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文贯中:饱受磨难后的思考——自述

2015-05-30  育则维善...

文贯中简介

文贯中(Wen Guan Zhong),国民党中将文强之子,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生于上海,蹲过牛棚。当过汽车售票员、食品厂搬运工。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员,1979年入复旦大学,1982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3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作访问学者;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起任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系副教授;1999-2000年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以及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学术兴趣包括: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


传奇的家庭背景


我的一生从一开始就和许多人不一样,这一切都来自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父亲。

我父亲文强,他一生经历复杂的不得了。他曾经在共产党里面已经做到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和省委特委书记,后来又在国民党里面做到中将,淮海战役的时候是杜聿明的参谋长,两方面的高级人物他都非常熟悉。

我父亲是黄埔四期的学生。黄埔一到四期的时间都很短,几个月一期,我父亲那时候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因为新三民主义政策,那个时候国共双方都鼓励党员跨党。但是在国共分裂的时候我父亲选择了共产党,也就说明他还是一个很热血方刚的人。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你20岁之前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话,你就是个冷血动物。你如果30多岁后还是个社会主义者的话,你就是个白痴了。我父亲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在1990年代还举行过一个南昌起义几十周年的庆祝会,一查,活着的人里面,军衔最高的还是我父亲。组织者邀请了很多解放军高级将领,这些将领知道我父亲到了之后就让他讲话。他们说,我们当年都是您手下的小兵。我父亲说:那很荒唐,你们解放军的建军节让我来讲什么话。他们说,还是你来讲吧!你对整个事情的了解肯定比我们多。

南昌起义之后,我父亲转战到了海陆丰,部队被击溃之后他逃到了香港,又从香港到了四川。他后来就变成了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和省委特委书记,组织了很多军事活动。那时候“立三路线”是很荒唐的,只要你还有几个人就得暴动,结果不断的暴动,不断的牺牲。我父亲有一次被捕了,当时四川还是军阀杨森他们的军队。他对那些士兵说,没有我什么事情。给了他们两个大洋就跑出来了。当他回到自己的秘密据点的时候,大家都冷冷的看着他,问他:别人都被抓住了,你怎么没事呀?我们四川省怎么让一个外省人来领导我们?为什么我们老被抓住,被杀掉?我父亲很机灵,一听就知道有可能他的被捕就是有人告密的,认为他是一个外省人,肯定怎样怎样。最后他赶紧找了一个借口,说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就逃掉了。

我父亲是湖南人,逃掉之后他就回到老家。因为我的祖父是留日的学生,当年和孙中山他们很熟。我的祖父虽然基本赞同中国应该现代化,但是他觉得后来简直是一团糟,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是乱七八糟,后来国共分裂那段时间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那时候共产党已经走的非常极端了,当时在湖南省已经开始斗地主游街了。这从策略上是根本不应该的。因为你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你就去斗地主、抄大户人家了。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最后选择和共产党分裂的原因,他觉得再那么下去就是共产主义了,他也不会接受。再到后来我父亲就到了国民党那一边。

去年10月份我父亲去世,有400多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人民日报都发了消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对家属表示了慰问。我那时在美国,匆匆忙忙的回来参加了告别仪式。

我母亲是宁波人,我外公是宁波一带的一个大户人家,祖上是做官的,家里面有很多地。我母亲出生的时候,外婆当场就死掉了,因为是双胞胎,难产。两个孩子倒顺利生出来了。外婆死掉不久,我外公又娶了一个小外婆,然后就要找奶妈。我母亲有个双胞胎的妹妹,她们姐妹每人有一个奶妈。我母亲的这个奶妈就是后来把我们兄弟抚养大的阿婆。阿婆整个人的经历就和祥林嫂一样:很年轻就结婚,丈夫是个农民,做活做得很累很累,最后就死掉了。死的时候阿婆有个一个多月的小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月内丈夫死了小孩也死了,自己有奶,日子过不下去了。当时正好我母亲出生。阿婆就过去了。阿婆很爱我母亲,完全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

我母亲小时候就被外公指定好和村里面的一个秀才成亲。由于家里条件好,我母亲还上了宁波私立女子中学,这是个现代女子中学,所以她在观念上就和自己的父亲有冲突了,觉得父亲没有权力逼我去和那个秀才成亲。据阿婆讲,那个秀才人非常好,非常厚道,我母亲就是不喜欢他。如果当时我母亲和他成亲就不会有那么多事了。就在小秀才家里把嫁妆都送过来准备迎亲的时候,我母亲在她最好最好的一个朋友,她在女子中学的同学,我们称作陈妈妈的一个人的帮助下,假装投甬江自杀就逃婚出来到上海了。

我的父母是在1940年代抗战时期成家的,那时候我父亲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我父亲有一段时间突然问我母亲:你这个人怎么家里没有父母和任何亲戚呢?怎么回事?最后我母亲坦白的说她是逃婚出来的,逃出来之后就和整个家庭没有来往了,那个家就认为斯文扫地了。外公就觉得这个女孩简直是叛逆。我父亲说:那怎么办呢?小孩已经出生了,我家里已经没有老人了,你家里又是这种情况。我母亲说,我有个奶妈,能不能把她接过来?接过来之后我们家就有老人了,家就完整了。那时候我的父母平时根本不在家,家是安在上海,一天到处飞来飞去的。明天飞到重庆,后天飞到沈阳,把阿婆接过来实际上就是让阿婆来坐镇,他们自己也放心。我父亲就说,那我们就去吧!我母亲说:那怎么行!像你这样招摇的人,我都要化妆好,因为我知道小母亲只吃当天的笋。阿婆必然会在下午四点多去竹林里挖笋。我母亲就躲到竹林里面,阿婆下午四点多就过来了,拿了一个小筐。我母亲就叫她。阿婆一听就吓得要死,因为我母亲逃婚时是伪装跳甬江自杀的,绣花鞋都放在江边,打捞了一下没有尸体就以为大概冲到大海里面去了,整个家里都认为她死掉了。我阿婆一边跑一边叫:你这个落水鬼不要来害我,也不是我逼你的!我母亲是大叫,几步就追上了,她说,你来摸摸我,我不是落水鬼。然后阿婆才将信将疑的摸摸她。问她:你不是自杀了吗?我母亲说:不是的,我是伪装自杀的,其实我到上海去了,现在我们家里很好很好。如实的告诉她。我们现在接你到上海去,你就是我们家的老人,享福去。阿婆说,我不能说走就走,把你小母亲抛弃掉。因为当时外公已经死了,只剩下小外婆靠着她。你的给我时间。最后我母亲给了阿婆一点时间,我母亲先回去,后来就把她接到上海。


