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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amei Z  最近和朋友聊天，说起他四岁的儿子，朋友有些担忧。 朋友说：“我怕他太乖了。” “乖孩子还不好？”，我有些奇怪。 “现在太乖了，将来怕没主见。” 我不禁想起自己的父母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好好学习、尊敬老师、要听话…… 总之，一切教导的核心就是要“乖”，不能做出格的事。对于我来说，“乖”又是一种行之有效又简单易行的生存策略。乖乖完成作业就有好成绩，乖乖听话就能获得赞扬。父母和颜悦色，老师也特别关照。朋友的“反乖”论，其实就是批评我这样的“乖孩子”。 话听着刺耳，我却觉得朋友说到了我心里。乖孩子其实一直处于自我压抑的状态，为了周围的好评而丧失了应有的任性。而做了二十多年乖孩子的我，一朝走入职场，被社会中复杂的评判体系冲击得七零八落，更加失落。明知道乖孩子不再有糖吃，我依然过于在意周边评价，依然迷信“听话”的回报，依然为了潜意识里的“乖”而牺牲个性。我像是一个走入丛林的农夫，失去了握着能心安的犁把头，一时惊慌失措。 “是啊，太乖不好。” 我自己也叹了口气。 我的一位同学也是个乖孩子。他从小用功读书，服从管教，高考成绩也不错。到了大学中相对宽松的环境，他反而有些不适应，成绩也没有以前突出。学业跟不上，他非常自责，以至于常常失眠。后来家长过来租房子陪读，想要让他恢复成高中的学习模式。但即使他整天闷头读书，情况还是没好转。留了两次级之后，他最终退学。 其实这所大学的读书气氛很浓厚。学生们忙于读书、作业、考试，和中学时的环境差不多。然而，大学生毕竟要自学相当一部分内容，还要自己管理学习进度。除了像高中生一样听课做作业，与人讨论也成为重要的辅助。有时老师给出的分数不公平，还要去和老师交涉，争取合理的成绩。但我的同学没有发觉这些细微变化，总认为努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给自己加上了沉重的负担。 “努力”是乖孩子体系中的关键词。而中小学教育又特别夸大努力的作用。学校有一套标准的量化体系，以考分来衡量学生的表现，简单的把学生区分为“好学生”和“坏学生”。在单一的评判体系下，学生加大死记硬背的强度，总可以提高成绩。反过来，好成绩不但是学生最重要的衡量标志，学校也会因成绩给予学生特殊照顾。正循环一旦形成，乐于服从的“乖孩子”很容易成为学校体系的受益者。 “乖孩子”经过十多年的学生生涯，接受了“努力=成功”因果律，认为努力能解决一切问题。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秉承着“成绩即王道”的想法，在大学里一门心思的只想着学习。然而，大学里的努力方式其实已经悄悄改变。少数敏锐的人积极搞社团、找实习、开网店、外出打工、尝试摄影…… 等到毕业时，他们最不济也能凭一份丰富的简历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强过许多死读书的人。 “努力=成功”因果律并不适用于社会。一般意义的社会“成功”指的是经济上的成功，而广义一些的成功包括获得他人肯定的成就。无论是哪种，成功都是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努力只是成功的因素之一，甚至并非最重要的因素。个人起点、环境、运气，都能强烈的影响最终的结果。另一方面来说，努力也并非什么难事。更难的是让兴趣与事业结合，通过成果的反馈，诱发出每个人都有的努力意愿。 但“努力=成功”的因果律依然充斥于各种鸡汤文，在社会语境中层出不穷。领导的训话，大多遵循这一逻辑——“我能坐到这个位置，是因为我能吃苦。你依然是个小职员，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新闻报道中的创业明星，也总伴随着连夜加班克服万难毅力超人的“感人”故事，而有意无意的忽略那些同样努力的创业失败者。通过强化“努力=成功”这一简单逻辑，公司能驯化出卖命的员工，皇帝能获得听话的顺民。既然不再给糖豆，那就只能靠励志故事来培养“乖孩子”了。 想要破除无处不在的“励志”迷障，就必须以良好的判断力来分析环境的变动，适时的灵活调整。其实判断力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但它会因为日久不用而变得驽钝。听话的乖孩子，更容易受他人意见影响，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在“乖”和“好”构成的舒适区里，放弃质疑与调整的权利，乖孩子们像老实的农夫，一边乡愿兮兮的生活，一边抱怨生活的不公平。与此同时，那些勇敢成为猎手的，早已把自己的想法磨得锋利，在森林里警惕的寻找着猎物。 其实在学校和社会之前，家庭才是我们建立“乖孩子”观念的第一步。然而，即使明白“乖孩子”的坏处，家长们也还是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个乖宝宝。相对一个闹腾的孩子，一个安安静静不哭不闹的小孩要让人省心很多。已经被育儿累得要崩溃的年轻父母，总忍不住想用糖果或棍棒来让孩子变乖，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与孩子对话。无形中，父母已经在自己的轻松和孩子的心智之间选了前者。 但即使最负责的家长，在听了“反乖”论调之后，也会犹豫。不可否认的是，社会需要大量的“乖孩子”，拿着优秀的成绩，服从着严格的规矩，做农民，做工人，做白领。从中国古代的八股考试，到近代的集体主义，再到现代的单位文化，都对“乖孩子”有强烈的需求。当然，即使个人主义强烈的西方，也会有大多数人都追捧的“好孩子”模型。大多数人追求的生活就是好生活，大多数人认为的正确就是绝对正确，这本身就是人类从众心理的劣根性。 “乖孩子”付出的代价是创造力。对现有价值体系进行质疑，对流行方法进行改进，本身就是进步的动力。拿历史变革来说，拿破仑制定法典，达尔文提出进化论，马丁路德金为黑人权益呼吁，都要与旧体制艰苦战斗。而获得物质成功的企业家，同样要从框架外思考，以全新的思路来创造。这其中，有福特的流水线，也有乔布斯的IPhone。而破坏重建时期的民众，也会因相对自由的环境，放弃僵化的价值观，从而迸发出超强的创造力——无论是日本“战后的一代”，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 那么看看我们如今生活的时代吧。国有厂矿早已成了上一代的童话，单位式的终身雇佣也日渐稀少，退休养老保障遇到财政难题。而硬币的另一面，是越来越强的流动性。互联网快速造福，网店极度流行，自雇佣式的打车想要取代出租车。传统工作岗位萎缩，白领也很少在外企干到四五十岁。需要创造力的新职业却快速的出现，包括能说会道的段子手。这或许是一个变革时期的开端，我们又走到了丛林边缘。 农夫，还是猎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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