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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认为，《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个著述公正的史学家，除了对王安石新政及历史上若干疑似和王安石新政同类的政改，总不免戴上副有色眼镜外，对大多数史事、历史人物总能给予客观评价。
就拿前秦-前燕间的恩怨为例，前秦丞相王猛是他欣赏的人物，但即便如此，他对王猛使用诈术，试图陷害从前燕避祸来投的吴王慕容垂致死，并最终逼迫慕容垂长子慕容令恐惧逃亡，死于非命的做法，就显得颇不以为然，指出慕容垂“材高功盛，无罪见疑，穷困归秦，未有异心”，前秦天王苻坚对他的高封、厚待，是有政治眼光的高明手段，至于后来慕容垂果然起兵复燕，则是苻坚不顾劝阻发动淝水之战，战败后导致实力折损，国土四分五裂后的结果。
倘没有这样的失误，慕容垂不太可能铤而走险，认为王猛的做法是“市井鬻卖之行，有如嫉其宠而馋之者”，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称赞苻坚不顾王猛建议，继续善待慕容垂是适当举措，就显得颇为通达。
但同样是司马光，在同一部书里却对苻坚宽恕同为前燕降臣的上庸王、太傅慕容评，表示极大不满，认为苻坚的宽大做法是“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是丧失人心的乱政，甚至指出，后来苻坚“功名不遂，容身无所”，落得悲剧下场，和此次错误处置有关。
因为处置一个降臣不当而导致多年后身败名裂，这样的因果逻辑自然太过勉强。但著述公允的司马光之所以对慕容评嗤之以鼻，当然是有道理的。
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慕容评身为前燕亡国之君慕容暐的首辅大臣，更是前燕开国皇帝慕容皝的亲弟弟、前燕宗室行辈最高的尊长，本应成为国家栋梁，但他却不仅贪婪、庸碌，更嫉贤妒能，腐朽妄为，应该为前燕的灭亡负直接责任。
这样一个既贪腐又愚妄的罪魁祸首，“国亡不死，逃遁见擒”，就更是罪加一等，处死这样一个贪腐者，可以告慰刚被占领的前燕国民众，反之则会丧失新征服地区的人心。
史实也的确如此：前秦建元六年（前燕建熙十一年，公元370年）秋，前秦王猛率军攻打前燕，前燕皇帝慕容暐以慕容评为统帅，率军在潞川（今山西潞城东北）与前秦军相持。当时前秦军仅有六万，而慕容评率领前秦“倾国之兵”号称三十万，却畏惧敌人不敢进攻，而是一面深沟高垒，一面“障固山泉、卖樵鬻水”，即将驻地附近的山林、泉水统统划为私人禁区，打柴、汲水的军民都要向他缴税，据说这位大敌当前的最高统帅依靠这种手段，“积钱绢如丘陵”，发了横财，但将士却因此丧失了斗志。
他这种不顾场合、形势，“死了也要贪腐”的行径最终激怒了辈分上算他侄孙的皇帝慕容暐，在后者派遣使臣送到慕容评大营的照书上愤愤写道，慕容评不顾国家社稷而“专务聚敛”，实在愚不可及，“府库之珍货朕岂与王爱之”，倘若一味贪腐导致军心涣散，最终国破家亡，这些聚敛来的财富，又如何能保得住？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著名成语，就是慕容暐这位历史上评价不佳的亡国之君，对这位贪腐到“作死”地步的叔祖父、首辅大臣和最高统帅，所发出的激愤痛彻之语。果不出众人所料，勉强出战的慕容评因丧失人心，三十万军队土崩瓦解，前燕也因此战丧尽主力，不久就覆灭了。
问题是，谁让这样一个“贪腐到作死”的人，爬到足以决定一国生死的高位？或者换言之，谁让慕容评这样的人物，拥有了“作死”的权力？
从史料中不难看出，这位能力平庸、风评不佳的人物早在前燕第一代皇帝慕容皝在位期间，就已受到重用，成为几位手握实权的文武重臣之一，第二代皇帝慕容俊继位后不久，他更成为仅次于侄子太原王慕容恪的前秦第二号重臣；等慕容俊、慕容恪相继去世，他的地位更上一层楼，终于成为侄孙慕容暐的首辅。
当然不能说他毫无功劳、苦劳，但不论功绩、资历，前燕同时代高于他的人并不少，可他的提拔升迁却最神速，他本人固居之不疑，前燕君臣在当时也并无特别异样反应，仿佛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一般。
他也绝非向来清廉，到了决战关头才突然和山林、泉水过不去，开始不顾死活地贪腐起来，而是一贯如此。《晋书·载记十一》里曾说，前燕王公贵族利用军户制度隐匿人口，聚敛财富，造成国库收入减少，法治纲纪废弛的恶果，尽管记载中未直接点慕容评的名字，却明言慕容暐下决心整顿，并很快清理出多达20万户的隐匿人口后，感到“大不平”，并对决策大臣横加报复的，正是慕容评。
这样一位不说劣迹斑斑，至少也是乏善可陈的政治人物，何以历经前燕三代帝王，地位节节上升，并最终拥有了把国家连同自己一起“作死”的资格，法宝只有一个：血缘。