苦难的童年生活


1948年的时候,我母亲、阿婆和我们三个兄弟已经到了台湾,我父亲参加淮海战役。后来在淮海战役结束的时候,我父亲就被俘了。按照日内瓦公约,停战之后6个月内可以交换战俘,他就让副官捎出一条信来,叫我母亲快来营救他。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从台湾到了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和苏北一带。

我母亲特别漂亮,据阿婆说,我母亲去的时候还是穿着高跟鞋,完全是1930年代上海富贵人家的打扮。去了以后,有时候会邮一封信回来,那时候我们还在台湾。我母亲到了那一带,解放军老是唬她,一会告诉她所有的俘虏都在张庄,我母亲就赶到了张庄,他们可能就在张庄附近的一个树林里休息,但是不让她过去,说:他们已经到了李庄去了。她就又赶到李庄去。那些地方没有什么好吃的,她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据说后来首饰都卖掉了,好的衣服都卖掉了,然后高跟鞋换成了草鞋。有一段时间据说还光着脚,最后是跟要饭的人抢吃的东西。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我父亲,他们早就被转移走了。我母亲把陈妈妈作为我们通信的一个转换点,因为我们在台湾,她基本在乡下。陈妈妈后来就送出一封信在苏北,我母亲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收。在这封信里她告诉我母亲:上海就要封港了,而你的家里分成三个地方,你的男人在军监里面,你在大陆,你的老人和小孩在台湾,你至少应该让两方团聚,然后等待第三方的最后团聚。这些话也是一个双关,你也可以考虑回台湾去。但是我母亲的理解不是这样,她就发了一个电报到台湾。那时候我们家里面还有副官,连副官都不愿意回大陆,就帮助我们把大包小包收拾了一下,阿婆带着我们回了上海,那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接下来台湾和上海之间就再没有通航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国民党方面主要的官员和军队都已经撤走了,我们就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就在徐家汇那里。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有一个人在那儿敲门,阿婆得到的指示是一般敲门你绝对不要开,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溃兵就在那一带活动,一般敲门的肯定是坏人。敲了很长时间,阿婆就把门打开,但是门上还有链条,她开了一条缝,她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在那儿站着,就又把门关上。外面那个人就开始哭起来,她说,你难道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阿婆说,你的声音倒是蛮熟的,你是谁呀,赶紧走,不然我要叫警察了。后来那个人就大声哭起来,说我就是什么什么人。然后阿婆就打开门,是我母亲。阿婆叫她四小姐,因为她在我外公家排行第四。她就说:哎呀,四小姐,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当时我母亲为了营救我父亲在乡下已经奔波了半年多了。

我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刚强的人,这也决定她后来会走上那条路。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她就去那儿上课学习。我看到过她的毕业文凭,其他课程都是甲或者优,只有政治课是丙,因为政治有一套新的说辞了,她完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她很快就变成立信高级会计学校的一名老师。那时候她的工资相当相当高,当时我们家的大件都已经不缺了,其他衣服、家具都有了。我记得小时候有几年的生活还是蛮可以的。

但是后来我父亲就在监狱里交待家里面有多少条枪。家里有几个副官、几个勤务兵,加上他自己有20多条枪。但是他不知道从上海跑到台湾,然后从台湾再回来,只有阿婆一个人留在上海。副官说,好不容易才从上海逃出来,你们又要回去,疯掉了。可能解放军告诉我父亲我们已经回到上海,但是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具体住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情况。然后这段时间我母亲不停不停的写信,还在找我父亲,但是始终没有下落。我觉得如果她确切知道我父亲还活着还在干什么事情的话,也许她不会去自杀。我父亲交待有多少条枪以后,当局就逼着我母亲交出枪来。当时家里面只有一支装饰性的小枪。当时国共谈判的时候,来了一帮美国人,我父亲就陪一个美国将军到延安,看解放区的一些情况,全程陪同。这个美国将军走的时候就把一支枪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父亲,很小很小的,镶了一些宝石,只有很近的距离射击才有一点痛,稍微远一点就没有什么杀伤力。我母亲反复考虑,觉得这是一种纪念性的东西,而且是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这个东西保留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其他的枪支她可能已经在解放的时候偷偷丢掉了。后来我母亲就把那把枪丢到壁炉里面去了,后来我们家的地板都被掀起来了。也没有找到,就觉得是一个悬案,我母亲就被管制起来。

我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文太太,后来成为立信高等会计学校的老师后,人家又叫她文教授或者文师母,弄堂里面也这么叫。我母亲又是一个非常慷慨、非常喜欢交朋友的人,她希望人家去尊敬她。我记得小时候上海还可以跳舞,有很多晚会,我母亲已经退出这些活动,她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去张扬。但是她还有很多首饰,弄堂里的人不停的来借,有时候我母亲甚至会大方的说,你自己去挑把!等到还的时候她们往往会说哪一对东西已经弄掉了。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尊敬她,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老师,自力更生,总觉得还有希望。

被管制以后,她就不能在教学了,变成了一个公务员,人们就对她叫来叫去的,直呼其名。据我阿婆说她至少还没有受到什么体罚。那时候主要是她心理上不能承受这样羞辱她。我母亲不停的要找我父亲,但是始终就没有直接联系,她就很绝望。当时我们又太小太小,而且很淘气,她本人又被管制,最后在管制即将结束的时候她选择了煤气自杀,因为她觉得这个日子再没法过下去,管制过去后的日子也不好过。还有一个很困扰她的问题就是几乎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被赶到外面去,有一个警察要来。我就故意逗留的时间长一点,就会看到那个警察会拿出很厚很厚的一叠照片。我父亲那样的人,他一生所认识的人多得不得了,有时候他和我母亲在家里面开Party,我母亲特别喜欢跳舞、音乐,还喜欢打麻将,接触的人会很多,有时候会有合影,不一定每天都在那里讨论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只是娱乐活动。但是那个警察不管那么多,问:你们那天商量的主要题目是什么?这个人是谁?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母亲说这是我父亲的朋友,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警察就会说:你不老实,他是不是潜伏在这儿?我的体会是如果我母亲撒谎就害了对方的家庭,但是如果她不撒谎,压力就永远不会解除。结果弄来弄去我母亲的精神上就不能接受,后来就自杀了。

