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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航空学校

 zhutou0076 2015-05-22

第一所航空学校

第一所航空学校—常乾坤
常乾坤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没有空军的条件下取得的。但我们党很早就希望能有自己的空军。毛主席在艰苦困难的战争年代里,就预见着未来的发展,指出: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

今天,中国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空军。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也是在艰苦斗争中诞生,是沿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成长壮大起来的。

 

日寇投降后,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去东北,创立东北根据地,我们延安航空小组的同志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央的决定。一天清早,叶剑英总参谋长把我找去,对我说:枣园有电话来,要你去,想是谈你们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我高兴得连早饭都没有顾得吃,就急忙赶往枣园。九点来钟,一个同志把我带到任弼时同志住的窑洞里。弼时同志像是早在等我了,他和我握手后,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样?”

我激动地连忙回答: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他笑了笑,接着又说: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少奇同志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中央首长的谆谆教导,一直是鼓舞我们勇往前进和不断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十月,我们一行二十余人,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星夜赶赴东北去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了东北,首先向东北局报告了党中央的决定。根据当时的局势发展,东北局又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作法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当时,日寇丢弃的航空器材散布东北各地,许多机场和飞机、器材,都遭到了日伪、土匪、特务的严重破坏,仅留下来了一些飞机,也是残缺不全,有的缺翅膀、少尾巴,有的没有胶皮轮子,有的座舱仪表都被砸碎。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手里,或被土匪特务抢走和进一步遭到破坏,东北局要我们好好依靠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依靠广大群众,动脑筋,想办法,把一切可以抓到的器材全部抓到手中,迅速把航校建立起来。

毛主席的自力更生的伟大思想鼓舞着大家去迎接困难,战胜困难。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和东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组织在一起,进行了紧急动员。同志们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出寻找器材。除锦州、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以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凡是有航空器材的地方,同志们的足迹都踏遍了。甚至连机场附近的山沟、村镇也访问到了。大家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各地党、政机关,民主联军,土改工作队和广大农民群众,给了我们很大支持。他们不仅帮助我们摸情况,提线索,当向导,看管器材,还支援运输工具。当时最感困难的是交通不便,火车不通,收集起来的破残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出去。老乡们就用牛马大车帮我们把收集起来的东西转运到目的地,使我们克服了人地生疏、运输不便等许多困难。搜集器材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紧张的,不少同志累出了病,有的同志在抢运器材时轧断了手脚,成了残废,有的在寻找器材时误入原日寇的毒菌场,中了毒,得了慢性疾病,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然而,收获也是巨大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前后从各地总共收集了不少破飞机、发动机、油料、仪表,以及其它航空器材。虽然,稍加修理即可使用的飞机为数不多,绝大多数只能拆下点零件来拼凑使用,但这就是般校的全部家当,也是保证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由东北局派出的同志,首先在凤凰城、桥头等地接收了一些航空器材,成立了航空队,驻辽阳、宫原等地。蒋匪军占领沈阳后,其四周临近的中小城市都直接受到威胁。东北局指示他们迅速离开宫原向通化转移。到通化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派来了一批干部,紧接着,又从山东抗大分校送来一百多名学员。航空队奉命扩建为航空总队。经过了三四个月的紧张、积极的准备工作,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就是我党我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航校全体同志的光荣任务。但航校的训练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可是航校成立以后,不到半年工夫,就来了两次大搬家: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旬,由通化搬到牡丹江;另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又由牡丹江搬到东安。

第一次搬家是在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进行的。怎样转移呢?能飞的飞机可以从空中转场,但牡丹江机场能不能接收转场的飞机呢?消息不通,不得而知。即便可以空中转场,那大多数不能飞的飞机和笨重的器材又怎么办呢?……能不能及时抢救出去,在路上会不会遭到特务、土匪的破坏?但不管困难多么大,必须赶快转移。航校党的领导进行了紧急动员,赶紧布置转移工作,决定空中、地面同时进行转移,一面派出飞机前往牡丹江侦察,一面派先遣队到牡丹江布置迎接飞机转常经过全体同志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终于在短短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了敦化、延吉等地。

从牡丹江搬家到东安是在严冬季节。东安附近的机场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破坏,弹坑累累,营房、仓库等建筑物都成残垣断壁,几乎连一栋完整能用的房子都没有了。尤其是,东安一到冬天,风雪连天,对面看不见人,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向这样严寒的地方搬家,必须事先作好准备工作,否则飞机转不出去,器材也易受到损失。可是敌人逼得很紧,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有向延吉、牡丹江一带大举进犯的态势。学校赶快抽出大部分人员先去东安抢修机尝营房和仓库,在当地党、政、军、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不停的赶修、抢运,航校终于在十一月底搬到了东安。

