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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藏书楼探秘
文汇报记者于颖 2015-05-22第14—17版          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最关键，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得以形成上海的文化、城市的精神。徐家汇藏书楼作为一个东西思想的交汇点，无疑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沿着肇嘉浜路一路来到徐家汇，除了“不息”，还真想不出什么更贴切的词语：穿梭的车流人流，一直在卖出买进的百货商店，生怕追赶不上高科技的数码城产品……似乎一不小心放慢了脚步，就会被落下。 然而，沿着漕溪北路一路向南，经过白色拱形人行道、隔墙看到那两幢与周围“很不搭调”的欧式小白楼时，很多人会被吸引而心甘情愿驻足。在这里，连时间都没有逃得过，几百年的厚重历史安心地、静静地沉淀着，这就是漕溪北路80号的徐家汇藏书楼（Bibliotheca Zi -Ka-Wei），今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作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图书馆，作为上海现存最早的具有公共性质的近代图书馆，藏书楼无疑是我国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一个缩影。
两幢小白楼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包括上海在内的5个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一度为清廷所禁止的西教逐渐恢复在华传播。1843年上海开埠。1847年3月（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Claudius Cotteland）委派司铎梅德尔 （Mathorinus le Maitre）在徐家汇置地，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范廷佐（Joannes Ferrer）设计图纸，建造耶稣会修院、会士居所和小堂。据同治《上海县志》第三十一卷记载：“徐家汇天主堂旧建在西门外肇嘉浜徐文定公光启庐墓之东北，为近地教中人瞻礼所。” 从3间供会士阅览的“修士室”开始 1847年7月（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竣工落成，耶稣会修院由青浦横塘迁至徐家汇。当时，传教士们已经开始搜集图书，并专辟3间“修士室”用以藏书，是为徐家汇藏书楼的雏形。起初并不是独立楼体，也未见规模，只是供会士查阅资料的小型场所。 1867—1868年，因藏品渐丰需要扩大空间，原有的平房改建成两层楼房，下层用作藏书室，并在楼东北侧新建3层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897年，原先的两层楼房拆除，藏书室移到神甫楼东北侧，扩建成新的两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大书房或藏经楼，当时往来的信札中也称藏书楼耶稣会士为“石室神父”。 上海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陈秉仁曾专门考证过藏书楼的建造时间：“由于几次改建、扩建，外界讲法不一，但真正初具规模的，应该和天主大教堂的建造联系在一起看。”他介绍说，有资料显示，1896—1897年工人进场开始作天主大教堂的建造准备工作，当时要搭工棚制作石料，很多东西要拆掉，便建了幢楼来藏书。“那么多藏书也不可能一下子搬过去，前后陆陆续续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 现今看到的徐家汇藏书楼西南楼，就是1867年建造的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931年经过较大改造，为四层坡顶的外廊式建筑，砖木混合结构。一楼入口处，大屏幕循环播放着介绍藏书楼的纪录片。二楼朝南小房间设烟道和壁炉，原为神父居所，现为藏书楼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朝东的大开间是阅览室，十几张书桌不算多，但古朴厚实，西式台灯发出暖黄的光，木地板踩上去还微微作响。 藏书楼的老一代先生基本都已去世，现在可能没有人比陈秉仁更熟悉藏书楼了。他1964年刚参加工作时就在藏书楼，一共呆了10年：“当时工作人员很少，没有保安，人事部门就安排我白天工作、晚上值班，前6年我算是1天24小时在藏书楼里。当时住的就是神父住过的房间，里面带帐架的铁床、用的写字台、坐的藤椅都是神父留下来的。壁炉都在，只是不烧了。”陈秉仁说他在藏书楼期间，周边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格局，每天早上起来时，朝不远处一看，都能看到天主堂神父。星期天做弥撒时，教堂里管风琴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 “我那时还是学员，葛伯熙老先生可以算是师父，1956年藏书楼归入上海图书馆后，只有他是原来天主堂藏书楼时期的留用人员，对藏书楼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很多都是他那边听来的。”据陈秉仁介绍，神甫楼以前有个地下室，积水很厉害，走进去都漫过膝盖，“一到星期四劳动时间，大家就拿水桶舀水，每人要递个100多桶。后来房管所在地下室下面又挖了个窨井，安装了抽泵，才解决了积水、排水的问题。”他还听老人讲过，“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期，地下室养过蘑菇，花园里还养过猪：“我去的时候猪圈还在，只是不养猪了。” 