我母亲是1955年春天的时候煤气自杀的。那天晚上对我的记忆特别特别深。她买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吃完晚饭之后,她就把我们都召集在她身边。那时候我们家里有个长沙发,她就坐在沙发上,说:你们都坐下来,我要给你们讲几个小故事。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老人临终的时候拿了一把筷子给自己的小孩们,让他们折断,结果谁也折不断。老人说,你们一根一根抽出来折就很容易折断了。老人就问小孩:你们有什么启发没有?其中有个聪明小孩就说,筷子放在一起的时候不容易折断,一根根拿出来的时候容易折断。她讲来讲去,最后一致的结论就是兄弟之间如果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就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兄弟之间不团结,一个一个小孩就很容易受人欺负。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如何孝顺老人。她说:阿婆是我们的恩人,我是她带大的,现在你们又是她带大的,你们应该对她好。我记得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去报住阿婆,说她是我们最最好的人,我们要永远对她好。我母亲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父亲要死了,他对自己的小孩说,我在后院的葡萄园里面埋了很多金银财宝,我忘了它们放在什么地方。我死了以后你们去挖一下。老人死了以后,他们就拼命挖了一遍,哪个地方都挖遍了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到了秋天的时候葡萄结的特别大,其中一个小孩悟出来了:金银财宝就是勤劳,如果每天都去松松土、除除草,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收入。父亲传给我们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勤劳致富。当时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那是我才小学一年级。后来她就让我们睡觉去。我们在另一个房间。那时候已经12点了,我靠在床沿上还在睁着眼睛想这些事情,其他人都睡着了。我母亲就到我们这个房间来了。她说:贯中,你怎么眼睛还睁着?就像催眠术一样,用手在我的眼前弄来弄去,我的眼睛就闭住了,睡着了。到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阿婆就起来了,她起的特别早,而且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卫生间去。但是她有个习惯,在去卫生间的过程中去到我母亲的大房子里面去,然后走到她的床边摸一下她的床。早晨阿婆起床的时候一摸她的床是冰凉的。其实阿婆那时候就在警惕她:她会不会晚上跑出去?当时只想到她晚上走掉或者失踪了,或者到外面去自杀,害怕她出事。结果到了厨房和厕所的地方发现厨房的门是关着的,然后她想去把门打开,但是打不开。那时候我们弄堂扣还有个看弄堂的人叫老王,我阿婆是小脚,她就慌慌张张的跑去叫老王。我能想象出一个小脚老太太当时跑到弄堂口去叫人的情形。老王听到之后也慌得不得了就跑过来,把厨房门狠劲的推开了。那时候我们厨房里面有一张大桌子,我母亲躺在上面,盖了一个白床单。我自己也醒过来了,听到吵吵闹闹就进去看一看。那时候煤气已经关掉了,还有好大的一股煤气味。厨房里面所有的门窗都用撕开的布条堵上了,厨房到厕所有一个排气管也被堵上了。那时候我母亲已经被抬到弄堂里面,放到一个躺椅上。听人说好像还有微微的一点反应,后来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宣布抢救无效了。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1955年的春天吧!我正上小学一年级,还很冷。我记得那个警察来了,问有什么东西没有,他就翻来翻去,最后在厨房的一个碗柜上面找出了遗言。他就宣布说:你们的母亲说把所有的小孩都送到孤儿院,然后让阿婆拿走她愿意拿的所有东西后回老家去。

所以我母亲去世以后,我阿婆开始的时候只是哭,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转眼就死掉了,后来到了文革的时候,她说:你母亲怎么能够忍受文革这种压力呀!那时候可能我们全家都死掉了,都会被安排哪一天用迷药让我们睡了然后一开煤气。当时阿婆就在那里哭,说:我本以为是到你们家来享福的。我父母对阿婆确实很好,一年四季都有衣服,绸的、棉的、皮的,有几个箱子。在宁波老家还给她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子,寿衣寿棺都准备好了。我母亲遗言里让阿婆拿走家里所有拿得动的细软,还有一些金银首饰到老家去。她当然就不肯了。想来想去,那么小的小孩什么都不懂就上孤儿院?当时让我们去甘肃去。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就给发给我们兄弟每人一套棉衣棉裤,上海是没有棉裤的。然后我们就穿了在弄堂里走来走去炫耀自己。有的老人就在那儿暗暗的哭,说这些小孩子不知要到哪里去了,就要充军去了,还在这儿高兴成这个样子。有一次阿婆在弄堂里面哭,有个邻居平时对我们特别好,就对阿婆说,现在看来只能走这条路了,你到区委大门口坐到那儿,先不要声张,等到看到有比较好的车子的时候,你就去缆车,然后放声大哭。你说我是什么什么人的岳母,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后来阿婆就坐在徐汇区区委大院的门口,她不声张也没有人去管她。阿婆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对车子还是蛮了解的。她看到一辆好车,上前拦住就放声大哭。然后区委书记的秘书就下车来了,问:老妈妈,你在这儿哭什么,为什么要拦这辆车?她说,我是什么人的岳母,家里面现在有天大的冤枉。上海的驻军是三野的部队,都参加过淮海战役,一听我父亲的名字都知道他是杜聿明的参谋长,所以就去告诉区委书记。区委书记听了说,这件事情不行,好像没必要这么做。就去问阿婆怎么办。阿婆说我要管这几个孩子,家里面还有点财产,也不会给政府添什么负担,我也可以再去做点事情。这几个孩子也没有罪,他们只是出生在这个家庭。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罪。后来区委书记说,这个影响太坏了,传出去以后象灭门一样。后来说就留下来吧!警察就改变态度了,以前还凶得不得了,让我们把房子让出来。后来又来人说,你们不要哭了。小孩交给你了。然后就把我们家里面的财产编了号。因为我父亲喜欢古董字画,家里还有翡翠的鼎,小青铜器等。我母亲还有很多金银首饰,很多衣服,德国的望远镜等等。他们就一一编号。每个月可以卖一件东西。这是一开始。后来就变卖财产,渐渐就坐吃山空了。后来生活就很困难。有一段时间政府就给我们救济金。我在学校里因为成绩好就给我奖学金。另外寒暑假的时候我就到工厂里去打工。所以我的寒暑假从来没有空闲,都要去打工赚点钱。所以又一天我和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还大吵了一场。除了我打工之外,他还让我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因为我是班干部,要帮助同学赶紧补上去,开学的时候能够跟得上。又要组织数学小组、物力小组啦,我要在里面当一个头。我又要打工又要做这些事情。他动不动对我说,你要入团吗?入团就要做这些事情。后来我就说,我是很想入团,但是这样做的话那我就不入团了,而且我认为不入团不一定是坏人,我就做一个团外人士吧!最后我一直没有入团,但是一直是班干部。因为后来换了一个班级,班主任还是蛮喜欢我的。后来就到了文革。

