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典礼 最后一课 | 案例 2015-05-24 专注高等教育 麦可思研究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毕业典礼都是一场“重头戏”。它们讲究排场，大多还蕴含着历史与传统。这在哈佛这所美国最古老的大学里自然展露无遗。我们会以各自舍院为起点开始游行，排成一列纵队，穿过剑桥的街道，再杀回哈佛园。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了教授、学校管理者、“重量级”校友与嘉宾身着笨重的平绒长袍，头戴奇特、华丽的帽子或头饰，慢慢悠悠地绕着大家新生时代居住过的红砖楼招摇过市。它们都是被成千上万的学生们风雨无阻地践行着的习俗，早在我们呱呱坠地之前便业已存在。这就是传统。在这儿，有欢笑声、“喋喋不休”的话语声与一片欣欣向荣之态，有怀旧、渴望与焦虑——它们是数世纪以来毕业生们常有的情绪，也是让我们对一个群体、机构产生皈依的情感，这比一帮人仅仅是“扎堆儿”在一起妙多了。这就是历史。 我们的毕业典礼总是定点在三百年剧场，它在哈佛纪念堂与怀德纳图书馆之间那片无边绿茵中。剧场边上弯弯曲曲的老树目睹过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见证了数百场的入学、毕业典礼；那些历史沉淀入了榆树、枫树、皂荚树，它们又将沉默的智慧与优雅的致礼回馈给今天这场盛事。夏天的微风温柔地托起我们各自舍院的条旗，扬起每个学院的旗帜，当中所蕴含的丰富含义便也就随风招展、弥散。本科生站在自己舍院的条旗下；研究生立于他们的院旗前，有些人穿戴着所学领域的标志，如书本（哈佛教育研究生院），又如地球模型（哈佛肯尼迪学院）。 那些可爱的传统非同凡响之处不是历史和荣耀，而是它们中许多已顺应并逐渐融入现代生活和情感这一现实。第一个例证便是毕业演讲。通常，我们每年会有两个演讲：一个毕业纪念日演讲，一个毕业典礼演讲。前者时间上先于后者，并且为哈佛学院（哈佛的本科学院）应届毕业生专属，其演讲嘉宾由大四学生委员会物色。毕业纪念日演讲一般被称作“搞笑演讲”。像威尔·法瑞尔、柯南·奥布莱恩、艾尔·弗兰肯和阿里·G这样的著名谐星和幽默作家在毕业纪念日演讲上所讲的那些很有味道的笑话，的的确确曾“一石激起千层浪”，让我们笑破了肚皮，也令家长脸红。而使全体毕业生如沐春风的毕业典礼演讲，则几乎永远都是“严肃”的；它由哈佛校友会敲定演讲人选。 在前述两种演讲嘉宾选择过程中，校方行政管理人员说了话都作不了数，谁来演讲还得看学生、校友的意愿，得体现出他们的兴趣与价值取向。有人为此也许会说毕业典礼演讲是观测哈佛社群的“精神指标”。总的来说，挑选演讲者的过程本身虽然将传统涵盖在内，但由谁演讲和演讲本身则是与“一本正经”“传统”不沾边儿的。 你脑海中浮想的演讲可能是一场劝诫哈佛毕业生去做未来领袖、主宰世界的说教——不然面对一群“过度成功”的人士还能讲出个啥？你意料之中也许有这样的台词：
这难道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吗？难道不是现代社会评价哈佛、耶鲁、清华、北大、剑桥、牛津，以及世界各地顶尖大学毕业生的标准吗？这些学校的毕业生理应成为银行家、咨询顾问、教授、律师、医生，毕业便朝着企业总裁或政界高官的道路前行，如此等等。我们理应很有钱，45岁时有游艇、有大宅，过上了退休生活——对吧？可是，这都是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者最不可能鼓励我们去憧憬、去实现的做人目标。 我2007年毕业时，我们的毕业纪念日演讲嘉宾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是比尔·盖茨。一个是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保持了最高的总统“票房”，另一个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成为了最富有的人。此二人如果不讲权和钱，会讲什么呢？ 克林顿总统提到一个概念：“ubuntu”。此乃南非科萨部落用语，意为：“我因你而成”。它是一种认为人类之间息息相关的观念，即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一分子。克林顿当天所言的“社会”，指的就是我们的“国际社会”；他亦谈及我们如何亟须不将自身视为一个个体去追逐个人的成功，而去为全世界兄弟姐妹的福祉与兴盛奋斗。非洲的艾滋病不是只属于“非洲”的艾滋病，印度尼西亚的海啸不是只属于“印度尼西亚”的海啸——我们思考时不应将其看作“他们”，而应视为“我们”。他敦促我们“花尽可能多的时间、爱心与精力去考虑那99.9%的人”。