藏书房设计风格理念做到“中西合璧” 阅览室里唯一有点“静中取闹”的就是宽敞的外阳台，时不时捎来花园里的阵阵鸟语，但又通联着另一个更深邃和肃静的世界——藏书楼的东北楼，即1897年建造的大书房、藏经楼。这幢两层坡顶的小楼也是砖木混合结构，南北面设欧式百叶窗，在老建筑专家娄承浩看来，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座在设计风格和理念上做到“中西合璧”的藏书室了。 大书房二楼为西文书库，仿照罗马梵蒂冈图书馆的布局。12格木质书架“顶天立地”，半腰的木质走道底部有铁栏杆支撑，3架扶梯与走道相连，整体形成六进六出的“回廊”，就像一个个中国字“四”。这种开架式，取书特别方便，每一本基本都是触手可及：高处的就走楼梯上去，低处的稍稍弯腰就行。听藏书楼主任王仁芳介绍，西文书库的排架也参照梵蒂冈图书馆的分类法，以罗马字母加阿拉伯数字来标记分类号、架号，共列37大类286小类。“譬如A大类SCRIPTSACRA，就是圣经类。”他还补充说，汉学类书RESSINENSES和神学类书THEOLMORAL近年来受学界关注比较多，可谓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笔“富矿”。 藏书室内有专门记录温度、湿度的仪器，以此来决定是否开空调降温或祛湿。百叶窗的开关也因季节、气候而定，主要照明靠从天花板上垂下的一盏盏如倒扣酒杯似的小灯。书的保存和光线有非常大的关系，见光越少，保存时间越久。为避免光的直射，灯罩设计特意要求用磨砂玻璃。后来为了装喷淋系统和空调，楼顶有所抬高，而书架和那些很不起眼的三角木撑（书挡）都是原来的，“做书架的每块木板都是一整块，一棵树上的，没有拼接过。比我们的年龄可大多了。”王仁芳说。 大书房的一楼原为中文书库，仿造明代宁波天一阁的样式，朝北一个大通间连接起朝南的六个开间，取《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一通间就是“天一”，六开间就是“地六”。藏书楼最怕火，取以水灭火之义。与天一阁六开间由书柜隔断开来不同，这里的六开间完全是墙砌的，大约有4米高。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五开间，东边最外侧一间在徐家汇修建地铁期间，改建成了漕溪北路上的那个白色拱形人行通道。 每个开间的东西两面墙设书架，“顶天立地”共10格，“最初都是12格，上9下3，上面较窄，放一般线装书，下面较宽，放大开本书或报纸期刊等。”据王仁芳介绍，2002年大修时，为了铺木地板防潮，地面抬高占去了1格，同时为了安装空调、喷淋系统，天花板压低后也占去了1格。每排书架最上端装有窗帘杆一样的铁杆，用来挂靠竹梯取书。“当年我也就20岁多点，上上下下还是有点怕，高啊！取好书，还要一手拿书，一手扶着梯子慢慢下来。”陈秉仁坦言自己还有一“怕”，就是“暗”：“百叶窗经常关着，灯光也很弱，尤其是从梯子上往下走时，心理感觉更强烈些。” 由于上海图书馆资源布局的调整，中文资料已经都搬出去了。原先排架按照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放了五间多点，地方志全部放在朝北大通间里，集中了全国各个省、府、州、县地方志12万多册。解放前，国内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其次就是徐家汇藏书楼，陈秉仁说自己还看到过当时征集地方志的小广告纸。 王仁芳随身带着很多钥匙，一把一把，围成一个大圆盘，叮铃作响，每次进大书房，一道一道，要开好多门。在他看来，进书库就是一种对书的朝圣，“1800年之前的书，我们都用牛皮纸包起来。学者若想一睹芳容，除了提出申请外，还要所在单位开具证明，同时需要图书馆馆长的批准。”虽然他也表示，书要公开出来才能发挥出它的价值，但一想到这些珍贵的“文物”，自己还是深感责任重大。
绝非“故纸堆” 徐家汇藏书楼藏有1800年之前出版的西文珍本共计1800种2000册，最古老的是两部西洋摇篮本：1477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世界各地》拉丁文初版和1480年在米兰出版的《曼德威尔游记》意大利文初版。前者是和《马可孛罗游记》同年出版的西方和东方游记，后者是和《马可孛罗游记》齐名的中世纪提及中国的游记作品。 意大利耶稣会士克拉维乌斯（Christoph Clavius）的《欧几里德几何原理》（Euclidis Elementorum）拉丁文初版于1574年在罗马刊行，徐家汇藏书楼藏有1591年的科隆版，可谓是《几何原本》的“原本”。 《中国图说》图解《关雎》中的“窈窕” 西方早期的汉学研究资料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包括汉外字典、中国传统经典西译、介绍中国风土人情的著作等等。汉字西译善本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1813年法国汉学家小德金奉拿破仑一世谕旨编纂的《汉法拉字典》，以及1853年删去法文部分、送香港刊印的《汉洋字典》，后者还未发行便遭遇一场大火，仅数部存世，藏书楼有幸藏有一部。 166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合作，将部分《论语》《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取名《中华箴言》（Sapientia Sinica），在江西建昌刊行，是为中国古典西译的开先河之举。因版本太珍贵，西方学界一度认为此书已散失。后徐家汇藏书楼经整理发现了《论语》一册的前五章，震惊海内外，被人们俗称为“半部《论语》（治天下）”。 法文《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于1732年由法国汉学家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根据元曲《赵氏孤儿》翻译而成，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文的中国戏剧。