其实我是很听老师话的,除了那个团委书记。我当时根本就疲惫不堪,工作完了要赶到这个小组,这个小组完了又要马上赶到那个小组。我说我应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吧!因为我是喜欢预习的,现在就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我当时做很多很多活动,拼命想入团,后来在初二的时候总算想通这件事情了:我这么一个出身的人要去入团,那个代价是很大的。后来读高中的时候索性就自由主义,不入团了。所以到现在我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高中的时候有一点行为上的自由主义,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是认识上的自由主义。我基本上是很听老师的话,而且只要你说这个道理是好的,我就极力想去做,所以学校里面的老师还是比较喜欢我。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文革的话,是不是他们也许内定不让我上大学,因为我弟弟连高中都没有上:你这样一个家庭念叨高中就可以了。而且当时我喜欢核物理之类的,是不会让我去上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弟弟也是这样,我弟弟特别特别聪明,成绩都特别好,但是那时候就是不让他上高中,他就是初中毕业。毕业之后就把他弄到新疆去了,一去就是十几年。他和我差不多,往往到了最后一关就过不了。他年轻的时候身材特别好,音质也特别好。结果人家说怎么可以让一个战犯的儿子表演正面人物呢?所以就不要他。他也受了很多苦。


无辜的反动学生


接下来就要讲文革中的事情。文革当中我得罪了四人帮。因为我学习的那个中学是徐汇中学。徐汇中学学生来源无非是三部分,一部分是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子弟,还有一批是大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洋行的职员的子弟;但是在徐汇中学的南边,就是靠近郊区的那边又是一个贫民窟,那些子弟极为贫困。这三部分子弟平时在学校里就有一些摩擦。因为大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和洋行的职员的小孩学习很好,而且比较有钱;干部子弟学习成绩也许没那么好,但是政治上有优越感;工农子弟生活比较差,成绩也不好,但是政治上优越感很强。这三类人内在上就有一些摩擦。在文革中总的来说就是挑动三类学生之间的摩擦。比如说黑五类开始是指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和洋行职员的子弟,后来那些干部子女的父母纷纷被打到以后,他们也变成了黑五类,就只剩下工农子弟占上风了。就这么斗来斗去。我和三类同学以前关系都很好。为什么?因为第一,学习上我当然不是很差,小时候又一直是班干部,所以也不能说跟干部子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比较多的干部子弟也会变成班干部,我又和他们有一些共同语言。另外,学校通常让我去帮助工农子弟学习,工农子弟就认为我没有看不起他们。所以文革开始以后,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把资本家子弟又打又骂,头发都剪掉了,进行毁灭性的抄家。因为他们到资本家的家里一看都呆掉了:家里怎么那么大?都是豪华型的家具,照相机。特别是工农子弟,整天住在贫民窟里面,突然让他进到大洋房里面去,一对比他就觉得很气愤,就想把它毁掉。我想:本来都是同学,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就去跟他们辩论,我说毛泽东是什么出身,周恩来是什么出身,这些政治家的出身都不是工农兵吗!另外,出身好的人里面不好的人也多得不得了,工人也不见得人人都是好的。他们倒是没有报复我,只是说:文贯中,没你什么事情,我们跟你很好。所以他们就很早动员我出去串联,然后把那些黑五类的小孩都关在学校里面,不给他们吃的,在国庆节的时候不准他们上街游行。那时候我早就已经走掉了。其实文革初期我本人倒是没有受很大冲击,只是看不惯工农子弟的做法。他们说:你跟着去串联吧!我就去串联了。串联回来才1966年12月份。就在家里看书。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到1967年1月、2月份才回来,他们就要决定批判“反动血统论”,就有十几个人到我家来动员我,让我一起去。我说我不感兴趣,他们就说:现在江青都已经批判反动血统论了,你怎么不关心?后来我就跟他们出去了。出去以后就发现他们都把责任推到我头上来。当时两派有上千人辩论,这一派要派人去和对方辩论就推到我头上来。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认为我说、写还可以,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我家里没有识字的家长。因为在我阿婆看来,只要是毛泽东让参加的,当然我就参加去,就认为那是对的。而我从小就是一个模范学生,不是小队长、中队长就是班干部。当时毛泽东在号召,当然就让我去。但是你想其他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家长,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他们当然知道这很危险,说错话之后,不但小孩要倒霉,家里又要倒霉了。所以他们就对小孩说:你尽量不要去说,尽量不要去些,要随大流。现在批判反动血统论,你赞成就是了。最后我们学校实际上就变成了我是代言人。后来慢慢的我们就和市革委会对立起来了。因为我们认为市革委会没有在彻底清算反动血统论,你想文革中怎么有可能呢?我们认为出身不能选择,但是人的前途可以自由选择。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人已经不对头了吗!我是受教育的,又是可以教育好的,不管怎么样,先要教育一下,而不是说我是一个跟人家平等的人。我们老是在吵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委会,他们希望不要再吵这件事情了。后来我们就觉得反对张春桥、姚文元的大学生是我们天然的同盟军,我们跟他们在一块。当然,他们走的比我们更远,他们要去清查张春桥、姚文元的叛徒背景。我们主要声讨的是反动血统论,而且我们学校所在的位置史的血统摩擦特别厉害。全是工农子弟或者没有那么多高干子弟的话,情况也不会那么复杂。

