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研究】书“法”的含义 　■陈方既

书“法”的含义

■陈方既

　　一切的艺术创作都有方法问题，它属于技能范畴，一般都不作为审美效果来认识。书法则不一样，“法”既是指书写的技法，更是重要的审美内容。且“法”的运用、运用的效果，还表现在“度”的把握上，因而有“法度”一词为书法所专有。尽管发展到后来，还有了“从有法到无法”之说，但这并非是不讲“法”，而是讲“无法之法”，称“无法之法，乃为至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怎么来的？如何去追求它的审美效果？其意义与价值又是什么？

　　一般日用器具的制作，人们都会从实践中摸索利用工具器材性能进行操作的方法。这一点，中国人并不保守，早有“千个师傅千个法”的说法。但是，对书法之法的讲求，可没那么简单。

　　以蔡邕《九势》为例，这可能是历史上留传下来讲书法之法的第一篇文章，可是该文不称《九法》，而称《九势》，这就在告诉人，书写讲法，是为了求势的（那时还没称书法为艺术）。该文开篇不是讲具体技法，而是讲用法之理。原来这一系列技法讲求，都不是他个人的主观规定，而是书写中要把握的自然规律，总括一句话，就是阴阳的矛盾统一。写字，用的是“法”，写的却是“理”，即自然之规律。

　　书法之所以成为审美意味深厚的艺术，并非只是由于表面上有似而不是、不是又似的有意味的形象感，更在其中有属于这个古老民族深厚的哲学精神内涵。所以当书写工具器材、书写方式稳定，字体稳定以后，人们便将书写中积累的技法经验进行总结，于是蔡邕《九势》、卫铄《笔阵图》、智果《心成颂》、欧阳询《结体三十六法》等和其他一些讲“法”的论著先后问世。

　　现在回头来看，这类讲“法”的著作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讲各种字该怎么结体。——后人依其法结字，确实得到平正安稳的形式，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结构，以隋智果《心成颂》为例，他讲的只是心理感觉，并未说出道理，所以其文有这样的命题；另一类则努力以人的现实经验之理，比喻相关之字的结构。——这样人们容易理解并可举一反三，悟得更多的结体方法，欧阳询《结体三十六法》就属于这一类。

　　这两种讲“法”的方式，逐渐使人形成两种不同的学书认识和方法。

　　一种是视“法”为前人书写积累下来的保证用笔结体的基本经验，书写遵守它，学仿它，就可以保证书写具备通用的文字形式。

　　另一种则认为必须遵守的“法”只是自然规律，每个人都可以据规律随情性作自己的安排。理解规律，是为了让自己的书写合乎规律，而不是为了要求每个人都来仿照前人书写的样式。

　　二者都认为自己所讲是“法”，都认定“法”要准确掌握。准确掌握就是“无过无不及”，适“度”。“度”把握好了就有美，就是艺术。

　　在书法为实用的历史背景下，写出的字，好比现今统一的印刷体似的，让人看得清楚明白，所以唐代科举考卷上就规定考生遵守《干禄字书》。可是人都是有个性的，个性都会从其运笔结体中表现出来，就像不同人各有不同面目而生动自然。这一规定出现，大家都得抑制个性，强作一体，就不合自然规律了。即这种书写，符合了为统一科举考试而强制的“法”，却违背了“书肇于自然”之“理”。

　　怎么办？这就看怎么认识了。

　　有人认为书写之有、文字之创，本就是实用需要决定的。现在文官考试，为了方便阅卷，需要有尽可能统一的书法形式，为什么不应该制定统一的标准让众人遵守呢？这是一种随时代的实用需求提出的法度观：不要以个性妨碍实用需要的统一性。

　　还有一个情况：魏晋以来，正、行书已形成稳定的形式，也积累了丰富的技法经验。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书势端谨、大方，既实用又美观，这才是足以为法之书。大家都该学仿，从而便形成了以这种法式、风神为美的时代书风。这种学书势头，从唐代起一直延续到北宋初。这时在人们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书法观点：任何人写字，如果笔下不见晋规唐法，即被认为是“偏离正途，误入魔道”，就不能算是书。

　　强迫不同的人按同样的方式面目写字，虽然是实用需要，但这究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大胆突破。于是就出现了被“唯有晋唐面目才是书”的人视作“无法”。事实上，世上一切事物构成都有内在规律，如果真是“无法”，书法也就没有了。有见识、有能力突破的，只是限制了艺术个性发挥的那些程式化技术规定。实际上这些被哂为“无法”之书恰是坚守着书法艺术形象得以构成、艺术效果得以产生的基本法则的，因而所作便出现了更新鲜的为人所美的效果，故被人称之为“无法之法”，并誉其“乃为至法”，意思是：不守那种要求将字写成统一样式的方法，却充分把握了书之为艺术、之有审美意义与价值的根本方法，这才是最恰当地用“法”。

　　为什么这样认识“法”、运用“法”，“乃为至法”呢？因为“法”的运用，是为创造有生命、有个性面目的艺术形象服务的。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显示了书家的见识、修养、功力，才具有用“法”的意义与价值。

　　为什么用“法”还要讲“度”呢？写字，是为了创造生动的艺术形象，没有“法”的运用不行，“法”的审美价值与意义，全在形象创造中恰到好处地运用，“无过无不及”，把握好这一点，就是掌握了“度”。书中显示出这种效果，正是艺术见识修养功力的表现，“无法之法”，适得其“度”，正是书家识“法”、用“法”的最高境界。一件书作如果不能从用“法”上展现出这种效果，就不能算达到用“法”的高境界，就直接影响作品的艺术性。

　　总体来说，“法”的认识、运用，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最先只是利用工具器材性能实现书写，在越来越熟练的书写中，人们发现了审美效果，就逐渐有了以实用为前提下的审美效果追求，“法”也在这一目的要求下积累。可是在用“法”中，事实上又出现了两种认识、两种态度：一种认定“法”是既利实用又保证审美效果必须恪守的绝对规定，否则就不是“书”；另一种则认为“法”只是前人书写中积累的体现了自然之理的经验。只要不违书理，是可以作个性化的运用的，而且用“法”的目的意义和审美效果，也正在这里。

　　今天，书法已成为纯艺术形式，“法”是不是还要讲求？如何讲求、运用才有意义、价值？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