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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创新,今天我们怎样创新

2015-05-28  老沈阅览
什么是创新,今天我们怎样创新

    解放日报邀请八位创新人物座谈创新话题发言摘要

                         2015年05月28日  

    把“创新之根”扎在岗位

  包起帆
  市政府参事
  “抓斗大王”

  “我最大的快乐在于,自己的科研成果能转 化 为 生 产力。”
  ——摘 自1994年3月7日《解放日报》

  今天再次来到《解放日报》,看到这个主题“创新,一直与我们同在”,我非常有感触,勾起了很多回忆。
  科创中心建设,不仅是精英的事,也是大众的事,是每个上海市民的事。在建设科创中心的路上,每个上海人都应该把“创新之根”扎在岗位。我们讲国际影响不是空的,不是虚的,要靠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行动去铺垫,去实践,只有拥有成百上千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项目和团队,上海的影响力才会更大。
  30多年来,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坚持用创新的理念来对待工作。前几年,我们完成了集装箱电子标签项目,为了把上海的发明推向世界,又走上了制订国际标准之路。在国际标准的领域内,欧美发达国家长期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订权,没有一个国际标准是中国制订的。为此,我们提交了国际标准的提案。然而,制订国际标准有相当规范的程序和要求,过去我们知之甚少。2008年9月,我们代表中国起草的提案被否决了,消息传来,很多同志垂头丧气,但挫折并没磨灭我们的决心。为了让人家了解我们,我们把ISO的工作组请到上海,加深彼此了解和沟通,外国专家则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创新成果。2009年2月,我们再次提交新提案,经过3个月投票,包括美国、法国、德国等在内的14个国家都同意了;此后又经过8个程序,标准终于在2011年12月份正式公布。
  我想,如果每个在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认识到创新需要把根扎在岗位,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推动创新。上海要建设创新中心,赶上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好年代,是我们成才的机会,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机会。

  创新:用独特思维解决问题

  朱国萍

  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居民区的事要靠居民来办,只有凝聚起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为大家办更多实事。”
  ——摘 自2007年9月29日《解放日报》

  今天我参加纪念座谈会,心情很不平静。
  对《解放日报》,我很偏爱,不仅因为它是党报,信息量大,方向性强,对我们基层搞社区工作的同志特别有帮助,更主要是我和 《解放日报》有感情,《解放日报》曾多次采访报道过我如何兢兢业业做好“小巷总理”。
  近两年来,各行各业创新的势头迅猛。什么是创新?我个人理解就是两个字:“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改变旧的东西,用新的独特思维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年我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努力去更新居民的传统理念,变不可能为可能,变有作为为更作为,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我在1998年搞了“时间银行”——小区1000多户3000多人,互帮互助,“储蓄时间”这个创新,已经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结合自己多年来对创新的理解和实践,我最真切的感想和体会是:首先要善于发现问题,及时认识不足,才能为工作创新提供素材,创造入口。
  第二要掌握最基本的方法。要做到工作创新,就要多学多听多看多思,对症下药,举一反三。在当今社会,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学习已经成为第一需要。不学习不进步,就面临被社会淘汰的危险。
  第三要善于付出实践,创新不能停留在嘴巴上,不能停留在认识上,而要与创新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把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层次、新的水平。在实际工作中,能指出工作中弊端的人不少,但亲自付诸实践的人却不多。所以创新工作,要有敢于创新,敢于实践的勇气,才能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冯伟忠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要变 '不可知’ 为 '可知’,唯一的办法是学习。”
  ——摘 自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

  创新,特别是世界级前沿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积累,需要坚持。
  10年前,我参与建设外三(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定位就是要建成一个世界最先进的电厂,靠什么?靠的是创新。如果一切按照规范的话,那就跟传统电厂没两样。在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这个项目边建设边改进边创新,解决了很多世界性难题,所以一投产就世界第一。2008年投产之后,《解放日报》在头版以“竖起中国标杆”为题,进行了报道。在电力领域,世界上第一次竖起中国标杆。不光创新与我们同在,解放日报也一直与我们同在。
  几年来,我们持续推动创新。不仅在生产能效上位列世界第一,在环保排放方面也一直引领着行业发展。发电行业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欧盟是每立方米200毫克;去年7月1日起,我国实行了世界最严的100毫克,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标准。我们的排放今年以来是17毫克。17毫克是什么概念?是欧盟的十几分之一。我们通过创新打破原有认知,用很少的投资,以及低成本的方法,真正做到了“环境友好”。
  回首自己一路走来,始终坚持以创新为动力。1971年,我到崇明发电厂做学徒时,看到当时的发电机组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便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造世界最好的电厂。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学习和努力,现在我们拥有了世界最先进的火电技术。
  我们的推动创新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才能一路走到今天,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为上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再做贡献。

  “我只能说,我在做”

