。傅殿元在客店里长吁短叹，筹思无计。店主人见状便问：“有何难题如此忧苦？”傅殿元便将实情告诉了他，店主想了想说：“我看这事不难办，您可以拜托你的当家子傅阁老，或许可得到帮助。”傅殿元别无他计，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前往投谒。 所谓傅阁老，即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1609～1665），属今聊城东昌府区人。清世祖顺治三年三月十五日 （1646年4月30日），清廷举行开国后第一次殿试，傅以渐中进士，夺清代首科殿试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以渐的袭爵后人名叫傅淦，是有名的贡生，其夫人为巡抚的女儿。傅淦原知自己的傅姓出于恩县，但不知出自恩县何村。傅殿元向傅淦介绍说，在明朝永乐年间迁民时，傅姓始祖自顺天府三河县（今北京通州）前来东昌府旧恩县西北50里，遂取名为傅家庄，即今武城县傅家坊。傅氏二世祖兄弟5人，一祖移居东昌府西南沙镇（今聊城地），一族迁往东海 （今江苏东北一带）。居此土者兄弟3人分居门户。傅淦正是东昌府一支之后。他听了傅殿元介绍的族系后，非常欢欣。傅殿元向他说明来意，傅淦深为其急公好义所感动，立命夫人写信给知府，嘱其秉公办理。知府得信后马上责令恩县知事纠正前案，并亲赴阁老府向傅殿元道歉。 傅以渐出身贫苦，天资聪慧。3岁能诵书，5岁熟读经史，10岁工属文，博览群书，勤学不辍，终成大器。因为傅以渐是清朝开科后的第一个状元，颇得顺治皇帝器重，至1654年，即升迁为内秘书院大学士。1655年，傅以渐加太子太保衔，教授康熙“四书”“五经”、天文、历法、兵、农、漕等，对康熙帝从政后的作为有着直接的影响。 傅以渐本人矮且胖，不善骑马。顺治帝恩准他可骑驴进出午门，有时年幼的康熙为其赶驴。一日，此情被顺治帝看见，大笑不止。不几日，傅以渐接到皇帝亲赐画轴——御笔为他绘制了一副《状元骑驴图》，上题一诗： 云龙山下试春衣， 放鹤亭前送夕晖。 一色杏花红十里， 状元归去驴如飞。 这原是宋代苏轼 《题云龙山放鹤亭》的一首诗，顺治帝将原诗中“状元归去马如飞”改为“驴如飞”，赠给了傅以渐。 后来康熙南巡途经聊城，曾到光岳楼北街路东的傅以渐故居凭吊，并为之题写了“相府”“状元府第”的金匾，以及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横批“圣朝元老”等，并留下刻有“忠朴清慎”“文行端良”的“圣旨碑”。 1656年初，傅以渐向顺治帝陈述有关国计民生的3件大事，均符合国情和帝意。傅以渐对人才非常重视。顺治十五年（1658年）他任会试主考官期间，惟恐辜负举子们的心血，日夜不息操劳考务。过度的紧张劳累，使他得了重病。他的这种精神，连皇帝也为之感动，说傅以渐“恪勤职业，股肱竭力”，加封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进阶光禄大夫。 傅以渐以状元而居相位，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以勤政清廉著称于世。1657年冬，因皇太后生病，两月内积压奏疏800余件，傅以渐奉旨代拟批阅，3日内处理完毕，受到顺治帝奖誉。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参照明代官制改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为内阁，大学士改加殿、阁衔，傅以渐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他多次因病请求辞职都未获顺治皇帝批准。顺治十八年正月，清圣祖康熙帝即位，傅以渐再次上疏乞归，遂解任回原籍。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去世，葬于聊城傅家坟。 傅以渐学识广博，精通经史，工于诗文，学者称星岩先生。他曾先后充任 《明史》、《清太宗实录》纂修官，《太祖圣训》、《太宗圣训》及《通鉴全书》总裁官。他还曾承旨撰《内则衍义》十六卷，核定户部进呈的 《赋役全书》，为《资政要览》作后序，与左庶子曹本荣合撰《易经通注》一书。除上述著述外，还著有《贞固斋诗集》等。 傅氏家族在聊城享有盛名。傅以渐七世孙傅斯年为知名学者，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23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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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昌府的官府与大家府第 | 聊城的“傅氏先茔”与“傅状元茔” | | 聊城的“傅氏先茔”与“傅状元茔”，即傅以渐及其家族之墓地。