而1761年在伦敦刊行的《好逑传》（HauKiou Choann）又名《侠义风月传》（ThePleasingHistory）则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文的中国小说。 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看来，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国图说》（《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汇编》）是早期汉学著作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中国图说》于1665年在罗马刊印拉丁文版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有1667年的阿姆斯特丹拉丁文版和1670年的法文版，它记述了传教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还配有精美的绘图，被视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李天纲介绍说，《中国图说》引入了很多中国文化符号，“首次用拉丁文解释《诗经》的首篇《关雎》，'窈’'窕’两字还有图解。书中虽然不乏杜撰、猜测，但至少可以看出西方研究中国的热情。” 《古新圣经》抄本：破了学界“疑案” 在明清天主教文献收藏方面，徐家汇藏书楼可以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罗马的梵蒂冈教廷图书馆齐名。1996年，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研究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以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祝平一等人编纂《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由辅仁大学出版，把原藏于徐家汇藏书楼、后又辗转到台湾的一批中文文献公诸于世，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钟鸣旦、杜鼎克、王仁芳等又联手编纂《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由台湾利氏学社出版，收录了徐家汇藏书楼所藏84种文献，其中就包括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Antoine de Poirot）的《古新圣经》珍本。 贺清泰为清宫画师，历经多年翻译完成中文本《古新圣经》，是现存最早的白话文汉译本《圣经》。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翻译的《圣经》译本，就有参考贺清泰的本子。“藏书楼所藏抄本的问世，对于马礼逊译本与《古新圣经》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更好的比较研究。现在已经有学者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了。”徐家汇藏书楼馆员徐锦华作了进一步解释：“比如有学者发现，《启示录》的第12章第3节，说到天上有一个异象，原文拉丁文本是Draco，英文本是Dragon，贺清泰将其译为'蟒’，马礼逊译为'龙’，而'龙’是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的正面形象，将其和恶魔化身的Draco/Dragon对译，在文化上会产生冲突。这里可以看出在华多年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和初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认识。” 有60多年时间，《古新圣经》不见踪迹，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40年前后徐宗泽编纂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里。据说北京北堂有个稿本，但学界一直难见“真身”。2011年藏书楼所藏抄本的发现，无疑了了学者们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因为不管是在《圣经》翻译史、语言学、比较文学，还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等研究领域，贺清泰《古新圣经》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整理过程中，徐家汇藏书楼还发现了2部没有正式出版的《圣经》的节译本，分别是两位华人耶稣会士王多默、许彬翻译的。其中有一个本子还是上海土白的译本。“这两个本子时间上在贺清泰的译本之后，在李问渔、马相伯的译本之前。而且李、马的译本和这两个本子都是在徐家汇完成翻译的。通过几个译本的比较，能够更好地揭示当时徐家汇地区华人耶稣会士的活动脉络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徐锦华说。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陶飞亚目前正在进行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整理与研究”：“我们对全国所藏的汉语基督教文献进行梳理，已经整理了15000多种，徐家汇藏书楼藏有2000多种，品相一般都很好，这里是中文基督教文献收藏最重要的地方了。”在他看来，这批汉语文献不仅对研究中国教会历史、基督教中国化及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不可或缺的资料，而且对研究明清以来西方文化与思想在汉语语境中的转换与再创造有特别的意义。 