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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庆这件事上，复旦大学跟非教育机构的大型国企没什么两样——千万别去想复旦大学拥有中国传播学领域顶级的新闻学院，这新闻学院里既有电视方面的专业，也有广告方面的专业，这个学院、这些专业，学院里的专家教授，跟学校的校庆活动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复旦大学的校庆活动跟国企的厂庆司庆一样，都由总部（大学里就是校部）的行政部门、后勤部门、宣传部门等职能部门来组织和实施的。如果隆重一点，校方会成立一个校庆委员会，下设校庆办公室，由上述几个职能部门抽调人手组成。 复旦校庆宣传片正是这么组织实施的，他们不去劳烦新闻学院的专家们，而是按惯例找了一间电视制作公司来承制。
由校外专业人士来设计制作形象宣传品，好像也是中国大学的传统。1917年，北京大学要设计校徽，校长蔡元培找的就是校外人士——教育部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务的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先生。周树人先生设计了那个著名的“哭脸校徽”（刘半农对那个校徽的称呼），立即就被北大采用。顺便说句，周树人是蔡元培的绍兴老乡，他进教育部当公务员正是因为蔡元培的提携。那个校徽1949年之后被弃用，1980年代恢复使用。 你说周树人不是形象设计的专家？啊，那是你的看法，蔡校长认为他是。
（上图：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讲到校庆，讲到北大，就想到北大1998年的百年校庆。当时北大发行了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里面错字连篇，“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纷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挂云帆济苍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拥书城，富甲一方”。 堂堂北大，国学大师云集，怎么可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其实正常啦，国学大师跟校庆没有关系嘛。
2011年5月，故宫发生一起文物失窃案，北京市公安局迅速破案。5月13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公安局赠送锦旗：“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网友质疑“撼”为错别字，正确用字应为“捍”。面对质疑，故宫负责人表示，“撼”字没错，显得厚重。“跟‘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中‘撼’字使用是一样的。”错别字已经是笑话，辩解更加可笑。 最后，故宫博物院还是就锦旗上的错字道歉。故宫表示，此次赠送锦旗由保卫部门负责联系、制作，赠送前未“交院里检查”。在媒体质疑时，“该部门未请示院领导，仍然坚持错误，强词夺理，不仅误导公众，而且使故宫声誉受到严重影响”。 用闽北建瓯人的话来说，用“脚腹头（膝盖）”想，都想得到这是故宫保卫部门干的事，跟故宫里的那么些中国文化大师没关系。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是郑欣淼，著名学者，“故宫学”专家，就是成心想错都不可能错得这么低级。
资源调配是大机构做事不专业的原因。 机构很小，通常一个人身兼数职，最典型的例子是早年乡村小学的校长，一个人身兼校长、教务主任、科任老师、敲钟师傅等等。机构一大，就得分工，大家各司其职。以复旦大学的新闻学院来说，教授们职责是讲课、带学生、著书立说，校庆琐事就不劳他们了。 有复旦校友李天扬提到抄袭事件发生后复旦的危机公关极差，他说，“我们新闻系的居延安老师，在全国率先开设了‘公共关系’课程，他的著作《公共关系学》长销至今。可惜的是，最早开设公关课的复旦，公起关来，却并不高明。这一次，也是。”其实，校方负责公关的职员可能根本没学过公关关系学，跟居延安老师一点关系没有。复旦大学最好的公关专家应该在新闻学院而不会在校部。
程老汉说在校庆宣传片这件事上不要把复旦当成教育机构，是因为，校庆诸事不是由复旦那些负责教书育人的教师负责操作的，而是由校部的行政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操作的，跟教书育人无关。 总而言之，不要因为复旦大学是个教育机构而对其校庆宣传片搞抄袭（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复制”）有格外的苛责，你把复旦想象成国有大企业可也。程老汉当然不是说，企业抄袭可以原谅，任何机构任何人抄袭都应该受到谴责和处罚。程老汉的意思只是，大学抄袭不必罪加一等。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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