后来我就被当时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徐锦贤正式宣布为反动学生,先被控制军关在学习班里面,后来他们就斗争我,说我是反市革委会的,后来就放在牛棚关了一年,每天都是打扫厕所,后来给他们弄得差不多要死掉。。我非常感谢我们徐汇中学的一名工人,他因为成份好后来就变成我们那个牛棚的领导,每天他来布置工作。对我倒很照顾,但是我随便给人打一下、踢一脚他就防不胜防了,因为他没有看到。如果我去跟他说的话,他说:那你自己当心呀!我说我怎么当心?他说:那我怎么办呢?你们几十个人很分散,我顾不过来。有一次他真的急了。那次他分配我去打扫操场,我们学校是上海市区最大的中学,有个很大的操场,我们学校又是个教会学校,楼层很高,二层相当于现在的三层、四层。当时有一帮学生就在二楼叫我: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他们在二楼一排靠窗站着,我就站在墙根。他们说:贴在墙上,低头!然后我就低头。他们就从二楼上把一个铁椅子摔到我头上来。我也不知道上面干什么,突然有个很重的东西砸在我头上,我就昏倒在地上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就觉得满脸都是血。已经有人去报告那个工人了。他赶来之后就用手绢把我的脸抹干,看到头顶上有个地方血在不断的流出来,他就把手绢按在那里。当时二楼已经没有人了,学生们都已经跑掉了。他就站在那儿骂,骂了半天他就说:走,到工宣队去。那时候已经没有校长了,工宣队有个老师傅就代理校长坐在办公室里面。那个工人进去就说:你交给我这个反动学生的时候他是活的,我希望不要哪一天我还给你一个死人,这个责任不是我。我没看到这个学生到底有多坏,也只有你们说他是个反动学生。但是我要告诉你,要我管下去的话,我是管不下去了。像这种样子,这个小孩很有可能马上要死掉的。后来工宣队的人就很害怕,如果真的死了一个人他们也麻烦。他们商量了半天,还是把我转移到一个工厂里面去吧!有一个工厂平时和我们学校合作,我们平时有时候到乡下劳动,有时候到工厂劳动。到工厂劳动的话就是这个工厂。后来就把我送到这个工厂。工厂里的工人就很好,他们说:这个小孩,年级这么请,怎么就变成反革命了呢?到底干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讲的清楚。因为要讲的话就说这个小孩写了很多文章批判反动血统论。这算什么事情!工人们就保护我,至少不来惹我了。他们觉得这个小孩太可怜了。我在那儿待了一年。


难忘的农村岁月


后来就是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下乡去了。在吉林省梨树县刘馆公社六合屯村待了三年多。下去的时候工宣队的领队还专门跟公社干部交待了一下:这些学生里面最坏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是上海市重点的一个反动分子,你们要看着他。第一年的时候,农民看着我都怪怪的。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坏人都吃喝嫖赌,但是思想上有问题他们从来就不觉得是一个坏人,他们搞不清楚。第一年他们是很怀疑我,老在那儿议论:这个小孩是一个坏人,怎么干活挺努力的?有的时候我还主动帮人写信。他们说:这个小孩蛮好的吗!第二年以后他们就不理这个茬了。大概在想:这个小孩一定是无缘无故被打成反动学生。当然有人就讲:他家里面很复杂。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住在农民家里,而且一直等到两年以后,才有了一个户。这个户就盖在村子当中,但是我们和农民一块做农活,开队伍会议,我还成了人民公社的宣传员,还要和农民一块去采访模范人员或者工作中的先进事迹来报告,后来我们还组织了文艺小分队,我是一个队长,还要组织舞蹈,唱歌,话剧。当时我还要编剧本。农民也和我们一块组成了一个小分队一块劳动、表演,和农民就有很多细节的接触,目睹他们的贫困,特别有两年住在老乡家里,看到他们吃的什么东西,生活多么艰苦。我的感觉是大部分农民很纯朴,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贫困,有一部分农民认为这是一个常态,他们对于另一种生活就没有想象,十分封闭。

我觉得中国人口的素质不是很高的,一个原因是他必须在一片很小的土地上谋生,由于生活所迫,他必须在十几岁开始养家,成家之后他的整个精力、时间都被绑在土地上,他们知识的更新、对世界的认识极其可怜。我并不是在批评他们。他们知道的只是一头老母猪、一只鸡、一小片地里种了什么东西,长得好不好。到了年纪就要娶个媳妇,然后生个小孩,又一个循环。以后的小孩又过他们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当时觉得不可忍受,但是又没办法提高,因为他的素质就那么高。有的农民说是上了几年小学,等到我们下去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我们帮助他们写信。我对那些二三十岁的农民说,你不是上过小学吗?他说大部分字都忘掉了。我觉得农民非常淳朴,他们的生活非常悲惨,我觉得怎样能使这些农民能够转移出来,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文革一结束我就去报考经济学研究生。因为我小的时候曾经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到了下乡之后,连小学里学的四则运算的乘法和除法都很少用,只用加减法。所以当时对自学数学就没有什么兴趣。当时看了和社会问题有关的一些书籍,老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其他国家的情况回比我们这儿好很多?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在哪里?大部分人为什么那么贫困?这和中国古代的历史地位好像完全不相称。一看古书,觉得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民非常优秀,有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是东亚最先进的国家、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其他国家纷纷来朝。但是我生活的一个世界,中国人极大的贫困落后。我是上海人,到农村里面,对比也是非常强烈的。上海在国内还是比较发达的,到了乡下,有很多东西就难以接受,对我的震动非常之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赤贫的生活。尽管我上学是在假期的时候到过农村去帮助农民抢种抢收,但是上海郊区在食品供应上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它是鱼米之乡。另外他们住的是砖瓦房,没有土坯和泥建的房,而且面积很大。除了上海郊区农民的口音我们有些听不惯以外,其他方面我们并不觉得赤贫。到了东北以后,真是赤贫。我们看到有些农民没有新衣服,一年有半年靠着臭大酱、腌酸菜、腌芥菜生活。我们不知道这种生活怎么可以进行下去。夏天我们吃窝窝头和高粱米饭,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两斤白面,肉只吃两次,一次是上冻前,除了老母猪之外的所有猪都杀掉,因为没有粮食去喂它。杀了以后就把边边角角的肉先吃掉,最好的肉就挂在户外的梁上,冻到春节的时候再大吃一顿就没有了。而且有一次我们还吃不到,因为春节的时候我们就回上海去了。那个时候农民很好,他们一年吃两次肉,但是第一次杀猪的时候我们还在,还会拿大碗的肉来送给我们吃,这是他们省下来的,我们就很感动。有时候小孩子会对母亲说,不要送给他们,我要吃!妈妈会说,他们上海人也蛮可怜的,这儿毕竟是我们的家,他们都是舍家弃业来的,平时没有大人照顾,还是给他们吃一点吧!我们特别特别感动。你到上海去打工,会不会有人对他的小孩说,我想他们真可怜的,送他们一些东西吃吧!这很难。1988年的时候,我还到过插队的那个村子里去。


