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创新之根”扎在岗位
包起帆
市政府参事
“抓斗大王”
“我最大的快乐在于，自己的科研成果能转 化 为 生 产力。”
——摘 自1994年3月7日《解放日报》
今天再次来到《解放日报》，看到这个主题“创新，一直与我们同在”，我非常有感触，勾起了很多回忆。
科创中心建设，不仅是精英的事，也是大众的事，是每个上海市民的事。在建设科创中心的路上，每个上海人都应该把“创新之根”扎在岗位。我们讲国际影响不是空的，不是虚的，要靠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行动去铺垫，去实践，只有拥有成百上千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项目和团队，上海的影响力才会更大。
30多年来，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坚持用创新的理念来对待工作。前几年，我们完成了集装箱电子标签项目，为了把上海的发明推向世界，又走上了制订国际标准之路。在国际标准的领域内，欧美发达国家长期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订权，没有一个国际标准是中国制订的。为此，我们提交了国际标准的提案。然而，制订国际标准有相当规范的程序和要求，过去我们知之甚少。2008年9月，我们代表中国起草的提案被否决了，消息传来，很多同志垂头丧气，但挫折并没磨灭我们的决心。为了让人家了解我们，我们把ISO的工作组请到上海，加深彼此了解和沟通，外国专家则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创新成果。2009年2月，我们再次提交新提案，经过3个月投票，包括美国、法国、德国等在内的14个国家都同意了；此后又经过8个程序，标准终于在2011年12月份正式公布。
我想，如果每个在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认识到创新需要把根扎在岗位，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推动创新。上海要建设创新中心，赶上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好年代，是我们成才的机会，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机会。
创新：用独特思维解决问题
朱国萍
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居民区的事要靠居民来办，只有凝聚起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为大家办更多实事。”
——摘 自2007年9月29日《解放日报》
今天我参加纪念座谈会，心情很不平静。
对《解放日报》，我很偏爱，不仅因为它是党报，信息量大，方向性强，对我们基层搞社区工作的同志特别有帮助，更主要是我和 《解放日报》有感情，《解放日报》曾多次采访报道过我如何兢兢业业做好“小巷总理”。
近两年来，各行各业创新的势头迅猛。什么是创新？我个人理解就是两个字：“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改变旧的东西，用新的独特思维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年我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努力去更新居民的传统理念，变不可能为可能，变有作为为更作为，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我在1998年搞了“时间银行”——小区1000多户3000多人，互帮互助，“储蓄时间”这个创新，已经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结合自己多年来对创新的理解和实践，我最真切的感想和体会是：首先要善于发现问题，及时认识不足，才能为工作创新提供素材，创造入口。
第二要掌握最基本的方法。要做到工作创新，就要多学多听多看多思，对症下药，举一反三。在当今社会，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学习已经成为第一需要。不学习不进步，就面临被社会淘汰的危险。
第三要善于付出实践，创新不能停留在嘴巴上，不能停留在认识上，而要与创新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把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层次、新的水平。在实际工作中，能指出工作中弊端的人不少，但亲自付诸实践的人却不多。所以创新工作，要有敢于创新，敢于实践的勇气，才能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冯伟忠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要变 '不可知’ 为 '可知’，唯一的办法是学习。”
——摘 自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
创新，特别是世界级前沿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积累，需要坚持。
10年前，我参与建设外三（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定位就是要建成一个世界最先进的电厂，靠什么？靠的是创新。如果一切按照规范的话，那就跟传统电厂没两样。在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这个项目边建设边改进边创新，解决了很多世界性难题，所以一投产就世界第一。2008年投产之后，《解放日报》在头版以“竖起中国标杆”为题，进行了报道。在电力领域，世界上第一次竖起中国标杆。不光创新与我们同在，解放日报也一直与我们同在。
几年来，我们持续推动创新。不仅在生产能效上位列世界第一，在环保排放方面也一直引领着行业发展。发电行业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欧盟是每立方米200毫克；去年7月1日起，我国实行了世界最严的100毫克，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标准。我们的排放今年以来是17毫克。17毫克是什么概念？是欧盟的十几分之一。我们通过创新打破原有认知，用很少的投资，以及低成本的方法，真正做到了“环境友好”。