全世界最全的一套散页版《申报》 开埠后的上海华洋混杂，成为一个重要的出版中心。徐家汇藏书楼所藏近代报纸期刊的数量、质量可以说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图书馆，一直以来都是上海图书馆的一个强项。 字林洋行1861年出版的《上海新报》，是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1872年停刊。在《申报》出现前的10年里，是上海唯一的一份中文报纸。因为时逢太平天国运动，《上海新报》刊登了许多新闻，基本都是实况记录，非常珍贵，成为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来源，只有徐家汇藏书楼有藏。 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申报》，1872年在沪创刊，1949年停刊。“虽然陆陆续续出现过很多套《申报》，但最全的一部就在徐家汇藏书楼，从创刊到最后结束，缺了3天半，后来又增补进去1张半。”为了更形象地表达“全”，陈秉仁作了个比较：“原来的上海报刊图书馆也收藏《申报》，他们跟申报馆有关系，照理说收藏的应该是最全的，但也不及藏书楼的这套。而且，报刊图书馆后来移交上图的那套《申报》已经改装过，作为申报馆的档案资料，外面做了一个封套，成了精装版。装订之后就带来一个缺陷，中缝里面的广告都没了。”1980年代，上海书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影印《申报》，依据就是徐家汇藏书楼所藏的散页版，为新闻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除了中文类报纸期刊，藏书楼还藏有不少难得的外文报刊珍本，包括上海最早的西文报纸《字林西报》（1850—1951年），以及当时工商界的名册《字林西报行名录》等。
一代代藏书楼人 在沪上，按“楼龄”来算，徐家汇藏书楼称不上“老资格”，但里面的宝贝跨越了几百年时间，一次次在战火中幸免，现在依旧能安定地居于一隅，背后是一代代藏书楼人的集体贡献。 往公共图书馆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首任耶稣会会长南格禄就非常注重藏书，他还规定耶稣会士有义务贡献和收集图书。其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Zottoli），法国耶稣会士费赖之（LouisPfister）、夏鸣雷（HenriHavret），以及马相伯、李问渔等也都尽心尽力于徐家汇藏书楼的壮大。1870年，有中国籍神父许彬担任过藏书楼主管。1913年开始由张璜、杨维时、徐宗泽、王方等中国籍神父相继担任藏书楼中文部主任。1924年徐光启后裔徐宗泽任藏书楼中文部主任，历时24年之久，为任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 晁德莅是徐汇公学的创始人，在藏书楼任职期间，千方百计扩充资源，还编写拉丁文著作《中国文学讲义》、编纂汉语词典。夏鸣雷注重收集有关西学和汉学的西文书籍，同时创办汉学刊物《汉学杂编》。费赖之的名著《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书目提要》，就是利用藏书楼资源耗费20年心血编纂而成的，他同时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及在华传教士的书信等。 徐宗泽，字润农，教名若瑟，是徐光启的第12世孙。他曾不惜高价征集方志，使藏书楼方志规模达到2000种，东方图书馆在战火中遭毁后，藏书楼名列全国方志收藏之首。在徐宗泽的主管下，原来主要针对耶稣会士开放的规定也有所松动，当时，只要有耶稣会士介绍或担保，任何人都可进入藏书楼阅览。中国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就经马相伯引荐，查阅藏书楼里的报刊资料，这无疑将藏书楼往公共图书馆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前文提到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就是徐宗泽利用藏书楼资源编纂而成，收录了耶稣会士和汉学家的中文著述400多种。 馆藏规模扩大读者数量上升 解放前，徐家汇藏书楼已经达到中文书12万册、西文书8万多册的馆藏规模。1956年作为上海图书馆分馆，徐家汇藏书楼收入了亚洲文会图书馆、尚贤堂、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以及原上海租界工部局图书馆藏书，馆藏旧版外文文献总数现已达到75万册。 顾廷龙任上海图书馆馆长期间，仍重视徐家汇藏书楼藏品的扩充。“他老人家的观念是有价值的就买回来。图书馆当时只有采购部门有权限买书，其他部门都没有，但徐家汇藏书楼是单独拨款的。”陈秉仁还回忆起买书的情景：“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出去买，还不是到古籍书店下面的营业部，而是直接去人家库房挑，非常方便。我们几乎每天都去，看中的就挑出来。书店服务态度也很好，造成清册，全部送货上门。书进来藏书楼后要审核，和家底核对一下，重复的、觉得不合适的，都退回去，他们还派人上门取。”在陈秉仁眼里，当时比上图有钱的图书馆很多，“但藏书楼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规模，和图书馆掌舵人的兴趣、爱好、眼光有非常大的关系。” 藏书楼划入上海图书馆之后，也不是完全对外开放的，来阅览的人都要凭单位介绍信。“基本都是学者，老是那几人，隔三差五就来，像汤志钧、秦瘦鸥、田汝康等。他们都把我当小年轻，跟我讲很多东西，有时还一起到历史研究所的食堂吃饭。”陈秉仁感慨在藏书楼的那几年对自己影响很深：“很多都是从那时候开始起步的，包括学外语、古汉语，因为比较容易静心。” 1993年徐家汇地区进行地铁工程建设，据娄承浩介绍，“1号线徐家汇站地下连续墙，距离藏书楼东山墙最近处仅13米。”藏书楼受到了一定影响，藏品陆续搬到龙吴路书库和航头书库。