辛苦的照顾阿婆


我是1969年去插队的。1972年春节我是在上海过的。我下乡的时候阿婆已经80多岁了。1971年底我回上海的时候,我就觉得她的身体非常不好,但还能行走,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我就有一点不想回去,觉得应该照顾她。结果有一天晚上她就说:我来给你讲讲话。在平时要讲话就讲话,她要我坐下来,说:我有话要对你说。然后我就坐下来。她说,你现在插队落户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你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插队落户我也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打算,永远插下去呢,还是以后要到学校或者工矿去?我说我肯定不想永远插队下去,但是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机会,只能是这样做。她说:你呢,你不要把我当作你最重要的事情来关心,你还是要追求你自己的前程,尽可能找到一个属于你的工作,然后再考虑把我接过去。你现在每年都回来看我,但是又不能维持下去,你户口也不在这儿了,你的收入又那么不稳定,我又不能跟你过去,因为你是个农民,连个家都没有。到了2月底,我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这么大了。我的哥哥到安徽去了,我的弟弟到新疆去了。她本来有一个寄托,就是我把这几个小孩都养大了,中间总有一个人可以养我老,结果在她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走掉了。后来我就说我赶紧回乡下去,赶紧找到一个工作然后把你接过去。她说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工作,有一个安身的地方,我一定跟你一块去。我就回去了,但是我的感觉很不好,我就托了一些朋友同学,让他们一两个星期去看看她。

我的那些同学一开始的时候还讲一些细节:今天我带了一些东西和你阿婆吃了一顿饭,她讲了什么什么东西。后来就变成公式化了:我们去看她了。没有细节。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那时候不通电话,我阿婆又不识字,寄过去信她也不可能回我的信。一直到七八月的时候,很热的夏天,我收到一封电报,是邻居打来的。说:如果你负责你阿婆后事的话,就赶紧回来。这封电报说的不是很好,我不知道阿婆是活着还是死了。后来我就走了几里路搭了一趟火车回上海了。那时候火车也没有特快,赶了三天才回到家里。

到了家里,阿婆已经完全昏迷了,人瘦的成了皮包骨头了。我叫了半天她才醒来,还能认识我,说:啊,你总算回来了。我很对不起,我叫你回去找你自己的前程,但是我叫你所有的朋友和邻居都不要告诉你。我当然就很伤心了,说:你就不对了,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就早点回来,你就可以看病了,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走的时候她还能行走,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一半瘫痪掉了。我就不知道她在那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后来才知道,一开始我的朋友去看她,但是后来她就起不了床了,也就不能跟她一块吃饭了。但是她再三的求我的朋友、同学不能告诉我,不然的话我就会赶回来,我的前程又没了。那时候是有指标的,每年要从农村抽几个人去工矿,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队长对你的鉴定。你三天两头回上海,肯定就表现不好了。

后来我就用黄泥车她把送到医院。医院一听说什么家庭就不治了。她那时已经85岁了。医生说,她能活到这个年纪就福气很好了,没必要治了,你就带她回家吧!我就和他们吵了一架。我说如果是你的母亲你会这样做吗?至少应该抢救一下。现在你要给她检查一下。其实她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肺炎,但是没有治疗,也没有人给她打针吃药,就昏迷不醒,后来就瘫痪了,主要是肌肉萎缩了,瘫了半年了。阿婆一辈子是一个信佛的人,平时都是帮人家忙,对人特别好。食堂里的那些阿姨们对她蛮好的,吃饭的时候就给她送点饭。有一个老太,才60多岁,身体还可以,到吃饭的时候每天来看看她,吃饭就喂喂她,就那样维持下来。我的同学去的话就带些东西给她吃吃。我就赶紧学医疗的东西,包括打青霉素和链霉素还有其他药。这样的话大概维持了三年左右。到了1975年春天,我父亲就特赦了,这是文革当中的第一批特赦。特赦之后就把她带到北京,我也到了北京,因为上海不准我落户。

这里面的故事就非常非常惨。那段时间一天到晚要去跟街道作斗争,因为有的医疗费用还要去报销。另外那时候他们还给阿婆一点生活费。但是一会儿又要赶我回去,就不给钱了。我当时就认为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父亲。因为他们对我父亲总是从正面来教育的,总是外面好的不得了,新社会都是好的,外面有什么信建筑都让他们出来参观。当时的想法是要改造这些战犯,使得他们认识到新社会比旧社会要好得多。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应该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可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跟监狱的管理人员讲。管理人员是受公安部直接管的,公安部又向总理汇报。他们出来都是公安部副部长带队,级别相当高的,住在比较好的饭店里面。我就告诉了我父亲。后来北京方面派人来上海调查。因为我要把这件事情讲成我从小没有父母,完全是靠这个老人长大,即使不是纯血缘关系的话,法律关系上她就是我的长辈。现在她又是气息奄奄,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要去管她,任何社会都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她是没有子女的老人,而且对我们又有特殊的抚养之恩,但是现在街道的处理是要我回东北,把她送到养老院去。我说这么一个瘫痪的老人,而且好友亲人在世界上就要把她送到养老院去,这是不近人情的。

