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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宋惠昌） 一些研究佛学的人，常常把佛学的道理讲得很艰深、难懂，特别是对于禅，就讲得更加神秘莫测了。实际上，这本身说明，这些人还没有从根本上把禅的本质搞明白。如果把禅的本质真正搞明白了，是很容易把禅的本质说清楚的。在这方面，胡适在几次关于禅宗的讲演中，用一些已有的故事，使人看了很快就明白了“禅是什么”这个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引用了一个故事。胡适说，在11世纪，中国的法演和尚，讲过一个故事，其目的在教人自己找办法。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大庙叫五祖寺，寺中有一个和尚，有人问他禅是什么，他说：“有两个贼，一个老贼，一个小贼。老贼年纪老了，于是有一天他的儿子问他：‘爸爸！您老了，告诉我找饭吃的方法吧！’老贼不好推却，便答应了。一到晚上，老贼就把小贼带到一富人家，挖了一个洞，进到屋里。用百宝囊里的钥匙，将一个大柜子的锁开开，打开柜门，叫他儿子进到里边。等他儿子进去之后，他又把柜子锁了，并且大喊：‘有贼！有贼！’他便走了。富人家听说有贼，赶紧起来搜查，搜查结果，东西没丢，贼也没有看见，仍然睡去。这时锁在柜子里的小贼，不晓得他父亲什么用意，只想怎样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一会儿，里边的太太听到，就叫丫鬟掌灯来看衣服。刚一开开柜子，这小贼一跃而出，一掌把丫鬟打倒，把灯吹灭，竟逃走了。被富人家发觉后，又派人直追。追到河边，这小贼情急智生，把一块大石头抛在河里，自己绕着道儿回去了。到了家里，看见他父亲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亲为什么把他锁在柜子里。他父亲只问他怎样出来的。他把经过说了之后，老贼便捻髯微笑道：‘你此后不愁没有饭吃了！’像这小贼能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便是禅了。” 胡适说，他这个例子讲的是中国禅，而“中国禅是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 这个故事，无论谁读了都会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还能够促使你思考问题：小贼为什么能够“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呢？如果你认真研究一下小贼的处境，就应该有所领悟。道理很简单，是逃生的需要，才使他“情急智生”的。如果说这就是禅，就是智慧，那么，对于老贼来说，这就是他要传授给小贼的“生存之道”，而对于小贼来说，这就是现实的“逃生之道”。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小贼的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逃生欲望逼出来的。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小贼从无办法中想出的办法，并不是老贼用语言所指明了的现成方案。可以想象，如果老贼告诉小贼如何逃生的一些具体办法，那很可能不适用，因为小贼遇到的情况复杂多变，什么“方案”都不能套用。小贼的逃生办法，只能是小贼在当时的处境中自己去“悟”出来，这样的“逃生办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如果做个比喻的话，锁在柜子里的小贼，是遇到“危机”了。什么是危机？危机的实质内容是，由于内外因素作用的积聚，突然造成原来社会生活体系的解体、崩溃，极为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秩序，陷入极度混乱，使人们感到走投无路。在这些突如其来的现实威胁中，人们用原来的一套常规办法已经无法阻止它的蔓延了。 当然，危机也是一种机会，不过，一般来说，机会都是在肯定意义上说的，但是，危机却是一种否定性的机会，所以，人们都不希望自己会遇到危机。但是，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在一定条件下，它们都能够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当人们经历过多次危机考验之后，就会明白：并不是任何危机都只有消极的一面，如果人们对发生危机的原因，进行认真研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就会把“危机”变成“良机”。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到危机，而在这样的场合，就不能按照一般的规矩思考问题了，必须打破常规，寻求现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谁都明白，当生死存亡关头到来之时，循规蹈矩，就很可能是死路一条；而异想天开出一种办法，也许就会出现一线生机！常言道，狭路相逢，勇者胜。其实，一个人有大智，才会有大勇。人们总是把大智和大勇相提并论，道理也就在这里。 其实，正像危机与机会并存一样，绝望的尽头就是希望，走投无路的时候预示着有一条新路已经摆在你的面前。比如说，当一个人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就说明会有新的道路供你选择了：这说明此路不通，那就选择一条新路走下去就是了；或者说明是这条路走错了，那就换个方向再走下去就是了，如此等等。总之，能够从走投无路中，寻找一条出路来，这说明一个人是真正有智慧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供人们选择的机会，可以走的路，也是很多的。正像有人说的，上帝关上了一扇门，肯定会给你开一扇窗户，但是，千万不要错过了机会。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应该表现为：如果有人把你从门里推出来，你就要赶紧从窗户再爬进去。我们应该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宋惠昌：权势、情面与真理