  徐根宝

  足球教练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比钱多钱少,而是要刻苦训练、卧薪尝胆、埋头苦干。”
  ——摘 自2010年9月28日《解放日报》

  创新,是现在最流行的词。创新真正成功的不多,都要成功那就没有“新”了。我们足球没有新,如果我创了“新”的话,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我们足球水平还这么落后。我只能说,我在做。
  刚才听了前面同志的介绍,他们都有很多新的东西,我在技术上提出“抢逼围”、“接传转”,实际上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有的,我只不过把这个搬了过来,做了修改。我觉得,关键是怎么把新东西,更好地用在实践中。
  在科技创新这个问题上,我还在不断琢磨,因为体育运动跟其它不一样,球员是活的,不是说你创新一个技术,就能把他培养出来。现在讲足球,选材要选好,天才球员是老天给的,球星可以带动创新。世界上足球技术的革命,都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拿了世界冠军,他这个国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打法。所以我谈创新,谈不上。
  再谈创业,就要说到崇明基地。我是球员出身、教练出身,我去创业,就去创办一个足球基地,而且投资了3000多万元。也有人说,我不会做生意,但我有这个胆量,所以说创新或创业首先要胆量,要有这个魄力。
  那时,我提出15年磨一剑,带着3200万元投资了足球基地,就想着中国足球要上去,就要培养更多球星。这些年来,应该说创业是成功的。所谓成功,就是培养了人。
  15年后的今天,我想做的事,是打造崇明足球县。这是一种灵感,把球队转给上港后,我没事了。当时想,15年来崇明帮助我培养出这么多人,我要把崇明打造成足球县。我基地里还有一些球员,争取再创造一个中超球队,以这个球队带动足球县。

  鼓励更多企业原始创新

  何积丰

  中科院院士
  华东师范大学
  软件学院院长

  “应关注整体实力提升,不要钻在排名第一还是第二的争执之中。”
  ——摘 自2005年12月17日《解放日报》

  大家都讲创新,但很多人不清楚“原始创新”是很难的。要实现原始创新,首先应做到理念创新。上海自开埠以来创造了很多“中国第一”,但近年来“第一”越来越少。如今,全国创新能力第一的城市是深圳,我们和深圳相比已有差距。
  这次市委全会把机制体制改革提到很高的位置,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改革,理念创新、原始创新就无从谈起。比如,上海引进海归人才,他们的子女教育怎么解决?医保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许多海归人才就不能安心工作。再比如,刚才根宝先生提到如今踢足球的学生不多,因为我们的教育始终推崇分数第一。结果,我们对孩子只有分数上的要求,堵住了把他们培养成足球运动员的通道。国内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体系也亟需改革。高校过于强调SCI论文,尽管很多领导批评这套体系,但下面还是只看重SCI论文。
  企业方面,上海培养出的原始创新企业还不多,这与上海的经济地位是不相称的。我们都说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大多数国企还是围绕GDP指标,很多事,企业老总不敢做。如今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创新是找死,不创新是等死。”创新怎么会是找死呢?我看这是一些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才说出这种话。主流媒体应多发一些声音,消除误导。
  我觉得创新有三个特征,第一是颠覆性,第二是影响范围广,第三是要产生比较大的效益。工业4.0就具有这三个特征。据西方国家预测,实现工业4.0后,将在5年内增加6万亿美元制造业产值。但这种创新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中国讲中庸之道,害怕风险。国内拍的电视片,到自然界探险的片子很少。我们做事循规蹈矩,如果这一点不能在意识上破除,创新就会有障碍。思想意识的转变,需要媒体发挥作用,希望解放日报在思考增强原始创新这一任务面前,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呵护学生的创新基因

  张人利

  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

  “我们长期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其实反思一下,可以改进之处甚多。”
  ——摘 自2008年10月4日《解放日报》

  我想谈的是,以质疑的思维来审视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可以成为创新的源头。
  教育一定包含三个特性,一是科学性,二是社会性,三是艺术性。教育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始终在探索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其规律性,就是基础性研究;另一个是这些规律怎样应用于实践,就是应用性研究。
  从某种角度来说,教育是一种人学。例如,人在什么年龄阶段学习什么学科?学到什么程度?应该是有规律的。大家习以为常的是初二学物理,初三学化学;新加坡是化学和物理同时学的,欧洲有些国家是先学化学再学物理。哪个是对的?我问欧洲的学者,他们回答很简单,中学的化学内容比较好学,就早点学。我也请教过我们的专家,回答也很简单,中学物理内容比较多,就早点学。
  作为一个中小学的校长,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改革的是小学一年级。一年级的学生语言模仿能力强,模仿性强,但抽象思维比较弱。所以我15年以前就决定加强小学一年级的语言教育,不上数学必修课,以一节活动课培养学生对数学的感觉。我不是解决了问题,但至少提出了问题。
  另一个我想说的,是以母语的姿态来培育学生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我们成年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了幼儿学习母语的基本规律——情景中学习,生活中学习,游戏中学习。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学科的逻辑结构和人的认知逻辑结构不一定是重合的。所以我们学校搞了后差生教学,改变过去以教师自己以为的学科体系进行讲解,变成遵循学生认知规律,由教师帮助,让各位学生自己进行学习。
  其实,学生的创新基因是与生俱来的。如果让教师能够创造机会,设计问题,不断地暴露学生不同的原始的真实的想法,进行碰撞,那么创新基因可能会得到更多呵护。