大概有两年左右的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她随时会大小便,她的意识还有,但是只要你慢一点她就拉在床上了,接下来你就苦的不得了,你要把她的全身换洗掉。而且上海的夏天很热,那时候没有冰箱、也没有电扇和空调,她自己又不能动。你要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最多一个半小时帮她翻身,不然的话,褥疮就要生出来了。你要不停的帮她擦洗,特别是夏天那段时间,一天要擦好几次,要不就会烂掉。另外她随时可能要喝茶,有事情要做。我那段时间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因为她失明了,也就没有白天和晚上的意识,还要为她吃饭、吃药,所以那段时间很苦,然后每隔几天就要到街道去。因为来回来去的突然说:你回去!在这儿赖这不走干什么?或者说:这个报销不行了。那么你就没钱了,又要去吵。所以那段时间心情特别特别不好。而且按照规则,如果承认她是我长辈的话,实际上完全是的,我就应该留下来照看她。他们不管,一定让我回乡下去。公安部派人来调查,调查也不来调查我,而是跑到街道里面去。街道就说了我很多坏话,把我形容成一个反动分子。但是我在里弄里面人缘很好,大家都认为像这样孝顺得的小孩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而且中间还有一些机会。当时梨树八中需要高三的物理老师,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后来有人强烈推荐我,说这个人很好,让他过来吧!当时招工都是跑到煤炭那些很差的单位里面,我要去梨树八中教书是件很好的事。我后来回了一封很长的信,我说非常非常感谢对我的安排,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但是我贡献梨树八中的时间还很长,因为我还年轻,但是我报答阿婆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有限了,希望能够谅解我。后来梨树八中说:我们觉得很可惜,因为你是最佳人选,我们也了解你的情况,但是我们也不可能等你,因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像这种机会只能放弃。有很多人都说:你疯掉了。因为当时都不知道文革会结束。你这个机会错过,一辈子就完了。我说:完就完,阿婆的事情我一定要管的。因为我的兄弟更不可能来管她。后来我父亲出来以后也说,这么一个老人,再把她弄到北京是不是对她不好?因为她一生就在南方过的。上海那时候四人帮当道。1975年秋天以后我就到了北京。那时候我父亲身边没有人,又必须把阿婆接到北京,因为上海不准我落户。我父亲的理由是那么多兄弟当中,我在那儿管了阿婆两年多,所以对怎么护理阿婆的细节比较熟悉,临时换一个人的话,那么大年纪恐怕照料不好。第二,其他兄弟,至少是农场职工,有固定收入了,而我还是靠工分。所以就把我调到北京。


学部的学习思索


到了北京以后,开始也是找不到工作,一听出身就不要了。当了几个月无业游民,后来人家就介绍我到食品厂工作,去当搬运工。后来又当了一段时间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我觉得这些工作本身来说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搞搞研究,学习学习,当时也没有这个机会。后来就有了一个机会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社会科学部。文革结束后,学部从乡下迁回来了,但是那些老的研究员老的老,病的病,非常需要一批新生力量。于是社会科学部就有一点不公开的在内部招一批年轻人,因为他们也听说文革中有一些人在自学。我考的是情报所。情报所大概是国内订阅外文期刊最全的一个机构,就需要有人来把这些刊物翻译成中文。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去考了一下。他们有一个笔试,采用类似于考试的办法,给我一篇文章,一本字典,让我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翻译,看我的中文翻译的怎么样,文字的准确性怎么样。另一个考试是随便抽出一篇文章让我口译一下。考试第二天他们就对我说:你还可以,口译的意思比较准确,笔译的文章比较长,还要再看一看,以后再给你一个答复。一拖就拖了很长时间,我父亲后来也写了信想办法,他怕我又一次受到伤害。后来学部通知我可以去上班了,我就在那儿工作了两年。

我觉得那两年过的很快,因为在1978-79年的时候社科院处在学术的最前沿。从胡乔木开始,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都来讲。他们有一个双周碰头会,在会上他们都把十年思考的心得跟大家讲一讲,这是一个很内部的会,在社科院的小礼堂举行。虽然很内部,但是我要进去的话也没有人拦我。他们对政治改革的设计远远走在现实前面。于光远当时就谈到:如果中国的私人企业比例达到60%,中国就有救了。他认为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改革水平,那么中国的改革差不多就完成了,那是1978年的事情呀!然后王若水就大谈异化理论,他说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当中才会发生一话,社会主义时代也会发生异化的,而且这种异化有时是很悲惨的,文革就是把马列主义幼稚化了。这些观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像是天方夜谭的东西,在一个小范围内听到,听到以后又在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小范围内议论。刘宾雁就是那时候认识的。恢复学部之后不久刘宾雁就分到哲学研究所,去编《外国哲学译编》,把外国的哲学介绍进来。那么他就要到我们所里借杂志。有人就说:这个人就是刘宾言。我就主动去和他认识,大家一块聊哲学的一些问题,当时有很多名人也是这时候认识的。周扬也来作报告。当时他就痛哭流涕,我们都很感动。因为周扬是一个大人物,但是在反省他当年在“反右”中的做法,再对比再文革当中他的遭遇,他说:我才理解到当年我整人家是多么不对,然后就痛哭流涕。但是当时也有人给我的印象不太好,那就是邓力群等人,邓力群也来讲话,但是讲话的方式永远是高高在上的。

