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在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分割成240块前,从不同角度为它拍摄了照片。这是它的顶视图。 老人虔诚地打开罐子,从里面取出一个湿淋淋的小脑。他用菜刀切下一块后,放进塑料药瓶里。然后,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手,把瓶子递给了一位慕名而来的访客。 这是爱因斯坦的大脑。这个老人便是托马斯.哈维,一个病理学家,在1995年给爱因斯坦的尸体剖检时,取下了他的大脑,而后对其进行拍照,并保存了下来。这之后的几十年间,爱因斯坦的大脑受到万众瞩目。80年代,哈维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给了一些好奇人士,剩下的便装在玻璃饼干罐里。(1994年的纪录片《文物:爱因斯坦的大脑》中提到了这些离奇交易。)90年代末,哈维把爱因斯坦的大脑用特百惠容器装着,带着它走遍全国,想交给爱因斯坦的孙女,却遭到拒绝。最后,他把它还给了普林斯顿大学医院,十多年前,他就在这里施行了尸检。 自那以后,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爱因斯坦支离破碎的大脑及其照片,清数了它的细胞,测量了尺寸,描述了形状,还与普通人的大脑进行了比较。一点儿有异常人之处,都可能成为其天才之处的原因:异想天开的实验想法、灵动的想象力,以及数学与音乐才能。 但是,一些专家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标本的随意性、研究者的痴心妄想,以及人们对智力和大脑之间联系的模糊理解,使得结论很值得商榷。 研究人死后的大脑以揭示其智力状况,是几个世纪以前的老思路了。弗拉德.列宁、沃尔特.惠特曼以及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的大脑都曾被摘取进行研究。 19世纪的科学家曾就这两个问题陷入激烈讨论——是解剖学能反映智力情况,还是应把思想归结于生命力甚至是不朽的灵魂。 今天这样的哲学分歧也依然存在。一些研究者认为,人的智力与大脑中某一区域有关;一些则认为智力与骨相学相关。骨相学是19世纪的一门伪科学,它认为头盖骨上的隆起物可以用于解释人的个性。绰号狗功能性的核磁共振研究,试图通过测量不同时科血流量之间的差别,找到特定的思想过程与某一大脑区域的关系。 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人员十分清楚其研究的争议性。但是,他们相信研究是有理可据的。1985年,伯克利加利福利亚大学的神经系统科学家玛利亚.戴蒙德报告称,爱因斯坦的大脑中有多余的神经质。它们支撑着位于左侧顶叶“思想”神经的运行,左侧顶叶位于左耳后方,掌管着空间关系和数学能力。戴蒙德推测,这“可能反映了,爱因斯坦表现出的过人的概念思维依赖于对这一组织的超强利用”。7年以后,日本大阪的一位研究人员宣称,爱因斯坦的难语症与其大脑中神经质-神经原的比例较高有关。 1999年,神经系统学家桑德拉威特森发现,爱因斯坦大脑顶叶中的皱褶与凹槽的形状十分奇特,这表明它们的发展期很可能比常人的要早。她猜想,这一形状可能与爱因斯坦的视力、空间能力以及数学思维有关。哈维在1996年也与另一名作者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爱因斯坦大脑中的神经原密度较大,它们之间的交换速度可能更快。 最近,弗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迪安法克,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有关大脑研究的论文中,描述了大脑表面。她对哈维拍摄的爱因斯坦大脑的照片进行了研究,并将其与另外85个大脑的表面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了许多有趣现象。例如,在爱因斯坦大脑中控制左手的区域,存在欧米茄迹象与一个多节的褶皱。这一点在弦乐器音乐家的大脑中十分突出。而爱因斯坦正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小提琴家。 问题变得越来越奇怪。爱因斯坦大脑中控制语言能力的布罗卡区异常复杂,控制嘴巴周围面部肌肉的区域却向前突出(这一结果正与爱因斯坦吐舌的照片相契合)。法克发现,爱因斯坦的大脑前庭有多余的褶积,而这被认为是思想实验的一个影响因素。他的大脑中用于接收视觉与空间信息的右顶叶也很大。合著者弗雷德里克.莱波雷猜想,顶叶这一大脑区域是否就是决定爱因斯坦想象时空曲率能力的因素。 “但这些你我都无从证明。我们只是觉得这十分有趣,”莱波雷说,“这个大脑与常人的不同,只是它的主人恰好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饱受争议的天才。” 研究人员认为结果令人兴奋。但佩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特伦斯海恩斯却认为,这些纯属胡说八道。 “如果一开始就带着‘这是一个天才的大脑’的偏见,那么肯定会找到一些特别之处以证实你的偏见。”海恩斯说。他说,在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的作品中,到处都是草率的想法。 今年春天,海恩斯严厉批判了《大脑与认知》上刊载的九篇有关爱因斯坦大脑的文章。戴蒙德有关神经质的研究并不盲目,他指出。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中的神经元密度也比较大,所以哈维的发现的价值值得怀疑。爱因斯坦是否患有难语症我们也不得可知。他还说,法克并未证明爱因斯坦大脑中独特的褶积是基于无规则变化,而非有据可依。 海恩斯并非持此观点的唯一一人。诺丁汉大学的精神病学家莉娜帕拉尼亚帕胺也对比较不同大脑中褶积的行为提出忠告。如果是比较两个不同物种的大脑,褶积较多的确实比较聪明。但是,他指出,还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人类大脑之间的比较。所以爱因斯坦大脑中这些多余的褶积到底代表着什么,还无从得知。 波士顿大学的神经病理学家安.麦基曾对遭受脑震荡足球运动员的慢性创伤型脑部病变发出警报,她说,她对那些认为大脑结构是决定大脑功能唯一因素的研究,持怀疑态度。 这是因为结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神经脉冲在大脑内部互相竞争,时时刻刻与远处或邻近的结构相连。不考虑大脑各区域之间的连系,就如同只从建筑物着手研究曼哈顿的商业情况,而忽视其交通模式。 “神经之间的关系会逐渐消失”,麦基说到,“这些只有功能性研究才能发现,而研究死后的大脑是无法做到的” 霍华德大学的生理学教授马克.伯克说,哈维神奇的切分方式让大脑的研究变得很困难,即使有最公正、最先进的细胞计数技术也难以做到。他回想起当时满怀虔诚去拜访位于马里兰州银泉市的国家健康医药博物馆,最后却失望而归,那儿保存着大部分现存的爱因斯坦大脑。 “我只是善意地摇了摇头,说‘真遗憾,它没有经过系统的切分’”,伯克回忆到。 但是,即使爱因斯坦的大脑完好无损,然后再用现代科学工具进行切分,我们可能也无法判定他的卓越才华到底来自于何处。 哈佛大学的神经学教授艾伯特戈拉伯达认为,即使让爱因斯坦复活,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何他的智力超群。“他的确与众不同,但你却不知头绪,而正因于此,他成了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他说,“也许是因为研究物理学对他的大脑产生了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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