傅以渐（1609—1665），字于磐，号星岩，清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正一品宰相。傅氏家族是名声显赫的望族，有清一代，科第联翩，人才济济，代不乏人。其中傅绳勋于嘉庆十九年（1814）考取第二甲第47名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官至江苏巡抚、山东团练大臣，诰授荣禄大夫，从一品封疆大吏。傅绳勋的胞弟傅继勋，道光五年（1825）拔贡，朝考一等，分发安徽，历任庐江、东流、歙县、合肥等县知县，官至布政使，清代名臣李鸿章、丁宝桢都是傅继勋的门生。民国年间，著名史学家傅斯年、秦汉隋唐五代史专家傅乐成、辽金史专家傅乐焕，均为傅以渐之后裔。
“傅氏先茔”与“傅状元茔”，位于聊城城南原大兴村（今傅家坟村）东南约200米处，与光岳楼相距2.4公里。墓地始建于明朝，至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奉旨重修扩建而成，南北长360米，东西宽120米，占地80亩，茔墙外四周有护茔地40亩，总计120亩。墓地碑石林立，松柏参天，百鸟争鸣，花草丰茂，蔚为壮观。茔门有二，东西并列，间隔距离约五六十米，北向而立，均为单檐歇山顶，高约一丈五尺，每洞北向砌石，南面敷砖。西门石额上镌刻着“傅氏先茔”4个大字，东门石额上镌刻着“傅状元茔”4个大字。门上有茔墙作屏，正面为砌砖花墙，高约2米，东西南三面茔墙高约1.5米。
“傅氏先茔”门前有石狮一对，通高约2.5米。茔门内有一甬道，迎面不远处耸立一牌坊，系重楼三洞式石坊，北向正中檐下上镌横额：“皇恩宠锡”，下镌横额：“一品三世”，主间楹联一对曰：“浩浩阴功千年笃佑状元后，煌煌诰命三代同称宰相家。”南面正中镌额上曰：“祖德长光”，下曰：“修慎叚铭”。北向正顶檐下透雕“十八罗汉”，南向正顶檐下透雕“八仙上寿”，皆有一尺多高，雕镂精工，栩栩如生，且下部有卯榫，可以拆摘。甬道两旁每隔十几米均匀对置华表、石虎、石羊、石马、翁仲。其后是衮龙冠赑屃驮大碑，碑高丈余，趺座面展5尺有余。这是清朝顺治皇帝对傅以渐的父亲（傅思敬）、祖父（傅天荣）、曾祖父（傅谕）的诰赠碑，碑文由大学士李霨撰写。再向后依次是始祖母李孺人、二世祖傅祥、三世祖傅纶、四世祖傅谕之墓。
“傅状元茔”的茔门常年关闭。据说，该家族再有考中状元者方可开此门，故又名曰“喜门”。向前行，路旁对置两通衮龙冠赑屃驮大碑，西面碑上镌刻着“忠朴清慎”4个大字，东面碑上镌刻着“文行端良”4个大字，相传此系康熙皇帝御笔所题，为钦赐圣旨碑。再向前行有一厅堂式建筑，名曰“享堂”。享堂东西长约18米，南北宽约12米，这是举行祭祀礼仪的地方。享堂正厅悬有一匾，横书“享堂”二字，正中有一方印，镌刻着“康熙丁酉年”。由此可以断定：“傅氏先茔”与“傅状元茔”重修扩建而成的时间是康熙五十六年岁次丁酉，即公元1717年。正对享堂前方，又有两通衮龙冠赑屃驮巨碑，一通碑上镌刻着《国史列传·傅以渐传》，另一通碑上镌刻着《傅公家传》。两通碑都建有砖砌碑楼，碑楼高耸，雄伟壮观，显示出陵墓主人的高贵与尊严。两碑之后是傅以渐的神道碑，上书“大学士傅以渐之墓”8个大字，碑前设置石案、石香炉、焚化池。碑后封土为墓冢，墓志铭置放冢内，由大学士杜立德于康熙八年（1669）岁次己酉十一月二十五日撰写。由墓志铭推断：“傅状元茔”建于康熙四年（1665）四月十九日傅以渐病逝不久，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竣工，花费了52年的时间，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与人力。傅以渐的墓冢土高约3.5米，直径七至八米，紧依墓后有一土岭，称为“苫子”，书名“苫块”。最南端有一碑碣，上面镌刻着“后土之神”4字。至于“傅氏先茔”的建造时间则更早，应始于顺治十五年（1658）。
新中国成立后，“傅氏先茔”与“傅状元茔”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令人遗憾的是：1966年秋，即“十年浩劫”之初，在“破四旧、立四新”号召的鼓动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们把“傅氏先茔”与“傅状元茔”彻底毁坏，迄今仅有若干断碑残石，默默在诉说着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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