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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月色
朱自清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些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的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的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话：[益鸟]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海南杂忆
茅盾
我们到了那有名的'天涯海角'。
从前我有一个习惯：每逢游览名胜古迹，总得先找些线装书，读一读前人（当然大多数是文学家）对于这个地方的记载--题咏、游记等等。
后来从实践中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我阅读前人的题咏或游记之时，确实很受感染，陶陶然有卧游之乐；但是一到现场，不免有点失望（即使不是大失所望），觉得前人的十分华赡的诗词记骗了我了。例如，在游桂林的七星岩以前，我从《桂林府志》里读了好几篇诗、词以及骈四骊六的游记，可是一进了洞，才知道文人之笔之可畏--能化平凡为神奇。
这次游'天涯海角'，就没有按照老习惯，皇皇然作'思想上的准备'。
然而仍然有过主观上的想象。以为顾名思义，这个地方大概是一条陆地，突入海中，碧涛澎湃，前去无路。
但是错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谓'天涯海角'就在公路旁边，相去二三十步，当然有海，就在岩石旁边，但未见其'角'。至于'天涯'，我想象得到千数百年前古人以此二字命名的理由，但是今天，人定胜天，这里的公路是环岛公路干线，直通那大，沿途经过的名胜，有盐场，铁矿等等：这哪里是'天涯'？
出乎我的意外，这个'海角'却有那么大块的奇拔的岩石；我们看到两座相偎相倚的高大岩石，浪打风吹，石面已颇光滑；两石之隙，大可容人，细沙铺地；数尺之外，碧浪轻轻扑打岩根。我们当时说笑话：可惜我们都老了，不然，一定要在这个石缝里坐下，谈半天情话。
然而这些怪石头，叫我想起题名为《儋耳山》的苏东坡的一首五言绝句：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
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
感慨寄托之深，直到最近五十年前，凡读此诗者，大概要同声浩叹。我翻阅过《道光琼州志》，在'谪宦'目下，知谪宦始自唐代，凡十人，宋代亦十人；又在'流寓'目下，知道隋一人，唐十二人，宋亦十二人。明朝呢，谪宦及流寓共二十二人。这些人，不都是'补天遗'的'道旁石'么？当然，苏东坡写这首诗时，并没料到在他以后，被贬逐到这个岛上的宋代名臣，就有五个人是因为反对和议、力主抗金而获罪的，其中有大名震宇宙的李纲、赵鼎与胡铨。这些名臣，当宋南渡之际，却无缘'补天'，而被 放逐到这'地陷东南'的海岛作'道旁石'。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
经营海南岛，始于汉朝；我不敢替汉朝吹牛，乱说它曾经如何经营这颗南海的明珠。但是，即使汉朝把这个'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的宝岛只作采珠之场，可是它到底也没有把它作为放逐罪人的地方。大概从唐朝开始，这块地方被皇帝看中了；可是，宋朝更甚于唐朝。宋太宗贬逐卢多逊至崖州的诏书，就有这样两句：'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原来宋朝皇帝放逐到海岛视为仅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你看，他们把这个地方当作怎样'险恶军州'。
只在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海南岛才别是一番新天地。参观兴隆农场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历史的上的这个海岛，又一次想起了苏东坡那首诗。兴隆农场是归国华侨经营的一个大农场。你如果想参观整个农场，坐汽车转一转，也得一天两天。从前这里没有的若干热带作物，如今都从千万里外来这里安家立业了。正象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祖辈或父辈万里投荒，为人作嫁，现在他们回到祖国的这个南海大岛，却不是'道旁石'而是真正的补天手了！
我们的车子在一边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边是万顷平畴的稻田之间的公路上，扬长而过。时令是农历岁底，北中国的农民此时正在准备屠苏酒，在暖屋里计算今年的收成，筹画着明年的夺粮大战吧？不光是北中国，长江两岸的农民此时也是刚结束一个战役，准备着第二个。但是，眼前，这里，海南，我们却看见一望平畴，新秧芊芊。嫩绿迎人。这真是奇观。
还看见公路两旁，长着一丛丛的小草，绵延不断。这些小草矮而丛生，开着绒球似的小白花，枝顶聚生如盖，累累似珍珠，远看去却又象一匹白练。
我忽然想起明朝正统年间王佐所写的一首五古《鸭脚粟》了。我问陪同我们的白光同志，'这些就是鸭脚粟么？'
'不是！'她回答。'这叫飞机草。刚不久，路旁有鸭脚粟。'
真是新鲜，飞机草。寻根究底之后，这才知道飞机草也是到处都有，可作肥料。我问鸭脚粟今作何用，她说：'喂牲畜。可是，还有比它好的饲料。'
我告诉她，明朝一个海南岛的诗人，写过一首诗歌颂这种鸭脚粟，因为那时候，老百姓把它当作粮食。这首诗说：
五谷皆养生，不可一日缺；
谁知五谷外，又有养生物。 茫茫大海南，落日孤凫没； 岂有亿万足，垄亩生倏忽。 初如凫足撑，渐见蛙眼突。 又如散细珠，钗头横屈曲。
你看，描写鸭脚粟的形状，多么生动，难怪我印象很深，而且错认飞机草就是鸭脚粟了。但是诗人写诗人不仅为了咏物，请年它下文的沉痛的句子：
三月方告饥，催租如雷动。 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 八月又告饥，百谷青在垄。 大熟八月登，持此以不恐。 琼民百万家，菜色半贫病。 每到饥月来，此物司其命。 闾阎饱半饼，上下足酒浆； 岂独济其暂，亦可赡其常。
