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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厚示
谈以“形”写“神”
早在五十多年前，北大宗白华教授曾指导我写艺术辨证法方面的研究论文。可惜我在宗先生门下的时间很短。不久我即被厦门大学召回教学岗位。近几十年来，我在从事中国古典诗歌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深感到学习艺术辩证法的重要性。前些时候我写过《诗歌的意境》一文，提出了“情景交融”、“时空流转”、“声色兼备”、“虚实相生”的十六字诀。这些都属于艺术辩正法的范畴。今天我再提出另一个十六字诀，即“以形写神”、“以声表静”、“以小见大”、“以疏见密”。它也是艺术辩证法所包涵的内容。现先谈以“形”写“神”的问题。
诗词和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都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所谓形象，即首先所包含着“形似”的要求。如果完全撇去“形”和“象”，将何以表达“神”和“意”呢？诚如宗白华先生论中国古代绘画时所指出：“实先由形似之极致而超入神奇之妙境者也”（《艺境》第34页）诗词也是这样。
但任何真正的艺术都不能是生活的自然主义写照和机械翻版。如过于追求形体的酷似，反往往导致艺术的破产。如齐、梁时代的诗歌，它的致命弱点就在于“情必极貌似写物”（《文心雕龙·明诗》），以致“彩俪竞繁，而兴寄都绝”（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终于走入了一条专务浮华辞藻和追求对仗、工整的形式主义死胡同。
晚唐诗歌理论家司空图是反对“极貌以写物”的。他在《二十四诗品·形容》中提出了“离形得似”得主张。许印芳在《与李生论诗中·跋》中指出：司空图的这一主张目的在鼓励诗人们“略形貌而取神骨”。换言之：形只是“貌”，既不可不似，也不可太似，而应在“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语）；神才是“骨”，诗人应以形写神，因貌见骨。改用今天的理论术语说，就是强调要用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取其富有本质特征的艺术细节）去反映生活，使人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领悟生活的真谛。试举咏物诗两首作对照以说明之。
白居易有咏鹤诗多首。其《池鹤二首·其一》云：高竹笼前无伴侣，乱鸡群里有风标。低头乍恐丹砂落，晒翅常疑白雪消。转觉鸬鹚毛色下，苦恨鹦鹉语声娇。临风一唳思何事，怅望青田云水遥。这首诗的确写得不很成功。它一味图形写貌，绘声绘色，仅规规于咏物，欠缺传神。诗人的性格也不见了。比照杜甫的《画鹰》诗，确实逊色远矣。
杜甫《画鹰》云：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可摘，轩楹势可乎。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这的确是一首难得的好诗。诗为题画而作。但在杜甫笔下，画中的鹰显得何等有生气！仇兆鳌评曰：“曰竦，曰侧，摹鹰之状；曰摘，曰呼，绘鹰之神。……老笔苍劲中，时见灵气飞舞。”（《杜诗祥注·卷一》）正基于此，清王士祯说，此诗首局“五字已摄画鹰之神”。此形写神，足见杜诗之功力所在，从此诗中，也能分明看出杜公的壮志、雄心。
司空图的“离形得似”还包含了另一层意义，那就是“神”比“形”重要，“意”比“象”重要。诗人必须写出人的精神，必须寓以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曹操的《观沧海》之所以成为描写山水的名篇，不在于他所描摹的山水形状是否酷似（当然不能完全不似），而在于它“有吞吐宇宙气象”（沈德潜语），突出地表现了他的远大报复和宽广襟怀。更难能可贵的是曹操在这首诗中把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融而为一，通过对大海吞吐日月星辰那种壮丽景色的描写，抒发了他统一祖国的雄心壮志。在曹操的笔下，景物都写得生气勃勃。沈德潜说曹操诗“时露霸气”（《古诗源》卷五），是有几分道理的。所谓“霸气”，指的正是曹操志在统一的襟怀。你看：海水动荡，山岛矗立，树木葱茏，百草苍翠。祖国山河显得何等雄浑，何等有生命活力！在萧瑟的秋风中，洪波踊跃，一浪高似一浪，这又是何等顽强的斗争精神！“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更是气象壮阔，想象宏奇。鲁迅说得好：曹操的“胆子很大，……想写的便写出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敢于抒写自己的政治抱复，在诗歌中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些都不失为“以形写神”的典范。
司空图又强调“行神如空”（《二十四诗品·劲健》），要求象“落花无言”（《二十四诗品·典雅》）似地做到神行无迹。也就是说，诗人必须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吐露心曲，而不应该用干巴巴的语言直接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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