回首自己一路走来，始终坚持以创新为动力。1971年，我到崇明发电厂做学徒时，看到当时的发电机组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便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造世界最好的电厂。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学习和努力，现在我们拥有了世界最先进的火电技术。
我们的推动创新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才能一路走到今天，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为上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再做贡献。
“我只能说，我在做”
徐根宝
足球教练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比钱多钱少，而是要刻苦训练、卧薪尝胆、埋头苦干。”
——摘 自2010年9月28日《解放日报》
创新，是现在最流行的词。创新真正成功的不多，都要成功那就没有“新”了。我们足球没有新，如果我创了“新”的话，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我们足球水平还这么落后。我只能说，我在做。
刚才听了前面同志的介绍，他们都有很多新的东西，我在技术上提出“抢逼围”、“接传转”，实际上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有的，我只不过把这个搬了过来，做了修改。我觉得，关键是怎么把新东西，更好地用在实践中。
在科技创新这个问题上，我还在不断琢磨，因为体育运动跟其它不一样，球员是活的，不是说你创新一个技术，就能把他培养出来。现在讲足球，选材要选好，天才球员是老天给的，球星可以带动创新。世界上足球技术的革命，都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拿了世界冠军，他这个国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打法。所以我谈创新，谈不上。
再谈创业，就要说到崇明基地。我是球员出身、教练出身，我去创业，就去创办一个足球基地，而且投资了3000多万元。也有人说，我不会做生意，但我有这个胆量，所以说创新或创业首先要胆量，要有这个魄力。
那时，我提出15年磨一剑，带着3200万元投资了足球基地，就想着中国足球要上去，就要培养更多球星。这些年来，应该说创业是成功的。所谓成功，就是培养了人。
15年后的今天，我想做的事，是打造崇明足球县。这是一种灵感，把球队转给上港后，我没事了。当时想，15年来崇明帮助我培养出这么多人，我要把崇明打造成足球县。我基地里还有一些球员，争取再创造一个中超球队，以这个球队带动足球县。
鼓励更多企业原始创新
何积丰
中科院院士
华东师范大学
软件学院院长
“应关注整体实力提升，不要钻在排名第一还是第二的争执之中。”
——摘 自2005年12月17日《解放日报》
大家都讲创新，但很多人不清楚“原始创新”是很难的。要实现原始创新，首先应做到理念创新。上海自开埠以来创造了很多“中国第一”，但近年来“第一”越来越少。如今，全国创新能力第一的城市是深圳，我们和深圳相比已有差距。
这次市委全会把机制体制改革提到很高的位置，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改革，理念创新、原始创新就无从谈起。比如，上海引进海归人才，他们的子女教育怎么解决？医保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许多海归人才就不能安心工作。再比如，刚才根宝先生提到如今踢足球的学生不多，因为我们的教育始终推崇分数第一。结果，我们对孩子只有分数上的要求，堵住了把他们培养成足球运动员的通道。国内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体系也亟需改革。高校过于强调SCI论文，尽管很多领导批评这套体系，但下面还是只看重SCI论文。
企业方面，上海培养出的原始创新企业还不多，这与上海的经济地位是不相称的。我们都说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大多数国企还是围绕GDP指标，很多事，企业老总不敢做。如今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创新是找死，不创新是等死。”创新怎么会是找死呢？我看这是一些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才说出这种话。主流媒体应多发一些声音，消除误导。
我觉得创新有三个特征，第一是颠覆性，第二是影响范围广，第三是要产生比较大的效益。工业4.0就具有这三个特征。据西方国家预测，实现工业4.0后，将在5年内增加6万亿美元制造业产值。但这种创新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中国讲中庸之道，害怕风险。国内拍的电视片，到自然界探险的片子很少。我们做事循规蹈矩，如果这一点不能在意识上破除，创新就会有障碍。思想意识的转变，需要媒体发挥作用，希望解放日报在思考增强原始创新这一任务面前，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呵护学生的创新基因
张人利
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
“我们长期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其实反思一下，可以改进之处甚多。”
——摘 自2008年10月4日《解放日报》
我想谈的是，以质疑的思维来审视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可以成为创新的源头。
教育一定包含三个特性，一是科学性，二是社会性，三是艺术性。教育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始终在探索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其规律性，就是基础性研究；另一个是这些规律怎样应用于实践，就是应用性研究。
