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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人为何为人？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如何共生？ 这些对人之存在最本源意义的思考，在我们平稳的生活流中，是习以为常被忽略的，甚至会被一些所谓精明人认为“无聊到吃饱了撑着”的；在快餐化与功利性浓重的影视圈，在票房的压力和主导下，这些思考也被认为题材太严肃“少人问津”，在“欢欢喜喜过大年”的贺岁片中，更是鲜有碰触。然而，今年贺岁档中，宁浩的《无人区》却打破了这些“惯例”。透过广袤的漫漫黄沙，拂去表层的血腥杀戮，通过一环扣一环的惊险刺激，该片呈现的正是对这些思考的审视、叩问与求索。 把握这样的题材需要勇气、诚意，而生发构思这样的题材也需要契机。几年前，在中蒙边境远离尘嚣的一段生活，让宁浩有了这样的机缘。 宁浩说：“那时候我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区拍电影，远离人群和现代文明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发明显地感到自己身体中某种东西得到了复苏，比如视力和听力越来越好，对自然环境的感知力越来越强；而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能力却在变弱，甚至变得不那么必要。这些变化，迫使我对人之为人的特性进行思考。在思考中我意识到，人性是由动物性和社会性两部分构成的。动物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的思维和行为中的利己主义；社会性则更多地表现为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或者说是利他主义。不同的是，动物性是本能，是先天的；社会性则是人在成长中不断获得启蒙和培养才能得到的。我就想拍一部表现极端环境中人性的电影，表现人对其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性的追求，也就是人性救赎的主题。” 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主题无疑立意颇高，但用镜头语言，既能展示感悟与思辨，又能连结成故事，具有观赏性，无疑是种挑战。为此，宁浩设置了一个虚构空间——“无人区”，就像《红高粱》中那一片火红的高粱地，就像《泰坦尼克号》中即将沉沦的大船，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人与动物共处的方舟，宁浩的“无人区”选在了西部公路上。 这个“无人区”是一个“解剖室”。在这里，不是没有人，而是不存在道德层面的人。在这里发生的故事是一个连环套：走私犯为贩隼，残忍撞死警察、撞残了杀手；律师潘肖为名利枉法，帮走私犯洗脱了罪名，又贪其车独自驶向西行路，没想到一路反遭走私犯算计，被利用被勒索被惊吓甚至丧命……在一层层抽丝剥茧后可见，一切的源头极其简单，就是一只隼，而隼的一根根羽毛里承载的就是一捆捆的人民币；一个接一个悲剧的根源也极其明晰，就是贪婪。在如此动物性的环境中，放大的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利益驱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本也是一种社会常态，但宁浩想揭示的是，放纵动物性对利益的极度追逐，带来的是群体性毁灭。促使宁浩去完成这个对人性高难度论述的，正是当下社会不断膨胀的欲望。在宁浩看来，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代人，最大的变化就是不谈理想、不谈信仰、不谈政治诉求，整个推动力都是个人欲望与社会欲望，所有矛盾都是个体欲望与集体欲望的矛盾，现在人们的思维都太简单了，就是利益诉求，简单得简直有点可笑。 这个“无人区”也是一个“修炼场”。西部公路就像西天取经路，就像众多妖魔鬼怪“帮助”孙悟空完成了救赎，潘肖遇到的各色人等——被绑架的舞女、货车司机、杀手、售货员，也让曾经怯懦的他用生命完成了救赎。在欺骗、暗算、谋杀等强烈冲突中，潘肖作为人的社会性一点点复苏，突出了社会性教化的作用，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力量。潘肖的自我救赎路还包蕴着因果循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对于潘肖这样的“著名律师”，自以为睿智过人，结果自己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潘肖的反面便是走私犯，他的结局充分说明，教化也不是万能的，人性彻底沦为兽性，就成了永恒的恶。 其实，人性总是包含两面：本我的动物属性，劝人向恶；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属性，劝人向善。这两种属性也就是人性的两面性，充满了斗争、挣扎。正如台湾作家刘墉所说，因为人性丑恶，所以我们必须去认识它，因为人性向善，所以我们应该去谅解它。大家在看到超人的时候，也能看到禽兽。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摆脱禽兽那般黑暗的人性弱点，但我们始终在试着走向崇高的超人。在此意义上，每个人都有自我层面上的救赎。 徐峥说：复苏现实主义需要高度智慧，该片的创意可谓智慧。在这个虚构空间里发生的故事看似寓言，《无人区》也被贴上了黑色幽默的标签，但细细思之，除却宁浩式美学风格——粗砺的线条以及暴力美学的渲染，实则充满了现实主义的色调。电影里的人物面临的困境和纠结，在极端状态下内心的挣扎和思考，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和纠结的极致化。这警醒我们时时反省自身行为：是动物性还是社会性？如何使动物性和社会性达到一种平衡？ 尽管无论影片开头与猴子的对话，还是结尾所云“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会用火”，这些结论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该片毕竟发出了国语电影的“好声音”。何况，在人类前行的漫漫征程中，还在不断突破自我认知的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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