前燕是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政权，从割据辽东到占据中原半壁，历代帝王用人的原则，表面上标榜的是“亲贤并用”，实际上却总是亲重于贤，即姓慕容的皇族优先于庶姓外臣，庶姓外臣中和皇族沾亲带故的（如慕舆根、兰汗等）优于其他外姓。如果同是慕容皇族，则同样跟据血缘的亲疏论资排辈。
这种重血缘胜过重德才的落后用人机制，在鲜卑慕容氏僻处辽东时，尚能适应当时仍带有浓厚部族习气的辖区内形势，但已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如每当强敌来袭，慕容氏中总会有亲支近派产生动摇，而当外患平息之际，同族中又常常出现不顾亲情起兵觊觎王位的野心家，可以说，即便在辽东那样偏僻、闭塞环境下，“血缘政治”的弊端也已暴露无遗，中原东部文物昌盛，社会发达，这种“用亲不用贤”的做法，自然更加不合时宜。
然而鲜卑慕容氏皇族对这种落后、不合时宜，容易滋生贪腐的体制却固步自封，敝帚自珍，始终舍不得摒弃革除，惟恐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几代帝王固然抱残守缺，被时人和后人誉为前燕最有远见政治家的太原王慕容恪也未能免俗。
史书记载，慕容恪临终前召集侄儿慕容臧、慕容冲两人托付政治遗嘱，谆谆告诫他们不要继承自己去世后遗下的大司马（相当于军委主席）要职，而应推荐当时慕容氏中威望最高、军事能力最强的慕容垂继任。
二人都是慕容暐的兄弟，其中慕容臧当时业已成年，岁数比皇帝慕容暐还大，但资历威望平平；慕容冲则还是个孩子，于情于理，他们都不该被任命为大司马这一全国最高军职，但整个前燕、乃至被誉为“孔明再世”的慕容恪也坚信不疑且无可奈何，只能说明前燕“任人唯亲”的制度，已到了根深蒂固、不近情理的地步。
慕容恪在遗嘱中说，“亲疏次第”，大司马继承人不是司马臧，就是司马冲，可见“亲疏次第”四字，便是前燕坚定不移的用人法度，“亲疏”指跟皇帝血缘的亲近或疏远，“次第”则指“候选人”年龄的大小，其中“亲疏”又比“次第”更重要。
慕容恪去世后，继任大司马的不是两位候选人中相对成熟、有威望的慕容臧，而是年幼的慕容冲。慕容恪死于公元367年，慕容冲被任命为大司马则在368年初，他是359年出生的，担任全军统帅这一军政要职时年仅9岁，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占了最重要的那个“亲疏”之“亲”——虽然慕容臧、慕容冲都是慕容暐的兄弟，且前者更年长，但慕容冲却和皇帝同母。
与他们相比，慕容评同样占了“亲疏次第”的便宜：论亲，他是皇族中现存的最长辈；论“次第”，他同样年纪长、辈分高，且先后两次被托孤。正因如此，足智多谋的慕容恪对慕容臧、慕容冲乃至慕容暐尚敢谆谆嘱托，并让臧、冲兄弟顾全大局，懂得谦逊退让，而对慕容评甚至连这样的要求都不便启齿——因为论身份，两人同是前一代皇帝的托孤勋戚；论皇族辈分，慕容恪还得叫慕容评一声叔父。
既然“亲疏次第”这用人、任政的“四字真言”，做皇帝的不敢、不能或舍不得改，整肃贪腐，改善政治，也自然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历史记载，身居仆射（相当于副总理）要职的悦绾曾直率指出贪腐之弊，并提出彻查贵族隐匿户口和“肃明法令以清四海”的建议，得到皇帝赞赏，且一度付诸实施；尚书左丞（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申绍也在危亡之际提出节俭、肃贪、改善政治，奖拔人才等救时良策，但在“亲疏次第”的“总纲”不动摇背景下，这类只及枝叶、不及根本的修修补补，自然于事无补。
申绍的建议被束之高阁，不见采纳；悦绾的建议虽一度在皇帝亲自支持下有所实施，并起到了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纠察权贵贪污侵占的作用，令前燕“朝野大震”，却最终因得罪依靠“亲疏次第”原则占据高位，且借助高位贪腐自如的慕容评，被迫害致死。
在几百年后的司马光看来，这种任人唯亲，且在亲戚中也要按照“亲疏次第”排队的用人制度，是荒谬的、匪夷所思的，但在十六国时代却是正常的、司空见惯的（苻坚力排众议信用“非我族类”的外人王猛，在时人看来反倒是不正常的），前燕的开国之君慕容皝、亡国之君慕容暐，以及深谋远虑的慕容恪，都不能免俗。
甚至，饱受“亲疏次第”之祸、被弄到弃国出奔，对慕容评的庸碌贪腐恨之入骨的慕容垂，在淝水之战后起兵重建燕国（后燕），却仍捡起了破烂不堪的“亲疏次第”一套：他信用的文武大臣，几乎都是自己的弟弟、儿子，或和自己关系良好的慕容恪、慕容桓等慕容氏皇族子弟，即便性格狡诈贪纵、且在前燕时代先后出卖过自己和慕容令的慕容麟，在他眼里也比那些叵测的外姓、外族要可靠得多。“亲疏次第”弊政的积重难返，是十六国各国政治普遍不清明的最根本症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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