从某种角度来说，教育是一种人学。例如，人在什么年龄阶段学习什么学科？学到什么程度？应该是有规律的。大家习以为常的是初二学物理，初三学化学；新加坡是化学和物理同时学的，欧洲有些国家是先学化学再学物理。哪个是对的？我问欧洲的学者，他们回答很简单，中学的化学内容比较好学，就早点学。我也请教过我们的专家，回答也很简单，中学物理内容比较多，就早点学。
作为一个中小学的校长，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改革的是小学一年级。一年级的学生语言模仿能力强，模仿性强，但抽象思维比较弱。所以我15年以前就决定加强小学一年级的语言教育，不上数学必修课，以一节活动课培养学生对数学的感觉。我不是解决了问题，但至少提出了问题。
另一个我想说的，是以母语的姿态来培育学生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我们成年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了幼儿学习母语的基本规律——情景中学习，生活中学习，游戏中学习。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学科的逻辑结构和人的认知逻辑结构不一定是重合的。所以我们学校搞了后差生教学，改变过去以教师自己以为的学科体系进行讲解，变成遵循学生认知规律，由教师帮助，让各位学生自己进行学习。
其实，学生的创新基因是与生俱来的。如果让教师能够创造机会，设计问题，不断地暴露学生不同的原始的真实的想法，进行碰撞，那么创新基因可能会得到更多呵护。
让更多年轻人加入我们
王丽萍
国家一级编剧
“生活是永远的宝藏，只要你敞开胸怀充满激情去吸纳，你的笔永远不会枯竭。”
——摘 自2013年3月28日《解放日报》
今天我很荣幸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我还是想扣着这个主题来谈论一点自己个人的观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创新，一直与我们同在”。
我第一个想说的是“同在”。我对《解放日报》的感情非常深，因为这里有一批特别具有新闻理想，对突发事件特别敏感、敏锐的人。记得2013年3月27日国家领导人出访坦桑尼亚时，点到了我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当时电视也是直播的，让非洲的观众了解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画面播出时，很多人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正好我要去看一个音乐剧，已经进了剧场了，《解放日报》的记者说你一定要接受我的采访，看演出可以迟到。她很急切地表达了这种诉求，我被感动。第二天，她第一个发了报道，讲了《媳妇的美好时代》怎么样走出国门的过程。
第二个“同在”，我家里有《解放日报》，它天天与我同在。实际上有了自媒体以后，我们看报纸的时间在减少，但这份报纸每天到你家里来，我一般晚上边开着电脑边翻看报纸。这个报纸依旧对我有吸引力，可能是源于它的客观、公正，严谨、丰富和深度。这些东西是互联网时代，或者说手机、微信各种东西没有办法给我的。
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我们是谁？可能是你的社交圈，可能是你的朋友圈。今天来的时候，我在大厅里发现一个非常大的横幅，非常漂亮，我正好看到旁边有绿色的景致，拍了之后发到朋友圈去。我的很多朋友都在点赞和留言，我就觉得它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亲切感。
这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资源，更接地气、扩展，并且进一步把我们传递到年轻人的手里。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座谈会，其实应该来一些90后，听听他们的思维是怎么样的？他们可能谈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的。新闻可以在手机上看，电视剧也可以在电脑上看。我们传统的读者和观众在流失。我们应该给更多年轻人机会，让他们也能够加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观众群、读者群会更大。
上海创客到深圳为何比张江近
李大维
上海新车间
创始人
“真 正 都'玩’起来，才能让这个社会产生更多影响未来的好主意。”
——摘 自2014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
新车间是一个大时代的表现，反映了全球创客运动在中国的发展。2010年我们创立新车间。从媒体对新车间的报道上，也可看出创客运动的发展。2010年，新车间的报道在报纸的生活版上；2012年起，报道进入商业版；今年起，登上了头版。
创客运动产生的原因，是IT产业大规模业余化。在摩尔定律的驱动下，智能硬件已从技术面变为工具面。IT业余爱好者能低价购买控制板，把它放入遥控车，就变成机器人；把它放入家居，就变成智能家居。数字生产工具也是创客空间必备的，如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
创客运动始于2005年。这个群体利用低价配件、数字生产工具制造出作品后，通过互联网发布传播，形成粉丝经济。到2012年，创意众筹兴起。创客做出东西后，传到众筹网上，如果超过1000人要，就可以筹资生产。最近，创客受到国内政府和媒体的关注。让我有点头痛的是，媒体对创客群体过度美化。其实大家都可以参与创客运动，但一些媒体报道把这群人讲得很神奇。其实，创客运动具有“大规模的业余化”的特点，智能硬件、物联网不再高高在上，对创客来说只是工具。
我发现，上海的创客近几年经常往深圳跑，很多人觉得深圳是智能硬件的中心，有很好的供应链。然而，如果我们追溯供应链中的各种技术，包括电路板、芯片的设计，往往是张江和漕河泾的企业在做。上海的创客却无法在张江获取它们，而是要到深圳。上海创客到深圳的路程为何比到张江近，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究其原因，张江只有智能硬件的研发机构，缺乏深圳的生态系统。
创新的技术只有被企业广泛应用，才能产生新一轮经济繁荣。上海要改变只有技术的局面，通过在园区建立开放创新中心，让创客能直接使用张江等地的高科技零部件，把它们变成有市场价值和社会效应的创新产品。
（本版文字整理：彭德倩 俞陶然摄影：蒋迪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