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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以隋炀帝挖运河使民生雪上加霜为例，将之打入暴君和昏君的黑名单。但历代也屡有为其辩护的。比较公允的是唐朝大学士皮日休的说法：“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得也。”皮日休为运河而写的诗《汴河怀古二首》也流传甚广：“万艘龙舸绿丛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 我觉得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复杂的帝王，他身上一半是商纣，一半是大禹。真让人分不清：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或者，功与过很均匀地各占一半？也许，这世上的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双刃剑吧。 直到当代，还有学者说隋炀帝并非彻头彻脑的坏人，而是好心办坏事，或者说想做好事却做砸了：“隋炀帝区别于历史上诸多昏君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他不是一个只顾个人享乐而无所作为的君主，他想干好事干大事成圣王之业，想大有作为。但干好事的心太大，结果走向了反面，成为亡国之君。”（袁刚语）唉，隋炀帝败于用力过猛，死于用力过猛。即所谓过尤不及。 隋炀帝，无法盖棺论定。也最好不要盖棺论定。运河本身，又像一架天平，衡量着隋炀帝的功过是非。可这是摇摆的天平，一会儿向左倾斜，一会儿向右倾斜。譬如，刚看过隋炀帝御码头的石碑，发现不远处又立了一块新碑，走过去细看，原来是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纪念碑。我对促进过中国大运河发展的隋炀帝，不禁多了几分同情。大运河对于他，究竟是福还是祸呢？他的名字因为运河而深刻在历史里，而他本人也因为运河而遭遇兵变横死、而承担千载骂名。究竟值得还是不值得？虽然天地人心是杆秤，也还是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算不明白的账。 二十世纪初，有个叫宇野哲人的日本学者，在题为《扬州》的游记里，说运河巡游只是隋炀帝的计谋：“炀帝开凿运河时，两岸树以扬柳，十里一亭，携佳人悠游其间。后人因此批难炀帝徒以骄奢，浪费国币。然炀帝并非暗愚之君主，何至徒为游兴而凿耶。彼雄心勃勃，功名心重，大业七年亲率大兵东征高丽，大运河盖其漕运兵粮之必需。彼悠游于运河之上，亦是亲自巡察运河工程优劣之举，惟恐高丽警戒防备，故借名佚乐耳。后人至今尚同高丽，陷彼之术中而不知，何者？”隋炀帝开运河来扬州看琼花，若真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那他这一手障眼法用得太高明了，把天下人都蒙蔽了。 幸好，目前还没人猜测隋炀帝是为了让中国大运河若干年后能评得上世界文化遗产，才大兴土木的。那可太“穿越”了。 只是，运河倒确实是一条穿越之河，不仅穿越了南北，还穿越了古今。 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肯定了大运河的现实用途及历史意义：“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运河促进了南北交融，江山大一统。说它是中华版图上乃至历史中的血脉、气脉、命脉，并不显得夸张。 隋炀帝的政绩可不仅仅是挖运河。开创科举制，也是他一大壮举。发展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增置进士科，使国务的操持由世族门阀政治逐渐改向科举取士，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带来了教育制度的升级和社会的进步。说隋炀帝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革命家，一点不为过。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终止。“我劝苍天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隋炀帝首创科举制度，相当于开凿一条人才的运河，不仅当时就使许多出自寒门的年轻人得以脱颖而出，“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更对后世后代影响深远。与其形象工程“大运河颇费争议相比，隋炀帝开创科举制度对封建时代中国的贡献，则是举世公认的。 《隋书》还盛赞了隋炀帝的军事天才：“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他开凿运河、统一南北之外，还扬威西域、畅通丝路，被周边各少数民族众星拱月般拥戴为“圣人可汗”。连突厥启人可汗都写信表忠心：“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怜养，百姓蒙恩，赤心归服，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染干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世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与后来的“天可汗”唐太宗相比，这“圣人可汗”绝对算先驱。 