这两次大的搬家,虽然给航校增添了许多新的困难,打乱了航校的全盘工作计划,影响了训练工作的开展。但也锻炼了航校的干部,培养了同志们在艰苦条件下进行转场的能力。训练快开始了,一连串的难题也出现了。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教飞行的,教领航的;要有机务维护人员,修理人员,仪表、电气、无线电等特设人员以及气象人员等等。但教员知识差,学员文化低;教材在哪里,怎样训练,由谁来教,怎么教法,特别是在依靠谁办航校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的意见。党中央要我们建立的是培养航空骨干,为未来人民空军打基础的航校。航校党的领导坚持了我党建军的根本路线和培养工农骨干的正确方针,保证了党在航校的绝对领导,保持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贯彻执行了党的争娶团结、教育、改造旧技术人员的政策。

旧技术人员在航校训练方面应该说是作了不少工作,是有贡献的,但是这些同志在训练中曾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意见,如在教学方法上,他们主张:先学习一些抽象的理论、书本知识,后接触实际。按照他们的意见,训练一期学员至少得几年。事实证明他们的意见是行不通的,既浪费了时间,走了弯路,也遭到了学员的反对。因为我们的学员都是工农子弟,仅有的一点文化还是参军后学的,连算术四则都不懂,硬要他们马上去啃代数、几何、物理、飞行原理等等,怎能吃得消?有的学员说:党要我们快点把技术学到手,我们怎能这样老牛拉破车呢?学校领导毫不迟疑地纠正了这种脱离实际的作法,采取了我军行之有效的互教互学,包教保学,互相帮助,一切重视教学实效,理论紧密结合实际,迅速把技术学到手的教学方法。教员、学员一齐动手,把不能用的破飞机、发动机和仪表都搬进了教室。上课时教员讲一个机件,让大家看看实物,讲一个原理,给大家实际表演一番。学员称赞这种教法很好,学习的兴趣很高,个个废寝忘食,刻苦钻研,结果放牛娃也开始掌握了复杂的航空技术。

在飞行训练中,困难又像拦路虎一样出现了。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阶制——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后飞高级教练机或战斗机。初级教练机我们倒有几架,但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长期在机场上风吹、雨淋、日晒,框架都糟朽了,蒙布也扯光了,加上几次的长途转移,都已完全变了形,能不能飞行,谁也没把握。经过左挑右选,选出了一架变形较轻的初级教练机,又经过仔细修理和多次检查之后,开始试飞。结果糟糕得很,试飞失败了,飞初级教练机的门被堵死了。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只有一些破烂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怎么办?可不可以打破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三级教练法,越过初、中两级,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呢?这是个新问题,是前人没有遇到过,也是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这样干,认为这是违反科学的,是航空史上从未有过的。有的还讽刺地说: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

怎么办?我们在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支持和鼓励下,征求了学校广大干部和学员的意见,学员们坚决回答:我们愿冒任何风险!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上级的鼓励,群众的坚决态度和勇敢精神,大大增强了我们三步并成一步走的信心和决心。航校党的领导一面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一面采取了加强地面准备,增长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等一系列措施。特别在保证飞行安全方面,针对器材破旧,教员技术不熟练,设备简陋,制度不健全,缺乏经验,各方面条件很差等不利因素,要求全体同志,特别是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修理人员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细致扎实,兢兢业业,像姑娘绣花一样地作好一切工作,保证飞行训练少出事故或不出事故。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们的学员终于单独驾着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上了万里无云的高空。这时,原来反对一步登天的同志也慨叹道:奇迹,了不起!今天我们才真正懂得了共产党无往而不胜的道理。

可是,教练机解决了,油料又成了问题。油快用完啦,没有来源,还谈什么训练飞行?大家非常焦急。航校党的领导拜访了许多内行人,也发动群众来研究。有人建议:用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能否用酒精开飞机呢?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先例。我们想,既然找不出更好的办法,还是试验一下吧。第一次用酒精试飞时,因为天气太冷,酒精度数不够,眼看着飞机飞上天了,突然,听不到马达声了,飞机一直往下猛坠,在空中停车了……不成功,再试!先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研究,在提高了酒精度数和加大了燃料喷嘴之后,试用九十六度的纯酒精飞行,终于宣告成功。训练又活跃起来了,学员们的心情又舒畅了。他们飞行归来,常常开玩笑地说:怎么样?想一步登天,就是一步登天了嘛!”

