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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由乾诚文化“未央”编辑，欢迎转发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然而，凯旋的秦军却没有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也就是以战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型公共基础建设拉开了帷幕。
修筑长城明显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经济账绝对精明：
首先，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是农民，而如果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训练，而且这些农民当了兵，不能再从事农耕，秦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对于蒙受生产上的劳动力损失秦始皇表示不开心。其次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古代没高速没高铁的，粮食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遇到山路还得绕行，秦王朝经济在丧失劳动力的基础上二次受伤。
而反观匈奴，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匈奴从小在马背上长大，在放牧者和战士两个角色随意之间转换，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民族好多了。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很可怜。即使占领了广袤的草原，却无法耕种，即使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何况骑兵们来去如风，掠夺农民积累的财富轻而易举，他们几天便可让农民一年的收成荡然无存。这种成本低，收益高的赚钱方式匈奴只能是欢迎。
君不见隋炀帝三征高丽却被战争开支拖垮；汉武帝雄才大略，打得匈奴大规模迁移，甚至引起亚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运动，却直接导致汉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得四处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不消的却是明朝。如此开来，游牧民族搞战争掠夺实在不合算。
而如果让这批人去修长城会怎么样呢？防守的农耕民族可以从附近的农田中获得粮食，进攻的游牧民族却远离了放牧的草场。而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坚固的关隘，流动的战场变为固定的战线。农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线，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毫无用武之地，往往还没有抢到东西，就先挨了一顿打。
不仅如此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农耕民族不用或减少训练骑兵部队，训练成本得以降低，又因为士兵原本就是农民，有了固定的根据地，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地屯垦，屯田制度诞生，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如果长期驻守的话，这些军官吃个饭，逛个街又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买卖秦政府怎么能不宣？
此后的各朝各代政府对始皇帝的高瞻远瞩纷纷表示赞同，于是只要有条件、有需要，也都尽量采取修筑长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间，蒙古鞑靼部常常进犯陕北、甘肃一带，皇帝于是召集大臣讨论防御事宜。大臣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征集5万劳工，用两个月的时间修葺长城，耗银不过100万两；而派出8万大军征讨鞑靼入侵者，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耗银近1000万两。成本高低一目了然。而且，军人可以在长城之内屯田耕种，获得一定的粮食，这就节省了从内陆调粮食到前线的巨额成本。于是，明朝的皇帝们选择了修建今天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