这些话出自一位魅力超凡、颇有争议的政治家之口或许有些意外，但源于应对全球卫生健康问题最成功的组织之一——克林顿基金会的创始人（他不干总统这份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工作后所做的事）口中，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比尔·盖茨讲了自己与妻子梅琳达如何扪心自问“以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怎样能最大化地造福最多的人？”这一历程。这位先生，这位在这个地球上给我们大多数人提供了影响日常生活运转的科学技术的人，宣称“每个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指出“有些人的命比别人的命值得拯救”这样的观点是“令人作呕的”；这位先生，这位受益于资本主义而使得“富可敌国”“功成名就”在自己身上成为现实的人，致力于推进创新型资本主义——在其中，市场力量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贫困者，以令我们世界里倾斜的“天平”趋于平衡。这些话出自一位身家数百亿、公司钱多到四十几岁便可以退休的富豪之口或许有些出乎意料，但源于一个与妻子一起成立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之一——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人口中，却并不令人感到吃惊。他捐赠了超过270亿美元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医疗与极度贫困问题。 两位截然不同的人，两个判若两途的职业，两种大相径庭的个性，两场如出一辙的演讲。在如此之多可供选择的话题里，他们都谈了对全人类的博爱；讲到借助我们的才智与能力，以巧妙、系统的方式服务于更大福祉的需要；提及我们应当跳出自我，超越个体成就的狭隘。一个栖身于伊拉克难民营的穷苦孤儿跟我们一样；一个丈夫死于艾滋、自己业已感染HIV病毒的尼日利亚妇女也跟我们一样。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但我会问：为什么不是这样？我们，作为稳拿“好工作”的顶尖大学毕业生，有年轻的活力，有社会的认可——我们没什么输不起的。正因这种优势，我们也许以为自己所向披靡、高人一等，从而面临迷失自己谦逊与对全人类同理心的危险。但也恰恰是由于这种优势，我们随时能以最佳准备状态服务于最富挑战性的愿景，投身于最具挫折性的目标。这不是要我们牺牲健康、财富或快乐去为其他人做牛做马的简单论证；事实上，两位比尔都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应该并且必须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有所行动，这不只是借由个体层面的同情与怜悯，还包括在梦想和卓越层面上进行革新与创造。我们不必放弃自己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为更多人幸福的奋战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当我谈起此类事情时，扔给我的一个最常见的驳论就是：
此言不虚。此言不虚是因为我们是幸运的，此言不虚是因为我们失败成本如此之低——这是为何被命运眷顾的全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生应当拥抱理想与热情的所有理由。无论是比尔们还是我，都没要求世界上每个人都按这套干，而是说像哈佛、耶鲁、清华、北大、剑桥、牛津之流的毕业生，身处一个独特而资源丰富的位置，就该系统地厘清并实现面向全人类的人道服务。 无论何时想起毕业典礼，我记起的是来自克林顿总统和比尔·盖茨的行动呼吁，是他们的谦虚精神，以及他们向我、向我的同龄人所下的“战书”：拥抱同一个人类。我已然发现，随着人们年岁益高，会越来越愤世嫉俗，越来越自我专注于个人的“小家”、职业、本土世界。因此，我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为我们全人类、为我现在身处的世界、为未来一代又一代人赖以生存的世界全力以赴。我盼望全世界的“新科”毕业生们会同样接受这一挑战，放低身段并为此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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