 

航校搬到纵深地区后,距离前线远了,环境似乎比较稳定了些,可是参加飞行的人多了,训练也更加紧张了,随之而来的是器材日益缺少,来源毫无着落,训练无法持续下去。这是当时大家最感不安的一个问题。飞机本来就是补了又补的,渐渐地连补绽都补不起了。航校想遍了办法,实在再想不出好办法了,只好坏一架,停一架。胶皮轮子和螺旋桨更是奇缺,几架飞机轮换着使用。到了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情况越来越困难,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器材已经用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乎连飞行技术都有保持不住的危险。无可奈何,航校只得请示总部,下决心减少飞行次数,压缩部分人员,按保养技术,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方针勉强地坚持着训练。这种情况也很自然地在航校引起了一些思想波动。航校党的领导根据上级决定,全校开展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先干部、后学员,先党内、后党外,通过各种会议,利用各种方法,反复讲清道理,打通思想,稳定情绪,鼓舞斗志,教育和动员大家咬紧牙关,坚持过苦日子,渡过难关。

我们的日子越不好过,敌人越压我们,不断派飞机前来捣乱。他们早把我们的航校当成了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想消灭这枝新生的嫩芽。蒋军集中了十五架轰炸机,轰炸扫射了通化机场,打坏了我们六架飞机,伤我六人。在牡丹江,特务又纵火烧毁了我们的一个汽油库。以后,我们一步步向纵深转移,蒋机也一步一步跟了上来。凡是有航校飞机飞行的机场,都遭到了敌机的袭击。前后被敌机打坏的有十多架飞机。当时我们既没有高射武器,又没有能打仗的飞机,只能躲避,不能还手。那些驾着美国飞机的国民党飞行员像疯狗一样,常是早晨八九点钟就飞临我机场上空,盲目扫射、投弹,有时轮番在空中巡逻,直到午后三四点钟才飞返老窝。大家气得红了眼,气愤地朝空中骂:狗强盗,看你还能疯狂多久,你们的狗命不长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敌机频繁骚扰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打游击。抓紧早八点以前,下午三点以后的时间,钻敌机的空隙进行训练。白天把一些能飞的飞机搬到临近的山沟里隐蔽起来,傍晚再拉回机常为了对付暗藏的匪特,飞行员随身还得带着步枪和手榴弹保护飞机。我机速度孝飞机上又缺武器,于是,学员们都学会了超低空飞行,以便在空中遇见敌机就可以同它周旋。超低空飞行,对学员来讲,是很吃力的;飞行归来,个个都累得两腿酸痛,疲劳不堪。当时的物质条件又非常艰苦,不仅吃不到肉和油,连细粮和蔬菜也很少见。有时吃的是苞米窝窝头和苞米糁儿。飞行员、机务人员就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冬季到草塘里,敲开厚冰抓泥鳅,春、夏季挖野菜,拣雁蛋,秋季打猎,来改善生活。住的房子是因陋就简、紧急赶修起来的,既无取暖设备,窗户又不严密,夜晚,西北风卷着雪片打得窗户哗哗响,大家只得带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兜圈子。没有冬季飞行服、皮大衣和毡鞋,也没有保险伞和保险带,飞行员只好穿着棉袄和单布鞋,用麻绳捆起来飞行。地勤人员的工作服是补了又补的。就是处在这样食不饱腹、衣不暖体、屋不遮寒的情况下,大家仍然干劲很大,起五更睡半夜,在雪深没膝、北风刺骨的十冬腊月,忍受着严寒与劳累,顽强地苦练着、工作着、战斗着,尽快地掌握航空技术,他们常常说: 我们一定要争回这口气,等我们的翅膀硬起来敌人就耍不成威风了。在将近四个年头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同志们的情绪一直是饱满的,干劲一直是充足的;充分表现出了人窬? 队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不屈不挠,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航校是共产党领导的,它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是它的灵魂和统帅,它的干部和学员是革命战士,对党、对革命、对人民事业有着无限的忠诚。

 

一九四八年以后,解放战争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东北有名的辽沈战役,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最后解放了东北全境。航校随着整个形势的好转,由东安搬回牡丹江,以后又搬到长春。环境安定了,条件改善了,人们的心情更加兴奋了,干劲更足了,训练的成绩就更加显著了。遵照东北局的指示,航校一面抽调一批干部大力搜集国民党在南满各地丢弃的航空器材,一面加紧训练,迎接大发展。当我军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向全国各地进军时,航校又派出了大批干部和学员,随军前进,赶赴全国各地接收国民党丢弃的航空器材和人员。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航校的领导同志到中央所在地,向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航校的工作时,毛主席鼓励我们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些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航校——这一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从重重困难中诞生的新生力量,不仅为人民空军的建立摸索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做了一些必要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并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航空人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由这个航校训练出来的飞行员,以十七架飞机编成整齐的队形通过了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检阅。建国以后,全国闻名的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刘玉堤等,和目前空军的一部分技术领导干部,大部分也是在这个航校开始学习航空的。这一切,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代表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宣布: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历史证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预见,一件一件地都得到了实现。

 

 【作者简介】

常乾坤1904.9.3-1973.5.20

    山西垣曲亳城村人。1925年人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广州航空学校,同年赴苏联人红军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1933年入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1938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大队长。1941年起任延安军事学院大队长,军委俄文学校编辑处处长,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东北野战军航空学校副校长。1949年任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1950年任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1951年回国后任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空军军事科研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3520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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