这两年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认识了一批名人,接触了很多社会问题,开始考虑更多的问题。如果说我在吉林乡下的那段时间是在自学的话,那时候比较多的是想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各种制度,并不完全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我没有接受过经济学的训练,只是想着生活很枯燥,我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因为当时中文书被禁掉了很多,而且很多书不方便看,因为别人知道你在看什么。英文书的话,别人就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内容了。我当时自称是在看马列主义的著作。我有很多英文书,有些是从上海带过去的,有的是朋友送我的,寄过来的,有的书是捡回来的,破四旧的时候,有的书还没有烧完人就走掉了,我觉得烧掉可惜就去偷偷的拿上一本,有一些是文学的,像《双城记》、《悲惨世界》了。东北的冬天很长很长,农民很早就睡了,我就看书。这段时间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自学外语虽然使我的外语好多了,但是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没有那么高,我只是从情感上很同情农民。但是在社科院两年,接触了那么大一帮人,集中的讨论了为什么会导致文革,我们的制度里肯定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怎么去改?特别是在1978年底邓小平就复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更强烈了:我们的制度一定要改,但是怎么改当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正在开始摸索是从农村里面改还是从集体企业改,这个问题在社科院里面讨论了很多。使我受到很大影响,我也在反复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上的问题,如果经济上好了,其他问题相应的就好解决了。

在1979年初,我就决定要去考研究生。我们所里面起初有些不同意。有什么外事活动,学部的外办的人还是蛮喜欢来找我的。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觉得我还是蛮信得过的,第二使我觉得很多老研究员已经几十年与世隔绝了,虽然说恢复和世界上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员接触,由于有很多新的词汇,而且研究方法又跟不上,就有很多心理障碍。我就没有这个心理负担了,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而且英语也是自学的,要不行就不行吗,也没有什么丢脸的。但是我还是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和外宾交流。我也问他们。很多外宾也说,你要赶紧考大学,不能永远是一个高中生。虽然我是66届的高中生,文革的时候还没有毕业,后来也就没有给我们那个文凭。我就跟父亲商量,也跟社科院的那些好朋友商量。他们说,你虽然现在处境非常非常好,但是过了几年几届大学生毕业出来以后,你的处境会怎么样?你还是要追求你自己的学历。后来我就用这个理由去说服所长。我说,所长,如果是你的小孩还可以考一考,但是在年龄上已经处于边缘了,你是让他就这么作为一个高中生工作下去呢,还是让他再去考一考?我如果靠不住的话,还会在这儿。他说:希望你以后还回来。我当时就答应他了。我就没有去念本科,直接去考了研究生。因为我的太太还在上海工作,我就优先考复旦大学,当时经济系里面又有一个新的专业是世界经济。我觉得中国经济问题还不能就中国经济论中国经济,必须要看一下世界其他国家怎么搞得那么好。就去报考世界经济。考上了。


幸运的访问学者


我们在复旦大学,第一年学了一年的资本论,第二年讲了一年的帝国主义论,第三年作一篇论文。我的论文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三年以后,我毕业的时候,复旦大学要留下一些人,我也被选上了,就在复旦大学留校了。一年以后,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复旦大学校长谢旭德拿到一个机会,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跟他说,欢迎复旦大学派一个访问学者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去。谢旭德校长回到复旦以后,就举行了一个考试,有些年轻老师都去参加,主要是考英语,也考一些经济学。后来我被录取了,其实我在政治上没有参加考试的那几个老师强,他们都是党员,分配在复旦的时间也比我长。因为在英文成绩上我要比他们好,就派我去。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芝加哥大学是什么性质的大学。复旦的一位教授还跟我说,美国好的大学都不是一地名命名的,哈佛大学在剑桥市,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市。以地名命名的大学都是二、三流大学,芝加哥大学是一个社区大学。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社区大学。我说,如果我完全错过这个机会,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先去了再说。去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学校那个好,经济系那么强,有好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记者注:1983年以前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到目前为止共有9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高居世界所有大学经济系之首)。我就很高兴,同时也觉得这个机会那么难得,因为访问学者的时间是一年,我就考虑到底怎样去使用这一年的时间。我也像学生一样到处去听课。

到了一年结束的时候,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D Gale Johnson教授就跟我说,我看你好像也很喜欢经济学,我现在给你一张往返的机票,你现在就会负担,你告诉复旦大学你已经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我们同意接受你成为博士班的学生。但是这个奖学金是对你的考察结束之后才决定给你的,也只是给你的,不能转让。但是我们很珍惜和复旦大学的关系,所以如果复旦不同意你回来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我说:机票呢?他说:机票让它作废就行了,记住两点,第一,你一定要取得复旦的同意,第二,这笔奖学金是跟着你的,不可以转让。我回去以后,碰到我的人当面都说:那太好了,你应该回去。但是在背后都表示: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不知道读到猴年马月去了,我们还要代他上课!谁有这个空啊!他们都表示困难。搞来搞去,每个人都说自己不反对有人反对。后来我找到了谢旭德校长。谢校长说:文贯中同志,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好的一个学校,而且给你全额奖学金。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学经济的人,我去帮你代课,可惜我不是。所以你这个问题还要在你们系里解决,你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后来我到系里,找到一个老师,他觉得他开的有些课已经不是很受学生欢迎了,但是我的课学生的兴趣还是比较强。因为当时我还开了一些课像《发展经济学》,我已经把教材编出来了,我当时用世界银行的一些最新资料把它编出来,在国内比较新。还有一个老师对我相当不错,我和他一块来编这本教材。他是一位年龄比较大的老师,但是思想很新,他去找来那些英文材料,然后让我翻译成中文,编成教材,一块来开这门课。后来他就成了人口研究所的所长。他对我说,你就算了吧,反正已经出去了,人家出去一年半载就回来了,去一趟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把情况告诉他。他还是蛮好的,就说:那好,你在那儿需要五年的话我就帮你代五年课。然后再有人反对,我就说:这个老师已经同意代课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松这个口,但是日子慢慢近了,芝加哥大学马上就要开课了,这几万美金就要浪费掉了。其实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这笔奖学金是不能转移的,都在动这个脑筋:文贯中留下来,我们就有可能去。后来我就慢慢听出味道来了:文贯中啊,出国机会还是要大家分一分的,不要一个人独吞吗!开始我当然就同意了,我说可以呀!大家都有机会呀!他们就说:那好啊!那看看你让给谁啊?我想起来了,说:你可以去调查,这笔奖学金是跟着我的,如果我不去的话就作废了。然后在内部讨论之后,他们表示同意了,说:文贯中,你先去,你等我们寄去的信,如果我们同意,你就继续学下去,如果不同意,你就马上回来,好不好?我说:我肯定马上回来。我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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