1996年淮海中路1555号上海图书馆新馆建成后，原藏书楼的中文文献移到了新馆。经过2002年的大修之后，徐家汇藏书楼于2003年回迁了部分西文资料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随着徐家汇藏书楼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读者数量逐年上升，近几年每年都超过2000人，外籍人士和国内读者的比例差不多为1∶1。“有读者来查阅资料，发表了相关文章后，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就写电子邮件过来提出需求。比如今年4月，荷兰莱顿大学的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教授看到某篇论文里提到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有一本英文著作的稿本，他通过复旦大学的董少新老师联系到藏书楼，一到上海，刚下飞机，就赶来看书了。”据徐锦华介绍，《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Shanghai HudecArchitecture）一书作者、上海日报专栏作者乔争月做相关研究时，就经常来徐家汇藏书楼翻阅老报纸，“馆藏也有很多珍贵的建筑期刊。” 2010年，徐家汇藏书楼有幸收入“罗氏藏书”，共1551种。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介绍，“罗氏藏书”是瑞典藏书家罗闻达先生花20多年时间，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1477—1877年间出版的汉学西文印本。“这在国内影响非常大，是上海首次这么集中地引进如此大规模的西方珍本。从亚洲地区来讲，徐家汇藏书楼作为西方汉学资料中心的地位基本就建立起来了。” 打造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 目前，黄显功正进行着一个“大动作”，就是把徐家汇藏书楼打造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计划于5月25日正式亮相。 “由于历史原因，藏书楼长期以来有很多思想上的顾虑，不少文献都封存了起来，没有真正对外开放，只提供了极少一部分给学者作研究用，尤其是宗教类书。现在的国家大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越来越明确，'一带一路’体现的就是历史的交流、融合。”在黄显功看来，纯粹的宗教色彩应淡化，而突出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分量。“上海的资源优势就是徐家汇藏书楼，现在到了可以适当做些调整的时候了。”根据计划，藏书楼在资源调配方面将冲破很多“禁区”，封存在航头书库的文献年内将调回来，同罗氏藏书以及藏书楼现有藏书结合起来。此外，巴黎的“利氏学社”已决定向上海图书馆赠送《利氏汉法字典》7卷本。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套汉法字典，传教士从1949年开始，整整编了半个世纪。去年，商务印书馆根据7卷本出了浓缩的1卷本，这次是完整的7卷本首次回归中国。为了作配合，徐家汇藏书楼将举行一个小型展览，把所藏与法国相关的珍本书都拿出来，包括历史上出版过的法汉、汉法字典。“徐家汇藏书楼最早就是法国人建造的，'利氏学社’是为了纪念利玛窦而成立的，而利玛窦又和徐光启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脉下来，足见徐家汇藏书楼作为中西文化交流见证者的意义。”黄显功感慨道。 除此之外，现代出版的、跟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图书也在上图的购买计划内，比如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这样就打破了藏书楼一直以来的“旧西文书库”的概念，将“旧”和“新”结合起来，再通过一些跟西方汉学相关的数据库的引进，将图书和网络资源也结合起来。 在黄显功的观念里，图书馆不应成为一个单纯的阅览场所，“读者来才看，不来好像也无所谓。”他认为，把藏书楼建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就是要打造好一个平台，将这个场所作为互动空间的作用体现、发挥出来，具体内容包括举行一系列展览、讲座、图书首发、研讨会等。“学者甚至可以在藏书楼里进行教学，我们现场提供原件。”黄显功透露，藏书楼将聘请一批特约研究员，一方面希望给图书馆工作带来指导，另外也便于学者利用藏书楼的资源。 徐家汇藏书楼底楼将来会有一个常设性展览——“从徐光启到世博会”，上海的中西文化交流自徐光启始，而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中西文化交流盛会就是世博会。黄显功说：“上海图书馆是世博会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徐家汇藏书楼的资源，整条线串起来，就凸显了上海在整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上海图书馆的“当家人”，馆长吴建中始终心系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徐家汇藏书楼的未来前景：“就图书馆功能来看，不断扩充藏品非常重要，尤其是一些有针对性的收藏。国内学者曾经非常期待不出国门就能了解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罗氏藏书’的收入无疑帮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当然，图书馆角色的多样性又要求我们不能止步于收藏。”他认为，图书馆应该是一个“知识库”，一个让人和资源充分交流、互动的中心和平台：“把徐家汇藏书楼打造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就是这样的考虑。我们开放藏品，就能凝聚起来中西学者。更可贵的是，人才本身也是资源，而且，他们不仅会带来已有的资料，还会带来学术研究成果、带来集体智慧。”