  让更多年轻人加入我们

  王丽萍

  国家一级编剧

  “生活是永远的宝藏,只要你敞开胸怀充满激情去吸纳,你的笔永远不会枯竭。”
  ——摘 自2013年3月28日《解放日报》

  今天我很荣幸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我还是想扣着这个主题来谈论一点自己个人的观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创新,一直与我们同在”。
  我第一个想说的是“同在”。我对《解放日报》的感情非常深,因为这里有一批特别具有新闻理想,对突发事件特别敏感、敏锐的人。记得2013年3月27日国家领导人出访坦桑尼亚时,点到了我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当时电视也是直播的,让非洲的观众了解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画面播出时,很多人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正好我要去看一个音乐剧,已经进了剧场了,《解放日报》的记者说你一定要接受我的采访,看演出可以迟到。她很急切地表达了这种诉求,我被感动。第二天,她第一个发了报道,讲了《媳妇的美好时代》怎么样走出国门的过程。
  第二个“同在”,我家里有《解放日报》,它天天与我同在。实际上有了自媒体以后,我们看报纸的时间在减少,但这份报纸每天到你家里来,我一般晚上边开着电脑边翻看报纸。这个报纸依旧对我有吸引力,可能是源于它的客观、公正,严谨、丰富和深度。这些东西是互联网时代,或者说手机、微信各种东西没有办法给我的。
  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我们是谁?可能是你的社交圈,可能是你的朋友圈。今天来的时候,我在大厅里发现一个非常大的横幅,非常漂亮,我正好看到旁边有绿色的景致,拍了之后发到朋友圈去。我的很多朋友都在点赞和留言,我就觉得它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亲切感。
  这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资源,更接地气、扩展,并且进一步把我们传递到年轻人的手里。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座谈会,其实应该来一些90后,听听他们的思维是怎么样的?他们可能谈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的。新闻可以在手机上看,电视剧也可以在电脑上看。我们传统的读者和观众在流失。我们应该给更多年轻人机会,让他们也能够加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观众群、读者群会更大。

  上海创客到深圳为何比张江近

  李大维

  上海新车间
  创始人

  “真 正 都'玩’起来,才能让这个社会产生更多影响未来的好主意。”
  ——摘 自2014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

  新车间是一个大时代的表现,反映了全球创客运动在中国的发展。2010年我们创立新车间。从媒体对新车间的报道上,也可看出创客运动的发展。2010年,新车间的报道在报纸的生活版上;2012年起,报道进入商业版;今年起,登上了头版。
  创客运动产生的原因,是IT产业大规模业余化。在摩尔定律的驱动下,智能硬件已从技术面变为工具面。IT业余爱好者能低价购买控制板,把它放入遥控车,就变成机器人;把它放入家居,就变成智能家居。数字生产工具也是创客空间必备的,如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
  创客运动始于2005年。这个群体利用低价配件、数字生产工具制造出作品后,通过互联网发布传播,形成粉丝经济。到2012年,创意众筹兴起。创客做出东西后,传到众筹网上,如果超过1000人要,就可以筹资生产。最近,创客受到国内政府和媒体的关注。让我有点头痛的是,媒体对创客群体过度美化。其实大家都可以参与创客运动,但一些媒体报道把这群人讲得很神奇。其实,创客运动具有“大规模的业余化”的特点,智能硬件、物联网不再高高在上,对创客来说只是工具。
  我发现,上海的创客近几年经常往深圳跑,很多人觉得深圳是智能硬件的中心,有很好的供应链。然而,如果我们追溯供应链中的各种技术,包括电路板、芯片的设计,往往是张江和漕河泾的企业在做。上海的创客却无法在张江获取它们,而是要到深圳。上海创客到深圳的路程为何比到张江近,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究其原因,张江只有智能硬件的研发机构,缺乏深圳的生态系统。
  创新的技术只有被企业广泛应用,才能产生新一轮经济繁荣。上海要改变只有技术的局面,通过在园区建立开放创新中心,让创客能直接使用张江等地的高科技零部件,把它们变成有市场价值和社会效应的创新产品。
  (本版文字整理:彭德倩 俞陶然摄影:蒋迪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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