照这首诗看来，小大两熟，老百姓都不能自己享用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
然而王佐还有一首五古《天南星》：
君有天南星，处处入本草。 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 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 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
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不但靠鸭脚粟过活，也还靠天南星。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下列这样'含泪微笑'式的两句：
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公园 萧红
树叶摇摇曳曳地挂满了池边。一个半胖的人走在桥上，他是一个报社的编辑。
“你们来多久啦？”他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长石凳上就说。
“多幸福，象你们多幸福，两个人逛逛公园……”
“坐在这里吧。”郎华招呼他。
我很快地让一个位置。但他没有坐，他的鞋底无意地踢撞着石子，身边的树叶让他扯掉两片。他更烦恼了，比前些日子看见他更有点两样。
“你忙吗？稿子多不多？”
“忙什么！一天到晚就是那一点事，发下稿去就完，连大样子也不看。忙什么，忙着幻想！”
“什么信！那……一点意思也没有，恋爱对于胆小的人是一种刑罚。”
让他坐下，他故意不坐下；没有人让他，他自己会坐下。
于是他又用手拔着脚下的短草。他满脸似乎蒙着灰色。
“要恋爱，那就大大方方地恋爱，何必受罪？”郎华摇一下头。
一个小信封，小得有些神秘意味的，从他的口袋里拔出来，拔着蝴蝶或是什么会飞的虫儿一样，他要把那信给郎华看，结果只是他自己把头歪了歪，那信又放进了衣袋。
“爱情是苦的呢，是甜的？我还没有爱她，对不对？家里来信说我母亲死了那天，我失眠了一夜，可是第二天就恢复了。为什么她……她使我不安会整天，整夜？才通信两个礼拜，我觉得我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嘴上的小胡也增多了。”
当我们站起要离开公园时，又来一个熟人：“我烦忧啊！我烦忧啊！”象唱着一般说。
我和郎华踏上木桥了，回头望时，那小树丛中的人影也象对那个新来的人说： “我烦忧啊！我烦忧啊！”
我每天早晨看报，先看文艺栏。这一天，有编者的说话：摩登女子的口红，我看正相同于“血”。资产阶级的小姐们怎样活着的？不是吃血活着吗？不能否认，那是个鲜明的标记。人涂着人的“血”在嘴上，那是污浊的嘴，嘴上带着血腥和血色，那是污浊的标记。
我心中很佩服他，因为他来得很干脆。我一面读报，一面走到院子里去，晒一晒清晨的太阳。汪林也在读报。
“汪林，起得很早！”
“你看，这一段，什么小姐不小姐，'血’不'血’的！这骂人的是谁？”
那天郎华把他做编辑的朋友领到家里来，是带着酒和菜回来的。郎华说他朋友的女友到别处去进大学了。于是喝酒，我是帮闲喝，郎华是劝朋友。至于被劝的那个朋友呢？他嘴里哼着京调哼得很难听。
和我们的窗子相对的是汪林的窗子。里面胡琴响了。那是汪林拉的胡琴。
天气开始热了，趁着太阳还没走到正空，汪林在窗下长凳上洗衣服。编辑朋友来了，郎华不在家，他就在院心里来回走转，可是郎华还没有回来。
“自己洗衣服，很热吧！”
“洗得干净。”汪林手里拿着肥皂答他。
郎华还不回来，他走了。
武汉的夏天 池莉
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得传神。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于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我答：摄氏42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
于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于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作报告。武汉三镇，数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到了作报告的时候，于光远先生一看，是在东湖的游泳池里。于光远先生坐在游泳池边沿讲话，听报告的人黑压压一片，都站在游泳池里。听的人倒不错，唯独热坏了于光远先生一个人。于光远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八十多岁，所经历的最热也就是武汉的这一次了。
另一个朋友，北方人，大夏天不幸被派到武汉出公差。临行前害怕武汉的热，找到武汉人打听，去了武汉住哪里比较凉快？人告诉他如果是出公差住不起大饭店，最好就住长江边的招待所，江边总是比较凉快的。朋友来到武汉，果然就寻到长江边上的一家招待所住宿。到了晚上，又热又闷，人躺下不一刻，草席上就是一个人的印迹，汗水洇的。电扇打开，热风烫面，只好关掉，一夜辗转，痛苦难当。
第二天的晚上，朋友困极累极，来到长江边上，只见江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他也试着坐坐，不行，依然是热得要命，且还有蚊虫叮咬。万般无奈，朋友急中生智：到长江里头去睡。朋友寻来一段绳索，再连接上自己的皮带，一头系在江岸的铁锚上，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人就坐进江水里，在水面露出鼻孔呼吸，这样才迷迷糊糊地得以打几个盹。天亮之后，朋友不顾一切，仓促北逃。
从此，一提起武汉的夏天，有如谈虎，必然色变。他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是绝对不会在夏天来武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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