上海之所以为上海 历史学家朱维铮曾说：“谁要了解十七世纪迄今的中西文化交往过程，谁就会把目光投向历史上的徐家汇。”作为原蒲汇塘、肇嘉浜的汇合处，徐家汇起初只是上海的一个普通村落，何以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与明代阁老徐文定公光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徐光启于1600年在南京遇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603年受洗入天主教。1607年，他回上海奔丧守制，邀请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来沪，是为天主教进入上海之始。1633年徐光启去世，谥文定，1641年归葬“肇家浜北原”（今光启公园）。徐氏后人在此种地、看顾坟墓，也多笃信天主教。 由于徐光启，上海从明代就成为西方文明的“输入地”。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翻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方的水利科学知识；编著《崇祯历书》，将一天划分为24小时96刻。他还推广番薯、引进西式火炮，在明朝危亡之时，竭力以实学救国利民。作为复旦“利徐学社”负责人，李天纲多年来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他在很多场合不惜赞美之词，称徐光启为“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上海人”、“四百年来最杰出的上海人”。 1847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选择在徐家汇地区置地建造耶稣会院，徐锦华表示：“一是因为这里有宗教基础；二是徐家汇靠近法租界，能够获得当时持有天主教在华保教权的法国政府的支持。”徐光启逝世后，围绕着徐光启墓，徐家汇逐渐发展成为上海“西学”的大本营，包括耶稣会院、徐家汇藏书楼、徐汇公学、天文台、土山湾印书馆等，还诞生了南洋、震旦和复旦三所著名大学。在李天纲看来，徐家汇天主教当时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传教，传播科学知识、进行教育培训才是首要的。“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最关键。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这一段被列强压迫、受屈辱的历史，'西学’好像也成了被动的了。事实上，从徐光启到马相伯，没有谁是被动的，都是主动的，因为西方当时的确在很多方面有它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单单传播'西学’，而是把'西学’和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交融，产生了一种新的学问，进而演变成'海派文化’。” 李天纲直言，人们长期以来对上海有“误解”：要么认为它没有什么文化底蕴，不如北京、南京、杭州、苏州；要么就把“海派文化”当成纯粹的商业文化、贸易文化。“在这里，我也想用'trade’一词来形容'海派文化’，指的是文化上的一种交易，西学东渐的同时，我们也在东学西传，这是双赢、双利的。” 没有人怀疑，上海在“西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承担了“桥头堡”的作用，而因为徐光启，徐家汇得了西方文化风气之先，“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近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李天纲视徐家汇为“上海的拉丁区”，就像巴黎左岸拉丁区一样，充满着浓浓的浪漫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今，徐家汇已经打造成徐家汇源国家4A级旅游景区，而“徐家汇源”这个名字就是李天纲提议的。他坚信，徐家汇蕴藏着上海的城市精神，而徐家汇藏书楼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人。 陶飞亚始终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曾在外地大学工作多年的经历，使他觉得上海学者有义务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利于他们投身于当下的中西文化与学术的交流。“西方学者花了很多精力和财力来利用和研究藏书楼的资料，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近在咫尺，理应可以在推进中国学术国际化的方面做得更好、更有影响力。” 在徐家汇乃至整个上海的风云变幻中，藏书楼始终不惊不惧、不动声色，守护着里面的一页一册。如果书有生命，应该是最脆弱的，毕竟不是钢筋铁骨造；但也应该是最恒久的，一笔一划都在延续着人类文化交流和历史发展。看着两幢小白楼和里面不少已经残破的文献资料，就像看着一位老者扶持着更老的老者一样，不禁让人动容。或许，我们可以做那守护者的守护者，包括藏书楼、古籍，那段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以及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本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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