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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法的规律和天体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不相一致，导致了夏商周秦各代的历法一直多变。所谓三正就是人们探索历法规律的结果。按照司马贞的说法，三正是： 周正建子，夏正建寅，秦正建亥。周朝以今天阴历的十一月为正月，夏朝以今天阴历的正月为正月，秦朝以今天阴历的十月为正月。 《诗经·七月》的一个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就表现在它真实记录了夏周之间的历法变动轨迹。使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利用它来捕捉夏历和周历之间的嬗变。在整部流传下来的《诗经》中，《七月》是唯一的资料。 《国语》和《礼记》里都提到“夏之衰也，周弃继之。”《尚书》里周人也称自己是夏的传人。说明周可能确实是夏的一个分支。所以夏的历法最初是通过周弃来继承的。但是夏的历法中，一年只有十个月。我在《夏小正物候辨析》中已经作了论证。其中最有力的证明是：夏历五月夏至（时有养日），而十月有冬至（时有养夜）。我们知道冬至到夏至之间正好时隔六个月。周历在《礼记》中已经是每年十二个月了。《七月》中有两个“年底”： “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这是夏历十二月的一个年底。”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这是十月底的一个年底。说明两种历法同时存在着。 《诗经·七月》是西周早期的作品，那时周人在公刘及古公亶父的领导下住在陕西泾河上游一带。从《诗经·七月》记载看，当时正处于夏历和周历的历法转型期。诗中有这样的一段：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说明每年的十月晒场上的粮食入库以后，周人有一个节日。这个节日类似过年，丰收节和狂欢节。夏历的十月是一年的终了，周历的十月不是一年的终结，但是在《诗经·七月》中却是被称为“改岁”：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这个改岁包括改岁时的把酒狂欢都应该是夏历年终改岁的遗存。在《诗经·七月》中十月以后不是十一月和十二月，它的十一月称作“一之日”，十二月称作“二之日”，正月称作“三之日”，二月称作“四之日”。而三月到十月的称呼不变，沿袭夏历。 西周初期的平民生活也是被分割成这样的两个部分，对应的非常整齐：从三月到十月，大家是住在田野里的家，从事农事，实行的是三月至十月的夏历。而从一之日到四之日大家是住在自己在都邑的家里，妇女和孩子在猫冬，而男子则为统治者服役，实行的是一之日到四之日的周历。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豣，献豣于公。二之日凿冰冲冲。 三之日纳于凌阴。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从四之日（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开始，大家陆续回到自己在田野里的家，开始了新的一年的农事活动。所以这四个“之日”的历法是周人自己的创造。介于“四之日”和“四月”之间的是夏历三月（周历五之日）是最容易混淆的一个月，所以在《诗经·七月》中这个三月有两个别名作为过渡：以“之日”的延续被称作春日，以农事月份的开始被称作蚕月。因为在这个蚕月里，仓庚鸟叫了。这意味着女人们要开始孵化蚕卵了。而在《夏小正》里，仓庚鸟在二月就开始叫了。原因是《夏小正》的夏历二月底已经是《诗经·七月》里的三月半了。 但是由于历法从夏历的每年十个月改为每年十二个月，所以每个月从36天改为每个月30天了。所以在《诗经·七月》里记载的农事和物候与《夏小正》里的农事和物候就发生了明显的差异。由于将一年分成“农事的”和“皇室的”两个部分，实行起来难度很大。所以在《诗经》的其他篇章里，都不用这种西周早期曾经用过的历法。到了周公以后的《礼记月令》里就有了成熟的十二月历法和二十四节气的农时。但是《礼记月令》里，立春之月也就是孟春之月定在夏历的正月。可见还是回到了周人祖先的夏历，这说明西周早期的历法改革是不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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