对真理的认识常常会出现许多曲折。人类一直以来在探究，究竟是什么堵住了人认识真理之门？仅就主观而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总要受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个别之中，不乏有慑于权势，或是碍于情面。中国人对这方面的体会是深刻的。 许多人还会记得，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浮夸风愈演愈烈，亩产小麦几万斤、十几万斤的说法，不绝于耳。那是个激情战胜了常识的年代。对这些高产“卫星”，即便是科学家、知识分子，也难免不幸，没有保留住自己心中那块圣洁的自留地。报纸上是连篇累牍地关于亩产小麦130434斤10两4钱的数字。常识为什么能被激情战胜？理性为什么可以在瞬间化为乌有？这是因为，这种谎言已经带上了一种权势的光环，造成了一种近乎是咄咄逼人的气氛。 权势之所以会成为人们分辨真假、认识真理途中的一个拦路虎，实际上，这是权力本身在起作用。权势作为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震慑力量，以维护权力所有者的所谓“情面”。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的现象：明知道是领导说的不对，可是决不能说破真相。人们为了不得罪领导，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只好顾了情面而牺牲真理了。权威面前，真理尽失！ 时代前进了，当年的那种浮夸风，人民群众早已感到厌烦，大多数人已经不再那么轻信了；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生活，还会痛切地感到，在判断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上，不少人那种慑于权势的遗风，却仍然存在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生活中的权势之风与社会生活中那些消极的人情之风相结合，无形中阻碍了人们认识真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我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些深深刺痛我们的“假”、“伪”恶习。许多事实证明，这样的文化氛围，对于人们保持正直的心态、表现出真实的思想境界，是一些很难跳过去的障碍。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每个人是通过对自己的错误的深刻认识、并且真诚公开地改正错误，才不断走向真理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地提高了自己的文明层次。人类文明进步历史中的大量事实说明，这样的过程，无论是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政党，还是对于个人，都尽然。 不过须知，在许多情况下，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公开地承认和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在改正错误，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相反地，对于一些人来说，忏悔罪责、检讨错误，是一件相当沉重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会失掉面子，特别是对于某些当权者，这样的检讨或者忏悔举动，很可能是他们的一种政治利益的损失——失去了势力，降低了威信。掌权者是不会犯错误的，他们要保持一贯的正确。但是，恰恰是只有这些坦白的忏悔行动本身，才能说明犯错误者正在抛弃错误，而勇敢地走向真理。某种意义上，这是检验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和民族对社会和历史究竟保持一种什么态度的一把标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果回顾一下1970年12月7日，面对着全世界，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墓前惊人一跪的事情，也许会得到启发。德国领导人一直在对德国历史上的罪责公开忏悔，人们已经看到，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耻辱，反而得到的是世界的尊敬。因为，他们要以此向世界表明德国人与法西斯主义的彻底决裂。 我们将会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抛弃权势，打破情面，公开忏悔，直面真理的这种举动，其价值已经超出了事情的本身，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我们正在甩掉旧文化中虚假的历史包袱，向着一种新的文明前进，这种新文明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正是这种新文明在荡涤人们灵魂深处的那些污泥浊水，使我们能够直面世界，对走向真理充满勇气。（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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