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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映红:屌丝青年横行的心理学分析

 真友书屋 2015-05-18

当青年人用“屌丝”来自嘲或自诩,实际上就是一种给自己设立台阶,其潜台词就是:我其实只是一个“屌丝”,所以没成功也是情有可原的。

1900年,梁启超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尽管当时处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积贫积弱的晚清,被世界列强称为“老大帝国”,但梁启超却未因此而消极犬儒,反而激情澎湃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在他心目中,“少年中国”应当是“常思将来”、“生希望心”、“进取”、“日新”;而且“事事皆其所未经者”、“常好行乐”、“盛气”、“豪壮”、“冒险”;最终“能造世界”,“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

现时的青年人与梁启超时代的青年人相比优越太多。但如果用“少年中国”的标准来衡量,现时的中国青年人却缺少了许多彼时的特质。

腾讯《你正常吗》第二季的第一期节目中,就提到现时代的80后、90后自称屌丝的现象相当普遍。即便是那些嘴上自称“屌丝”,心里却根本不觉得自己是的现象,也十分稀松平常。

如果用梁启超心目中“少年中国”应当具有的种种特质来要求现在的青年人,那么用“屌丝”来自嘲显然就不应该是“少年中国”应有之品质。

“屌丝”是一个粗鄙的词汇,它通常的语义指的是一个人符合矮、穷、丑、呆、胖等特质。它最初表达的是与“高富帅”相反的负面特质,“矮穷丑”;后来逐渐增加了一些诸如“呆”、“胖”等与通常的魅力、吸引力相反的其他负面特质。

从心理学角度,人们通常会尽可能地使用积极的特质词来形容自己,避免使用负面的特质词。积极的特质词会给我们带来积极自尊的感受,对于维护良好的自我概念有着重要的作用。相对地,使用负面的特质词来描述自己,则多少都会降低我们的自尊水平,带来消极的感受。

典型的“高富帅”和典型的“矮穷丑”在统计上都应当处于正态分布曲线的两端,分别只占有少数,甚至极少数的比例。大多数人都应该在平均值的附近,虽然谈不上“高富帅”,也不至于就是“矮穷丑”。所以,当有人自称“屌丝”时,大多数的情况下他并不真的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矮穷丑”。

之所以有那么多并不真的认同自己是“屌丝”,甚至并无对应特质的青年人会自称“屌丝”,这就要从社会压力的纾解和释放来解释。当社会把“成功”当作是几乎唯一鼓励和赞许的尺度时,便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屌丝”所反映的那些特质恰好是与所谓“成功”的尺度相对或相反的特质。因此,当青年人用“屌丝”来自嘲或自诩,实际上就是一种给自己设立台阶,其潜台词就是:我其实只是一个“屌丝”,所以没成功也是情有可原的。通过降低对成功的期望,来保护自己面临失败时的自尊受挫。

可以把那么多青年人自称“屌丝”现象,看作是对20多年来代表着社会过于功利化和丛林化的“成功学”的一种逆袭。当中国的青年人普遍地以一个粗鄙的词汇来维护自己被简单、粗暴的“成功学”损害的自尊,显然这样的青年人无法反映出“少年中国”应有之特质。

“少年中国”所要求“能造世界”,“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与现在的大多数青年人不得不把人生设定在“有车有房有存款”的狭隘目标上,完全是天壤之别。

例如,前不久网络上热传的最具情怀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很快就被演绎出具有“屌丝”气质的段子。

“老板,我想辞职。”

“为什么?”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挺好的,我支持你的想法。对了,每月房贷多少?”

“5000。”

“社保呢?”

“780。”

“油费煤气水电物业费呢?”

“差不多3000。”

“你那爱购物的老婆和吃奶娃的费用还没算呢吧?”

“那什么,老板我去忙了,周末还有两个宣传片的后期呢。”

“其实我挺支持你的想法的……”

当一个青年人用“屌丝”来自嘲,是他的问题;当几个青年人用“屌丝”来自嘲,是他们的问题。当整个社会的青年人普遍地用“屌丝”来自嘲,那就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这个时代的青年人从大学毕业开始就面临着沉重的压力:越来越狭窄的就业途径;买房、还房贷;结婚,筹措孩子的教育费;承担父母的养老等等。他们无法潇洒地“盛气”、“豪壮”、“冒险”;更别说“能造世界”,“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

如果说青年人大学毕业后被经济桎梏所束缚,那么他们在大学期间也被严格地管制着。我所知道的许多高校,学生们的课排得几乎没有空档;兴趣活动必须要经过审批;网络上发言被监管……他们的思想被精心地按照统一标准塑造着;他们的行为必须在严格约束的狭小框架内才是被允准的。

不仅大学期间被严格地管制和精心地按照统一标准塑造着,青年人的高中生涯也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填得满满当当。当成年人享受着双休日和国家法定的节假日,高中,特别是高三的青少年学生却过着每天至少花费12个小时,没有双休日,也几乎没有法定节假日的生活。

梁启超写完《少年中国说》之后大约21年,十多名平均年龄27-28岁的青年人聚集在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成立了一个改变中国发展历程的组织。与会者中,年龄最小的两名成员分别只有19岁(刘仁静)和20岁(邓恩铭),大约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的年龄。他们出生在《少年中国说》前后的几年,一个“少年中国”的时代。

相比之下,现在80、90后所生活的当下,则是时不时透露着“屌丝”气质的时代。

作者:唐映红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自由撰稿人,从事心理学科普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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