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可见隋炀帝是个有文化、爱文化的皇帝。和曹操父子三人一样，隋炀帝也是诗人。他西巡青海和河西走廊，所写《饮马长城窟行》，被誉为“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溪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缘崖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方举。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可见其雄心壮志。 隋炀帝既爱长城也爱长江。在唐朝张若虚之前，这位多情的帝王就写过《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还有《江陵女歌》，不像是帝王手笔，却体现出对江南风俗民情的喜爱：“雨从天上落，水从桥下流。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长江是他写生的对象，看着看着就调动起感情来了，譬如《夏日临江》：“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隋炀帝为扬州写过不少诗。《江都夏》描摹扬州夏日的闲适，像一幅水乡写意画：“黄梅雨细麦秋轻，枫叶萧萧江水平。飞楼绮观轩若惊，花簟罗帏当夜清。菱潭落日双凫舫，绿水红妆两摇漾。还似扶桑碧海上，谁肯空歌采莲唱。” 更有代表性的是《江都宫乐歌》：“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形式上已十分接近七律，可称作七律之祖。他本人也被后世众多粉丝戴上“唐诗之祖”的高帽子：对于诗歌史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终结百年陈梁靡靡诗音，恢复汉民族诗歌风骨与精神，开创“盛唐之音”辉煌大气的阳刚之美，使“济苍生” “安社稷”的主题顺延成为唐诗的大灵魂。 隋炀帝开汴渠时作《水调歌》：“王孙别上绿珠轮，不羡名公乐此身。户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有一种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潇洒劲儿。 五千多艘船只组成庞大舰队，只为了护送一个人下扬州，堪称超纪豪华之旅。坐在“旗舰”上的隋炀帝，意气风发地赋诗《泛龙舟》：“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他把下扬州当作衣锦还乡了。王夫之对此诗尤其看好：“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少年犹有英气。” 隋炀帝是“高产诗人”：《隋书·经籍志》录《炀帝集》五十五卷，选入《全隋诗》的就达四十多首。 隋炀帝还是音乐发烧友。他把自己的一些诗篇如《泛龙舟》《水调歌》等，都谱成乐曲。有许多官吏，都是因为有音乐才能而被隋炀帝破格提拔，“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隋书音乐志》记载炀帝还亲自制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 既懂文治，又有武功，看来隋炀帝真是个全才。可惜这世间并没有完美的人与事，或者说越接近完美就有越大的危险，隋炀帝自以为是光照四海的太阳，却遭遇了日全食。原本想流芳百世，却遗臭万年。不管这是他自身局限性造成的黑暗，还是被人为抹黑的，都构成一种不幸。越是自以为幸运儿，就越容易遭遇不幸。但这所谓的幸运与不幸又有可能相互转换。还是拿被我视为命运之河、运气之河的运河来举例子：运河没给隋炀帝带来好运气（甚至还带来厄运或噩运），却给中国带来了好运气。 还是拿隋炀帝的《野望》来反观他自己的命运吧：“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 离开冶春园旁边隋炀帝的御码头，前往扬州城北郊外城河边的天宁寺，门口有清朝皇帝的御码头。康熙六次南巡，都住在天宁寺，还命令两淮巡盐御史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在寺内设书局，主持刊刻《全唐诗》，纂修《佩文韵府》。乾隆同样六下江南，夸天宁寺是“江南诸寺之冠”，并在寺西建行宫（今天的“西园”）、御花园。 康乾盛世，使扬州迎来第二个全盛时期。乾隆顺大运河南下所乘的龙舟，其华丽的程度比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他还有比隋炀帝幸运之处：能玩得起。隋炀帝是玩不起硬要玩，结果玩砸了。乾隆是不玩白不玩，大清帝国的国库装满白花花的银子，不花白不花。况且修河、建行宫和御码头之类，根本无需他本人买单，扬州富可敌国的盐商们争相进贡。 我们都知道扬州有瘦西湖，瘦西湖为什么那么瘦？那曾是为迎接乾隆游船专门翻浚的御用水道，能不苗条吗？为了让乾隆从天宁寺御码头登舟，脚不用点地就能遍游扬州胜景，高御史还开通莲花峺新河直抵蜀岗的平山堂，两岸建满各色园林。尤其是北岸的“白塔晴云”，传说乾隆初游时原本没有，听到他感叹水边缺座塔就少了点情趣，当地的“盐老板”纷纷一掷千金，集成巨款雇佣大量工匠一夜间造成。待到乾隆第二天重游，一座与北京北海白塔相仿佛的高塔已如海市蜃楼般立在湖畔。 与隋炀帝相比，乾隆见到了更好的运河，而且他本人也比隋炀帝有更好的运气，一帆风顺地活到89岁，是寿命最长的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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